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乡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根，地域文学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重镇，前贤时彦多有宏论。然而如何打开地域文学内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更为精准地深入其内部的层级和结构，抽绎出贴合中国乡土现实的专题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具备深厚的学术涵养，同时也需要其具备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关怀。余连祥著《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就以其对现代地域文学文本的熟稔和敏锐解读，以及对江南小城镇带有自身“体温”的细微探察，给当下地域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地。

“江南”一词令人魂牵梦绕。它不仅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同时也有独特的经济学含义，而在文化上，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象。涉及“江南”的现代地域文学研究，就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定。余著以“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为论述主题，首先就清晰地辨明了“现代江南”“江南小城镇”和“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等关键词。江南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通常指长江下游苏南、浙北等地。到了近代，江南的地域范围是以上海为中心城市向外辐射，由太湖流域、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地区以及浙东的台州和金华等地形成的辐射圈。与传统的江南概念相比，“现代江南”不仅仅只是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动，它是在晚清以来古今中西交汇的历史关口受现代性熏染浸润形成的新概念，本身蕴含着近代以来整体性的中国问题的内在独特性和复杂性。而“江南小城镇文学”因其独特的地域性视阈，精准地承载了上述问题的诸多特性，成为现代地域文学的一个独特类型。

余著对江南“小城”和“市镇”的区分是其展开文学文本论述的前提基础。论者通过理论辨析和生活经历的回顾，令人信服地指明了江南的“小城”指的是由地方政府直接管辖的府城和县城，是一个地方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而江南的“市镇”虽然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某一府县，但在经济和文化上不一定完全属于其下一层级。如南浔虽然属于湖州城，但其凭借丝织业的发展繁荣，已经使它在经济和文化上超越了湖州城，影响所及，遍及沪杭，乃至海外。这种得天独厚的地域特性，使得江南小城镇处在现代大都市与底层乡村的中介环节，承担着接受与再辐射现代性的任务，本身也成为现代中国城乡发展、传统与现代碰撞的交汇地。

由此看来，“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的独特内涵也就显现出来了。在论者看来，江南小城镇作家所写的作品并非都是小城镇文学。这些作家深受江南文化浸染，同时又背负现代的忧思，“侨寓”在大都市而在不同的文化参照系中反观江南小城镇，字里行间又有了文化批判精神。论者把这批深受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化影响的作家称作“现代江南小城镇作家群”，而“他们那些对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化进行文学书写的作品才算是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

一般来说，现代地域文学是在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得以生成和论述的，地域文学内部的丰富性一直难以得到十分有效的展开。余著通过对江南“小城”“市镇”和底层乡村的细致辨析，在都市文学和乡村文学的二元结构中，楔入了“小城镇文学”这一兼具江南地方独特性和近代中国问题普遍性的文学类型，打开了一块新的地域文学研究空间，将现代地域文学的“中国性”内涵更加深入地突显了出来，这充分显示出论者明确的问题意识、扎实的理论素养和独到的文学史眼光。

作为“现代”“江南小城镇”和地域文学的交汇点，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必然呈现出它自身独特的地域性和特有的文学品格。余著主体部分从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中的意象、人物群像和母题变奏等多方面入手，在充分掌握现代文学作品和相关史料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结合历史文献考证和文化研究等多种跨学科方法，贯通文学文本与社会科学研究，从而透彻地剖析了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的内在肌理，为给予其文学史定位奠定了扎实的论证基础。

意象是一个最小的“诗意自足性”的“单位”，意象分析是文本分析的最好抓手之一。论者从分析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中的意象着手，分析了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中的江南文化元素，并将其分为三大类：体现江南文化元素的自然景观意象、人文景观意象和风俗意象。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现代大都市上海以极强的辐射力，通过“洋蚕种”、“肥田粉”、抽水机、机器轧米船等“陌生人”，推进了江南小城镇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进程。因而，论者还在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中发掘出了“陌生人”意象。这一细致的区分，充分突显出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并为进一步沟通都市文学和乡村文学打开了文本通道。

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群像，论者将其分为士绅群像、商人群像、留守女性群像、边缘人群像和“文化英雄”群像等。其中“文化英雄”的概念来源于费孝通社会学名著《乡土中国》，余著则通过将社会学观念与文学文本相结合，在社会学的视野下重新审视这些生长于江南小城镇、但大多接受过西方新式教育的“文化英雄”们，他们不管是热心于新式教育还是兴办实业，都是将一腔热血奉献给自己的故土和国家。论者强调他们是现代江南小城镇孕育出来的时代弄潮儿，是“失败的英雄”。

