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班宇的东北，属于一个特殊的时间结界。如果说《冬泳》有一条泳道，我想那应该就是过去这十年时间。

2013年的夏天，全运会筹备建设最后的冲刺期，却丝毫没有最后收尾的意思。崇山中路和长江街交叉处的路面几乎被全部掀起，整个区域像被炸过。沈阳留给我的最后印象，就是这样一个凝滞的庞大机器。在那些年里，它确实就像一个机器，但是和现在公众印象中的东北不同，大部分时间里它都在无阻碍地运转，除了2007年那场雪灾。但即便是在那场雪灾里，路面被冻结，也没有被破坏，英雄般的121路从辽宁大学蒲河校区如救生艇一样驶向松山路，一元的投币不能免，也绝不多收。一路上十几个男人五六次从雪地里把公交车推出来，沐浴着各自女朋友焦虑怜惜的目光。东北是个运转正常的机器，但是并不精密，艰涩、摩擦力大，每进一步都震耳欲聋。就像当时盛行的私人承包小巴士，方向盘下方的线路一团乱麻，开起来能从脚踏板的缝隙中看到飞驰的路面，车厢疯狂超载，但上下车井然有序，逆道闯红灯，从未被警车追上过。后来，这个机器彻底不动了，被掀开的道路就像结了痂的伤口，一种物质性的创伤。

那种评论界流行的“创伤记忆”只属于有机体，机器没有记忆，只有创伤。在几乎所有的地方性文学写作里，创伤记忆被用于勾勒某种社会有机体，一种生活形式上的确证。沈从文带动了湘西旅游产业，对金宇澄的喜爱中总是有着文化自信的成分，但是一种可能的东北文体是绝无可能如此呈现的。“创伤记忆”不可言说，却可以书写，但是一个物质性的伤口要怎么来书写？博尔赫斯曾经在《刀疤》中给出过一个范例，自己面孔上的伤疤只能从制造伤疤的人的视角来讲述，自白是无法将其刺透的。这可能就是东北最特别也最容易被人误解的地方。在当下对东北的讨论中，浓重的人情关系似乎成了东北没落的原因。但事实上，如果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世界是一个机器，那么它原本就是需要时时修理和润滑的，由此，它对这个世界的不完善性比其他人更为心知肚明。大学的时候，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活动启动的真实时间往往会大幅度提前。当我把这种时间超前的官僚主义做法理解为一种时间改造时，似乎就突然抓住了马原式先锋派的逻辑，在《虚构》中，他是一个对时间做手脚的作家，而他是一个东北人。东北的社会运转是一部处处可感的机器，而不是什么隐秘的规则，比如湘西的神秘主义和上海金融资本的暗涌。有东北人离开东北，回头批判人情世故，然后自己投入到更具排斥性的、完备的业内规则中。我认识这样的东北人，大多在上海，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按照隐秘的规则说话，在这些人看来也总好过真实创伤面前的哑口无言。

我在机器停转之前离开了沈阳，班宇则没有，他继续冒着哑口的风险。和班宇认识七年多以来，我改变了曾被他表彰为“神清气爽”的语言方式，大多数留在东北的朋友则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而班宇这样的作者则是幸存者，他仍然能够还原实实在在的东北语言，那种不是描述、而是有着直接推力的语词。

