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是一部写了13年的小说，是一部与时代有同构关系的小说，是一部关于知识阶层的小说，是知识阶层人物的博物馆，也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意味的小说。小说以儒学院的具体筹建人、儒学大师程济世归国联系人应物兄为主角，将他这一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遭遇跃然纸上，将各色人等的心机、算计以及冲突、矛盾或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汇集于儒学大业的复兴中。知识界与历史、与当下、与利益的各种复杂关系，通过不同的行为和表情一览无余。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小说，它的文学价值将在众声喧哗的不同阐释中逐渐得到揭示。

《应物兄》发表之后，首先在上海批评界引发了近乎海啸般的震动，除了郜元宝温和地提出了少许质疑和批评之外，几乎众口一词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应该说，《应物兄》承担得起这样的评价。据统计，小说涉及的典籍著作四百余种，真实的历史人物近二百个，植物五十余种，动物近百种、疾病四十余种，小说人物近百个、涉及各种学说和理论五十余种，各种空间场景和自然地理环境二百余处，这种将密集的知识镶嵌于小说中的写法，在当代文学中几乎是空前的。满篇飞扬的知识符号遮天蔽日目不暇接，它新奇又熟悉，绚丽又陌生。这是批评界对这部小说倍感亲切的原因之一，于是大家跃跃欲试又莫衷一是，“热议”一词几乎是所有报道这部小说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这种效果大概早在作家李洱的预料之中，也应该是李洱最为得意之处。想到这里，耳边就会响起李洱那狡黠又天真的嘿嘿笑声。

小说封面有一句寄语或提示曰：虚己应物，恕而后行。出自《晋书·外戚传·王濛》，意在说待人接物应有的态度和要求，顺应事物谨慎行事。这是作家对个人叙事和处理人物的自我提示，但我更愿意从创作的方法上理解“应物”的含义。“应物”，原指画家的描绘要与反映的对象形似，就是应物象形。其说法出自南齐谢赫的《画品》，《画品》提出了谢赫六法。包括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应物象形，就是画家在描绘对象时，要顺应事物的本来面貌，用造型手段把它表现出来，描绘事物要有一定的客观事物作为依托，作为凭借，不能随意主观臆造，也就是客观地反映事物，描绘对象。但是，作为艺术，也可以在尊重客观事物的前提下进行取舍、概括、想象和夸张。这可以说是指一种创作态度和方法，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最早的朴素的“现实主义”。我理解这是解读《应物兄》的钥匙和入口。或者说，李洱在塑造摹写应物兄等一干人物及其关系的时候，其主观愿望是力求达到应物象形，真实准确。当然，今天对应物象形的理解和文学实践早已超越了谢赫的时代，对各种艺术手法的综合运用已经成为常识。因此，今天“应物象形”显然也具有了它的时代性，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李洱将小说命名为“应物兄”。而“应物”对小说而言，不止是一个人物，也是他的方法和自我期许。