在具体分析江南小城镇文学作品时，论者同样注重“互文性”解读，其中就以其对江南小城镇文学作品的“母题变奏”阐释为亮点。江南小城镇文学作品系列，因其相同的地域性特点，在同一历史时期，往往会形成一系列相类的母题，而随着历史时期的演进，这些母题又会发生变化。五四新文学初创期，鲁迅与受其影响的乡土写实派作家们，共同书写了浙东宁绍平原上的江南小城镇文学，交织着对于江南小城镇文化的乡愁和批判。到了“左联”时期，江南小城镇文学因受当时社会科学成果的影响，突出了“破产”等主题，建构了江南小城镇文学的灾害叙事。抗战烽火骤起，江南小城镇作家通过对逃难、苦住、抗日游击战争、返乡之难等主题，书写了战争离乱的江南篇章。

在具体的文本细读中，论者不仅关注那些文学名篇，如鲁迅、茅盾等大家的江南小城镇文学作品，同时也发掘出了此前未受重视的作家、作品，如孙席珍《凤仙姑娘》、许杰《隐匿》、魏金枝《校役老刘》《奶妈》以及钱君匋《幸免者》等。余著所选文本不仅包括江南小城镇相关的小说作品，同时也以相当篇幅解读了相关的散文、诗歌等作品，在体裁研究上丰富了地域文学研究。尤为值得赞赏的是，论者把江南小城镇作家和作品放置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尽管东北作家和四川作家都形成了作家群，但这两个作家群在小城镇文学与地域文化的书写方面并没有形成共性鲜明的特色，在现代小城镇文学中，真正形成作家群体的只有现代江南小城镇作家群，从而在文学史的脉络中确立了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的特有地位。

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只存在于文字中，不只存在于历史的叙述中，它凭借自身旺盛的生命力，一直随同时间的演进，还默默存活于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中。文学研究因而不仅需要面对文本，还需要面对事物本身，它要求我们的研究者能够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探寻作品生命力在文字之外的生发和延展。余著并非纯粹的现代地域文学文本研究，而是结合江南小城镇文学独特的地域性品质特征，运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将视野拓展到作家故居开发、作品的多媒介传播以及相关衍生品开发等问题上，体现了论者对该论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该书作者自幼生长于浙江桐乡石门镇的“乡脚”内，少年时期求学于茅盾故里的乌镇中学，江南小城镇清新秀美的自然景致和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无不影响着著者的成长，也使其对江南小城镇文学的研究增添了他人无从拥有的自身的“体温”。这种学术研究具有极为难得的情感和温度，不仅体现在江南小城镇之为作者的故里，使其文字带有作者的“乡愁”，更多地则体现在作者多次实地的调研走访，发现了文字之外广阔的生活世界中，江南小城镇文学在当下鲜活的存在与潜在的问题，具有实实在在的现实意义。

“江南佳丽地”，人才辈出，江南小城镇文学作家、作品也很多，如何进行有效且贴合实际的“二度开放”，就成为文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共同的课题。余著广泛走访了鲁迅和周作人的出生地绍兴都昌坊口、茅盾故里乌镇观前街、郁达夫富阳县城故居和杭州城内的“风雨茅庐”、叶圣陶“第二故乡”甪直镇、丰子恺故乡石门镇，以及夏衍、朱自清、王鲁彦、洪深、徐志摩、柔石、艾青、于伶、葛琴、巴人、陆蠡、林淡秋等作家的故里，用脚步丈量历史的轨迹，用相机记录时代的更新，在文学文本、“历史现场”与当下现实等多方面进行多层次穿插游走，使江南小城镇文学腾跃于文字之外，走进了当下的历史时空，链接上了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反过来也重新激活了不少曾经沉寂着的文学文本，推动了现代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化。

中国现代地域文学作家作品多、历时长、成就大，既需要宏大的历时性研究和理论建构，也需要独具特色的专题研究，还需要难能可贵的带有自身“体温”的多元化研究。《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研究》选题价值高、所及视野广、成书体量大，不仅对继续拓展现代地域文学研究的新视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且对如何推动江南小城镇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当下的城市化进程、小城镇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等问题也将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