与其他地方文学尽可能地去表现语言中的心照不宣不同，一种属于东北的语言是需要摆明的知识，具有肉眼可见的物质性，在阻力中强行咬合。在《盘锦豹子》中，那个关于“SAS”的段落似乎呈现出了班宇语言的本体，从字型到语音上的自由跳跃。这种在无知中保持“知道”状态的意志并非虚伪，而是对语言私密性及神秘性的拒绝。语言即生活形式，而东北社会则是一架巨大的公共机器，粗糙、透明，在展现力量的同时也暴露着所有的缺陷。在一种地方神秘主义之中找到栖身之所，这是其他地方文学自以为能，而东北文学则自认断然不能的。那些若即若离、凭借微弱的表层联系聚成故事的段落，就是这样的一部生锈的语言机器，而在班宇笔下，维持着这种脆弱联系的就是他要写的人。这些人物润滑着这部语言机器锈色最重之处，把那些平白之物强行结合为勉强延续的生活：远方传来的洪水消息、被前妻拿走的房产证、在真实的地理知识里幻想出来的至善之峰……任何一个单一的知识作为生活支柱都显得荒谬，但结合起来却是一面蛮横的蛛网，给机器最后一点牵引之力。班宇的故事，似乎都在描写机器停转前那最后几声轰鸣，机器停转之时，语言落幕之处，人从机器的缝隙里被甩出来，他们又是完整的人了，他们必须从润滑剂成为人了。这就是东北的文体，在这里，人的命运之所以具有悲剧性，只是因为你必然在终结处成为人，而这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一直拒绝的事情。在《冬泳》的结尾处，东北的寒冷被呈现为机器的冷凝水，但它同时又是羊水，它终于孕育出了完整的人，在语言机器停转之时，班宇说我们终于学会了游和行走。

我想这就是班宇作品的特别之处，写作者总是希望呈现自己的生活世界：或者是通过叙事——它在表达这是世界里能够发生的独特的事情；或者是通过自白——它在表达这个世界所给予“我”的某种独特的认识。但似乎很少有人像班宇这样，直接让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样子，他的书写呈现的是一种景观，所说即所见。在《空中道路》中，十余年未曾出过问题的缆车停转，在停滞之处，故事中的人才开始把语言用作真正的交谈。而班宇则抓住了东北这种机器景观最敏感的地方，那就是它总是会再次动起来，在所有向死而生的契机，它总是会再次把你拖回俗常的生活，拖回越来越模糊的外部规律，将可做的抉择限制在随机发生的街角暴力……东北文学中的经验是一种无数次被从崩溃边缘拉回的经验，故而它讲述的永远都是个人的崩溃。机器的动力源，或者说世界如此存在的依据越来越渺远，这就是班宇的文字里为什么充满着那些知识性的遥远意象，像《梯形夕阳》里来自塔吉克斯坦的河流。与之相适配的，则是他的故事中不断出现的“重罪”，个人对于社会机器无意识的忤逆被强行联系到那些具有形而上意味的罪名上。如果我们还能回想起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开头他几近聒噪地运用最严密的逻辑来思考什么叫“破鞋”，而班宇的文字则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反面。在并未收入这部小说集的《渠潮》中，个人罪过的原委被模糊在公安人员对于全国治安形势的科普当中，被淹没在非经验的治理精神当中。万事终有其本源，而本源却不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经验中，这就是东北文学经验和其他地方性文学经验相比的逆反之处。

一个清晰可辨的外部世界，对于东北来说永远在场，这一点和其他地方性写作的排斥性完全不同。在我们所熟悉的地方性文学中，西北是一团被压缩的欲望高压，潇湘则是土地所有权淡漠，水域之上漂泊的人世无常。这样的地方性写作中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景，正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所说，风景的发现中暗藏着观察者对于身边他者的冷漠，“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正如在一般的认识中，东北人重人情，这是其发展的阻力，但是反过来说他们也始终想把外部世界收纳到自己的内部世界之中。东北人好讲理，凡事喜欢“捋一捋”，在曾经风靡全国的东北小品中，人物的文化缺失和对于说理的执着形成了幽默的张力之源。在《空中道路》中，班立新躺在塑料布上，想到的是“松叶林高于阔叶林”，东北的通感始终朝向一种客观性知识，这也是为什么在班宇的作品中少有东北的自然风景，反而充斥着各种前高等教育的课本知识。东北没有“地方性知识”，也没有地方性的风景，东北菜其实出了东北就无法做好，其对食材的地方性要求比其他菜系更甚，但是在“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这样平白的食材名称的简单组合中，一种地方性的文化标榜从不曾存在，存在的仅仅是一种生活永续的执念。知识是实的，螺丝是硬的，生活有其合理性的基础，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这一切的执念都在反面印证着斯宾诺莎的一句箴言：上帝不惩罚无知，而惩罚固执。