在“应物象形”的旨归和追求下，他真实、生动、神似地写出当下知识阶层的众生相，写出了这个时代知识阶层总体的精神面貌、心理状况和日常生活。应该说，这是一个文学难题。进入新世纪之后，各种文学潮流和题材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但是，知识分子题材还是一个稀缺之物。或者说，如何处理和准确描述当下的知识阶层，作家作为这个阶层组成部分，他们仍然感到困难。这一状况，与以往经验的比较中会看得更清楚。现代知识阶层文化信念和方向的选择，经历了一个从总体性的认同到文化游击战过程。知识阶层在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总要面临文化方向和信念的选择。五四时期似乎表达了这个阶层的先知先觉，他们振臂一呼，“德”、“赛”二先生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风尚和文化潮流，展示了这个阶层耀眼的风采。但是，文化革命如割辫、易服、放脚，早已在民间完成，更无须说在西方现代性压力下改制的大势所趋。“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被发现，现当代研究界在一个时期里津津乐道就不是空穴来风。但是，通过百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我们会看到，知识分子的文化方向和文化信念的选择，同中国的现代性是一个同构关系，就是不确定性。启蒙、革命、救亡、思想改造、多元文化追求等，是这一题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回响。其间虽然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以及其他观念旁逸斜出，但是，大体总有一个“总体性”的存在，与社会历史潮流的发展构成了推波助澜的关系，形象地表达或顺应了“总体性”的要求。“狂人”的“呐喊”、“零余者”的彷徨、茅盾的《蚀》三部曲、钱锺书的《围城》、师陀的《结婚》、李劼人的《天魔舞》、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杨沫的《青春之歌》、张扬的《第二次握手》、靳凡的《公开的情书》、戴厚英的《人啊，人》、谌容的《人到中年》、宗璞的《野葫芦引》、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张贤亮的《绿化树》、王蒙的《布礼》、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叶楠的《巴山夜雨》、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构成了知识分子小说庞大而激越的交响。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贾平凹的《废都》、王家达的《所谓教授》、阎真的《沧浪之水》、张者的《桃李》、李晓华的《世纪病人》等，书写了知识阶层令人惊悚的蜕变和分化。知识阶层再也难以找到能够认同的文化总体性。这与五四时期一直到80年代是大不相同的。

《应物兄》诞生的2018年，院校知识阶层百年来所有的冲动业已平息，他们中高层的“学术人物”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他们占据了绝大部分学院资源，有庞杂的人脉关系，有巨额研究经费等，他们在这个时代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们走进掌控学术资本和话语权力的相关部门。其他教授和教员，不仅要受到现行教育制度的挤压，而且也要受到这些超级教授和学阀的挤压。因此，如何描摹这个阶层的精神状况、生存状态和创造具有概括力的文学人物，对作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时应物兄款款走来了，应物兄真是恰逢其时啊。应物兄有多重身份：济州大学的著名学者、教授，济州大学学术权威乔木先生的弟子兼乘龙快婿，济州大学筹备儒学研究院的负责人，还是济州大学欲引进的哈佛大学儒学泰斗程济世的联络人。但是，应物兄一出场，就注定了他是一个与现代知识分子无缘的人物，他自说自话、欲言又止，更多的话是憋在自己的肚子里，这是一种处事方式。这种方式是他的导师兼岳父乔木先生亲授的：不要接话太快，人长大的标志是能憋住尿，成熟的标志是憋住话；孔子最讨厌话多的人，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于是，应物兄就有了自己和自己说话、自问自答的习惯，他的内心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避难所”。他在应对日常工作的同时，也不免与商业利益瓜田李下。他的学术著作《〈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出版时被出版人季宗慈改为《孔子是条丧家狗》，应物兄大闹一场无济于事也只好不了了之，但因此他却惹上了不小的麻烦。先是师弟费鸣的“隔空打劫”，在“午夜访谈”节目中假借出租车司机“砸场子”，让应物兄节节败退颜面尽失。佯装司机的费鸣步步紧逼，不依不饶；应物兄则已经“满头大汗”了。这是小说最为精彩的场景之一。那位不知深浅的主持人“朗月当空”还说：“什么样的听众都有。上次说的那个嘉宾，被听众训得心脏病都犯了。从此我们都不得不准备速效救心丸。但我相信您能够挺住”。听了这不明事理的胡言乱语，应物兄说：“人家说得也有道理”。有了这句话，应物兄本质上还不是一个坏人，他还是一个足够机灵，不够精明的人。但这不是坏人的应物兄，却又陷进另一个进退维谷的场景：那就是后来与朗月纠缠不清的风月事。事件的缘起，应该说应物兄是被季宗慈绑架的，但是，在应物兄微弱的反抗中，也表达了他半推半就之后就随波逐流的内心潜在欲望。

应物兄是小说的主角，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几乎都与他有关系。

首先是三代知识分子：研究柏拉图的女博导何为，经济系研究亚当·斯密的张子房，文学院的乔木，闻一多的学生考古学教授姚鼐，还有物理学教授双林；第二代即应物兄这一代，包括与应物兄明争暗斗的费鸣、性取向特殊的郏象愚、研究屈原的伯庸、研究鲁迅的郑树森、“三分之一儒学家”的大学校长葛道宏、文学院长张光斗，教授邬学勤、汪居常、华学明等；第三代，如“儒学天才”小颜等人，其中不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学院相关的人物在小说中其实不足三分之一。其他人物如险些被老婆扣成肛漏的栾副省长，黄金海岸集团的董事长、程济世的弟子黄兴，桃都山集团老板铁梳子，戏剧表演艺术家兰菊梅以及电视台主持人朗月等。这些人物都与济州大学、与应物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小说被认为是学院知识分子小说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这些学院之外各色人等的关系，学院知识阶层的“应物象形”在艺术上就失去了依托，只有通过与社会各阶层千丝万缕的关系，“知识分子”们的面相才能得以完整塑造。如果从这个方面看，《应物兄》又不止写了大学，而是通过知识阶层写了整个社会。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它绵延不绝两千余年，以主流的形式对后世尤其对传统文人和近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它的博大精深显示了东方的智慧，以其独特性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发出悠长而久远的回响。儒家思想自创立始，便为传统文人设计了理想的人生道路，这一理想的设计成为中国传统文人终生向往与奋斗的目标，它的实现与否标示了人生的成败和自我价值的是否实现。在儒家看来，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最理想的人生选择，也是天经地义的分内事。要实现这一理想，通过仕途跻身于官僚集团是唯一的通道，“学而优则仕”是两千余年传统文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历代官制经由任命、“辟地”、“胜敌”、“九品中正制”等各种形式逐渐过渡到隋唐以降的“试策”取士和“科举”取士，积极从政的传统文人便纷纷踏上了通往理想的狭窄道路，一个个儒生满怀神圣与建功立业的梦幻从四面八方向科举圣地走来，终生为之追逐而乐此不疲。因此，中国读书明理的传统文人们便自觉地承当了国家官僚机构整装待命的庞大的预备队。一旦金榜题名，儒生的命运便即刻改变，它不仅光宗耀祖、辉映乡里，同时使儒生的心态焕然一新，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正是成功者心态的写照。因此，科举取士聚集了文人的目光和内心欲望。唐代虽出现过“野无遗贤”奸佞弄权的把戏，在元代也曾废止科举80年，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后来文人参加科举的热情和终生锲而不舍的努力。

儒家理想的人生道路和唯一实现途径，严格地规约了传统文人的心态模型和行为模式。对现实的态度，儒家倡导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参与意识，把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看作是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把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个人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视身负使命，有救世明道的天然义务。既要积极入世，对社会生活发生作用，只有走为官入仕的实用政治道路，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一个太平盛世。“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历代儒生的共识。这些原始教义始终激荡点燃着历代“士”的内心冲动。儒学创立时代，“士”们便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和政治旋涡，或创立学派提出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或投入君王怀抱充当幕僚，或投笔从戎参与诸侯征战。孔子仕途受挫才不得不做了中国第一位“教授”。因此“兼济天下”的入世思想是世代儒生的普遍心态，“事事关心”的参与意识一直延续至今不衰，在当代知识分子的心中依然会引起强烈的震荡。

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精神面对战乱不断、矛盾丛生、君王昏庸、奸佞当道的现实社会，必然会产生一种深切的忧患情怀，即便是处于安乐之中，也会“居安思危”。它因世代相通而成为中国传统文人或现代知识分子一个普遍的精神特征。两千多年来，传统文人无论从政或治学，他们留传下来的诗文，多为感时忧国之作，自屈原始，司马迁、杜甫、陆游、辛弃疾，一直到近代的龚自珍、梁启超等，无不心忧天下，为民族兴亡忧患不已。