很少能见到有作家像班宇这样，在写作显示了一种东北文体必然要表现的“自白制度”的消亡。在我们所接受的文学教育中，无论是意识流还是心理分析，抑或是风景与人物的摹写，它们都无法脱离“主客观辩证统一”的基本法则。在柄谷行人的论述中，在禁止性的外部律令中总是传达着欲望的许可，而在对于欲望的自白中，则总是含有对于权威的屈从。在以往的地方性写作中，深刻的个人地方心理的挖掘和呈现最终形成的反而是一种地方性的权威，在排斥性的地方性特质那貌似绝对自由的表现之上，往往召唤来的是新的魅化的权力幽灵。从这个角度说，似乎很少有地方性文学作者曾经进入到班宇及其东北所处的阶段，上海、潇湘和西北都更像是东北的“前史”，在这些地方性写作的终结处，东北试图开始说话，它的内心自白只是转向客观对象的短暂停留（“我心里想，谁是豹子啊。”）。“豹子”也不再是对于人内在属性的提喻，它无关勇敢和迅猛，而仅仅是浑身火罐的印记。在这种新的“白描制度”下，班宇的文字可能会给人一种佶屈聱牙之感，这是因为一种东北文体不再具有忏悔的功能。

是的，我想我们的以往的文学或多或少都在描述一种悔恨，在那些阴差阳错，本可以做却没有做的假设历史里这种悔过意识暗潮汹涌。但是班宇似乎在证明一点，对于真实的生活来说，这种悔恨是奢侈的，而基于此的历史可能性又是虚假的。就像在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河流和明渠，它们绝非死水，却不可溯源，缓慢的朝向一个确定的方向，人踏入其中，但一切漂浮物都不能溶解。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而班宇则似乎在说“能够不断踏入河流的，才是同一个人”，它清洁物体，这不是说它洗净污秽或是消融主体，而是在这样的河面上，物才能孑然一身，不再与他物混同。不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冰山一角，也不再是沈从文停泊在鸭窠围的船，对于班宇来说，水面就像是东北的生活平面，它只承载周边的实物和远方的倒影。机器停转之时也就是河流冻结之时，班宇所有的故事似乎都发生在这一顷刻：万物进入我的视野，我也在冬泳中成为万物之一，林野草莽，世界大全。

当我在驶向北京的高铁上看完《冬泳》的最后一页，我又想到了我离开沈阳时那条被掀起的马路。最近回沈，那条马路似乎奇迹般地愈合了，但是又有其他的马路被掀开。沈阳可曾有那么一个时刻，所有的马路都是完好的么？对于始终留在那里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对于离开沈阳的人来说，每一次的城市形变都规定了你的逃逸道路，像是有计划的放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些被东北放逐的人，热切渴望着成为新地方的溶剂，我们还能想象自己曾经在语言停转之处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具身形象吗？像一个孩子，在初而为人之时毫无愧色的说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作家、科学家、售票员、播音员、农民，或是卖烤红薯的摊贩。那时这些高低殊异的职业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自白制度”被一种文体终结了，那是因为它要重新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化，而它势必要告别安逸，走向一种清晰可辨的混沌。德国诗人格奥尔格说：“语言破碎处，无物可存在。”而班宇似乎在说：“语言停转处，我走进万物之中”。就像被印在《冬泳》封底的第二段话第一句所说的那样：

“想象自己是在开一艘船，海风，灯塔，浪花，礁石，在黑暗的地方，正等待着他逐个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