与忧患情怀相连的是传统文人的批判意识。“士志于道”集中体现了传统文人的信念和终极价值关怀。因此，传统文人在封建社会同样也具有“社会良知”的功能。当“士”以“道”的承担者自居时，其客观身份已经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其“社会良知监护人”的社会功能。这是入世精神和忧患情怀在价值层面的体现。以正义的捍卫者和基本价值的守护者的身份自我定位，是传统文人理想的道德和人格境界。人生实践中是否都努力实现这一境界另当别论，但古代文学中揭露腐败荒淫、抨击时事政治、同情底层人民、抒发愤懑不平的作品层出不穷却是文学史实。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刚正顽强心态一直延续至今不衰，也正是传统文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最为动人之处。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受到重创，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仍不时有它的回响，作为中国文化的元话语之一，它有巨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但是，以应物兄为核心的正在筹备的儒学研究院及其周边的“儒生们”，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并没有在与儒家思想有关的层面展开，他们是情怀和理想尽失的一个群体，当然也不是这个时代的清流。他们与红尘滚滚的世风沆瀣一气，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所以鲁迅说：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们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可以处在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鲁迅的锐利、深刻和一针见血无人能敌。面对这样的“儒学家”，外来学习儒学的学生们甚至也敢公然地挑战儒学。卡尔文是小说中一个来自坦桑尼亚的黑人留学生。这个人物的设置意味深长：作为一个弱势国家的留学生，他是来中国学习儒学的。但是这又是一个气焰嚣张的学生。他不仅寻花问柳、声色犬马，而且可以公然挑战儒学。他曾经问应物兄：《论语》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随后孔子又提到父母在，不远游。“自远方”来的那个“朋”，是不是已经父母双亡了？一个如此不孝之人，孔子怎么能把他当成志同道合的朋友呢？卡尔文的问题确实刁钻。应物兄回答的是下半句：“游必有方”。但是卡尔文毕竟是卡尔文，他不理解的是，这是《论语》开篇的“学而篇”。学是指学习礼乐诗书，那个有朋自远方来的“朋”，不是来游玩的，是来问学、讨论礼乐诗书的。这与孔子并不反对一个人为正当的目标可以外出奋斗是不矛盾的。但是，儒学受到外来文化的挑战，在这里就是一个隐喻性的事件。难怪程济世儿子程刚笃的美国太太珍妮写的儒学论文将题目定为“儒驴”，其嘲讽意味也算是没有辜负济州大学儒学院了。

因此，在我看来，济州大学的“儒生们”虽然没有忧患、没有情怀，但是，作为小说创作，这是全新的经验。李洱面对这一新经验，为他进入创作带来了巨大冲动，但小说总体表达的是李洱苦心经营的一部未名的忧伤之书，一部不着痕迹的充满了忧患意识的小说。小说通过无数具体的细节，呈现了以济州大学为中心的知识阶层在做什么、想什么、关注什么。关于“儒驴”的那堂讨论课，再形象不过地呈现了当代“儒生们”的荒诞和丑陋，他们如果不是“儒驴”，也与他们讨论涉及的“黔之驴”相差无几了。面对“儒生们”的所作所为，李洱不是强颜欢笑，他是强颜苦笑。特别是当他提到的历史，提到西南联大一代人时说“一代人正在撤离现场”；提到80年代时说“求知曾是一个时代的风尚”。显然不是随意的联系，这是李洱面对应物兄们发出的感伤又不免苍凉的慨叹。他写到李泽厚到大学演讲的场景，不免让我们潸然泪下，我们就是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一代。当年的我们是何等的意气风发，那些历史片段至今仍储存在不同的文化记忆中，只要听听80年代的校园歌曲，读读80年代风靡一时的诗歌，我们偶尔还会闪回到那英姿勃发的青春岁月。一如应物兄在网上看到他多年前的文章《人的觉醒》的感叹。

时过境迁，我们或许也是应物兄的同道、起码相差无几了吧。大学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堡垒和思想高地，而应物兄们一步步正在走向万劫不复的境地，这是我们时代思想和精神深处最为惨烈和触目惊心的场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应物兄》就是一部充满了忧患感的大书。作家毕飞宇在写南帆的一篇文章中说：

我曾经拜读过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惨痛的记忆，我的小说至今没有留下“知识分子”的记录，足以证明保罗对我的刺激有多大。但是，我热爱知识分子，我指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我曾经鼓足了勇气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愿意通过写作最终让自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说这番话的时候“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正在臭大街。我有些赌气：我欠抽还不行么？虽然我配不上知识分子这个称号。我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愿望，“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不应该臭大街，我甚至还愿意套用一句伏尔泰的话：没有知识分子也要创造出一个知识分子来。一个好的社会怎么能容不下“知识分子”呢？一个好的社会怎么能离得开“知识分子”呢？有原罪的“知识分子”那也是“知识分子”。（1）

遗憾的是，济大的“儒生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思考自己如何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正在肆虐地蔓延。

关于章节命名，大家都注意到每个章节都取自章节的前两三个字，感到新鲜奇妙。这种题目的命名方式古已有之。比如《诗经》中的《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比如《麟之趾》：“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诗经》中类似的命题方式比比皆是。当然，最著名的可能还是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锦瑟》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锦瑟：瑟的美称。无端：没来由的。古代诗歌研究专家认为这种命题方式也是一种“没有来由”的“无理”命名，但又有“无理之妙”的美学效果。《应物兄》同样取得了这一效果。小说的结构，是以济州大学成立太和儒学院为中心，通过这一建院过程，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引进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儒学大师程济世来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任院长，本身就是一件虚妄的事情。研究儒学的这些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或者说他们的职业化，早已不把儒学当回事，儒学只是一个饭碗而已。程济世即便做了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长，又能如何？我们也见到了这位声名显赫的“儒学大师”，他也可以做《儒学与中国的“另一种现代性”》的极具当下性的报告，而且让省长和老教授们听得“血脉膨胀”，上了年纪的人甚至往嘴里塞着药丸，预防高血压或冠心病。因为他们事先就预料到自己会激动不已。但是，当程先生举具体例子比如——人的体味、包饺子、价值观之后，将儒学抬到了至高无上甚至无所不能地位时，他可能就刀走偏锋自以为是了。更何况，与其说他来济大是对济州儒学院的情感，毋宁说他更多地还是源于对济哥、仁德丸子的感情。在81《螽斯》一节中，张明亮从程先生录音剪辑出来的关于济哥的言谈，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程世济对螽斯、也就是蝈蝈的一往深情：“程先生的声音，在会贤堂回荡。低沉，缓慢，苍老，令人动容。在程先生那里，济哥已经不仅仅是鸣虫了，而是他的乡愁。”在101《仁德丸子》一节中，应物兄记得很清楚——

程先生认为，仁德丸子，天下第一。北京的四喜丸子，别人都说好，他却吃不出个好来。首先名字他就不喜欢。四喜者，一喜金榜题名；二喜成家完婚；三喜做了乘龙快婿；四喜阖家团圆。全是沾沾自喜。儒家、儒学家，何时何地，都不得沾沾自喜。何为沾沾自喜？见贤不思齐，见不贤则讥之，是谓沾沾自喜。五十步笑百步，是谓沾沾自喜。还是仁德丸子好。名字好，味道也好。仁德丸子要放在荷叶上，清香可口。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精细莫过仁德丸子。

程先生说：“奔着仁德丸子，老夫也要回到济州。”程先生对济州的情感具体而温馨，但因螽斯和仁德丸子信誓旦旦的程先生就是迟迟不临，一再延宕，他来研究院成为一个遥遥无期“等待戈多”的事件。这一后叙事视角的设定，恰好契合了小说叙事的需要——这漫长或不可及的等待，既是隐喻，也为小说叙事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建太和儒学院，风乍起，搅起满天风尘。自第三章起，黄兴的GC集团开始到济州实地调查、投资，工程上马；然后是各色人等向太和研究院拥塞，应物兄的好日子也到头了。但是当研究院终于落成的时候，济大“寻访仁德路课题小组”确定的地址却选错了。而程先生大驾仍然没有踪影。事实是，程济世是否回来一点都不重要，无论对济州大学的儒学研究院，还是对当代中国的儒学研究，一个“出口转内销”的儒学，还能怎么样呢？因此，程济世只是小说叙事的需要，与儒学没什么关系。学，不在有用无用。人文学科如果从实用的角度评价，当然是无用之学。但是，看到应物兄和太和研究院的老爷少爷们，真实的感受不是学的有用无用，而真的是一无是处了。

如果从文学谱系来讨论《应物兄》的话，这个庞然大物几乎是难以厘清的。但是，起码这样几个方面还是看得清楚：小说的章节安排，有“史传传统”的遗风流韵。小说虽然每节题目是按照每节第一行前几个字命名，但是，李洱刻意让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在每个小节中作为题目出现，使这些人物相对独立、完整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描摹这些人物的时候，他们与现实真实人物的语言、行为、名字等多有戏仿，某些著作、言论、行为等，我们大体知道来自哪里，这一挪移嫁接给人亦真亦幻的感觉，更加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性和当代性。而整体上反讽、荒诞等先锋文学的技法，不仅彰显了作家李洱的文学胎记，同时也与他试图总体性地描绘当下知识阶层面相的期许有关；小说以多种方法艺术地真实塑造了当下知识阶层的诸多形象，但那里也有抑制不住的嘲讽戏谑和荒诞；笔法当然也有《儒林外史》以及《围城》的传统，应物兄、费鸣、伯庸等，几乎就是三闾大学方鸿渐、赵辛楣和李梅亭的同事。就像《围城》中的三闾大学，对原型学校有诸多猜测，《应物兄》发表后，也难怪对济州大学原型也有了诸多猜测；如果再往大了看，从应物兄个人命运来说，他从一个成功的中年教授到一个学术明星，上街都要戴墨镜，街头电视里播映着他的演讲，他出入楼堂馆所，接触各界“上流社会”。但他最后还是遭遇车祸生死未卜；栾庭玉副省长面临着被双规，为繁殖济州蝈蝈呕心沥血的华学明疯了，双林院士、何为老太太逝世了，应物兄最尊重的芸娘长病不起……正所谓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从这个意义上，《应物兄》显然又不止是写院校知识阶层，不止是写这个阶层的堕落和分崩离析，而是对人生悠长的喟叹和感伤，人生终归是大梦一场。这样，小说无论在细节的铺排上，还是整体的象征意味上，它接续的又是《红楼梦》的传统，是《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当代回响。儒学的传统在太和研究院化为乌有，但李洱却用他的小说实现了对伟大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伟大的文学传统，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构建的传统，它在扬弃中也不断吸纳。它是由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西方优秀文学遗产合流形成的一种“守正创新”的、对当下文学具有支配性向心力的文学观念。《应物兄》的创作践行的正是这一传统。

《应物兄》是几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部重要作品，是一部属于中国文学荣誉的高端小说。长久以来，我们祝愿祈祷中国文学能够有一部足以让世人刮目相看的小说，能够有一部不负我们伟大文学传统、不负我们百年来对中外文学经验积累的一部小说，经过如此漫长的等待，现在，它终于如期而至。

 

注释：

（1）毕飞宇：《南帆的生动与理性》，《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