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祝雪侠评论集》内容所历时间从2006年至2019年1月，所涉领域凡书法、绘画、音乐、文学无所不包，仅文学就有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及文学评论面面俱到。但是，由于作者的第一身份是诗人，无论是她的创作还是评论，便都以诗为重中之重，且评诗人、诗作、诗学三管齐下、出手不凡,令人耳目一新。

她的新锐之处在于坚持“文学本位主义”：文学人评文学；为文学而论文学；从感性与理性、实践与经验几个维度谈作家、议作品、探讨理论，还观照了文学与时代、生活、人民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作家“思无邪”、“明明德”，创造美的意义、责任、使命所在，探险了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魔幻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的得失。如《作家的责任与使命》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有关石英等作家的评论性、介绍性文章中，也多有此真知灼见。

作者还坚持“文学主体性”，始终把作家作为文学的主体加以礼敬、进行评论，而不是将其让渡于教条、需要、功利。也就是说，作家始终是祝雪侠笔下活生生的存在。他（她）们当中有著名作家、诗人铁凝、莫言、库切、陈忠实、贾平凹，更有雷抒雁、王宗仁这样的老前辈，王国伟、李桂秋、刘伟见等中坚力量，汪群、芳闻、杜晓辉等基层文学工作者，以及雷人、王峰、史映红、王发宾这样的企业家、飞行员、老战士诗人。她之所以这样“有评无类”， 是由于他（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符合祝雪侠的文学主体性美学原则：品正、行端、德厚、义重；接地气、有性情、富才学、能担当、善审美，且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家国情怀、生命体验，长于将人间的真善美形之于文字、约之于体式、寄之于情感、诉之于形象。这无疑抓住了文学的根本：文学是人学。这个“人”，既指文学的出发点、 归宿点、裁判者、反映对象，更指它的生产者——作家。 这是对较长时间内文学批评中见文不见人、品文不品德不良倾向的一种矫正，有助于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正本清源、继往开来，并唤起文学工作者的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强化创造美、出精品的“守本创新”能力建设意识，使突破“小圈子”、走出“小情感”、投入大时代、拥抱新生活、书写诗意人生蔚然成风。

这部专集不屑于甚至反对“文本主义”，但是仍然将文本置于审视、批评的中心位置。这是因为作家的精神创造、美学成就最终要落实在作品中，其成败优劣皆由作品说话。作家的安身立命只能靠作品定夺。如果说评论作家是为了寻找到作品成败的原因，那么鉴赏作品则可以解开作家创造美的全部过程及其秘密，二者有机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因此，祝雪侠除了评论作家，还用大量的篇什对有关他们的作品作了或宏观或微观的分析，大多美不胜收。如《诗情画意杭州城》评的是诗人黄亚洲的诗集《听我歌唱杭州》， 《丰沛的诗情与丰沛的心灵》评的是刘伟见的全部诗作，《书道诗韵雅天下》对陈文轩既评书法又评诗艺，《倾听心灵花开的声音》则点评了刘素军的歌曲创作与诗歌创作。在她那里，最重要的是评价作家的人品怎样，作家的人品与文品是否统一，它是否有能力通过文学形象体现民族观、时代精神、国家高度？它是否来自生活并表达作家的真情实感？它是否传播正能量、有利于社会、有益于人民？它是否在题材把握、语言运用、情感驾驭、形象塑造、意境造设等方面有独特的发现创造与贡献。她欣赏何建明充满大情大义的《国家行动》《忠诚与背叛》《南京大屠杀》，以及王峰用思维和灵感翱翔在碧海蓝天的《三万英尺》、王宗仁荡气回肠的《藏地兵书》、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她也审美张庆和《灵笛》中文字“跳舞的声音”，歌颂那“如烟如梦的诗意世界”，更感动于凌寒凛冽的笔触及其小说《生活就是这样》。她欣赏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文学表达。她认为“诗歌当为时而作、文章当为事而作”，哪怕是私性生活、杯中微澜都应照见时代的影子、人民的奋斗、生活的步伐；她赞美亲情、友情、爱情、人性；她守望我们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家园，对真善美的传承充满信心。从而，她的每一篇评论都敏锐、本真，最短距离接近作家的心灵，最有效地抵达他们的审美高度。她理解他们、尊重他们，甚至不忍指出他们明显存在的幼稚与不足。她的文心、诗眼足以雕龙刻凤；她的爱心、情怀温暖了被评论者的灵魂，让他们知荣更奋勇，去攀登精神审美的高峰而“一览众山小”。而且，其所有文章都充满美感、诗情、画意，许多篇什、段落、句子都可以作为抒情散文、甚至诗歌来朗读、吟诵，而这正是以往文学批评所鲜见的。比如说，她对张庆和的《灵笛》的鉴赏，就是一首优美的诗，点评的精准、以人为善的心态、艺术天大的执著，都令人叫绝。特别是那一段段独特构思和遐想如同那泓清泉清澈流淌令人清爽。

《祝雪侠评论集》的新锐，还在于她巧妙借助老一辈作家之口对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进行点评，作出臧否，表达了自己的诗学观点。《文坛常青树》就引用石英的话语论述“当下纷繁复杂的诗歌现象和追求各异的诗人”，认为“近一二十年来新诗的发展有进步、有创造、有成绩”，但也有症结，那就是“脱离生活、脱离读者、脱离健康情趣”，造成了新诗不景气，“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的尴尬。所以，她认为诗歌必须回归其“生命核”，“回到诗歌本身，让诗歌成为诗歌，甚至成为时代的、民族的、民众的，这才是诗歌惟一的出路。任何声嘶力竭的叫嚣和文坛上扯旗为王的喧闹，只会给诗歌带来无尽的伤害”。作为诗人的笔只能流淌鲜血与露珠的范例，她举了王宗仁及其创作成就，并总结到：“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一切，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欢，到现实中去体验生活、去感受人生”，就能“在平凡中见精髓，一种文深的意境，经过作家笔端的刻画，枯萎的花草也有情，给生命戴上了绿色的光环”。从而，她的评论决不无病呻吟，“轻薄为文”，而是有坚守有原则、有品位有气度，处处表现出对高雅文学的忠诚。而为“创收”而文学、“搞复杂的事”、“做违心的事”、“去恭维别人”（《启发灵感、智慧在线》）是她所绝对不齿的。这也使她的文艺、尤其是文学评论能量满满、倾向鲜明。

当然，由于时间跨度大、战线分布长、涉及领域多，《祝雪侠评论集》也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如编选原则可进一步明确，字句标点更加精准，一些描写与用语要尽量避免重复，个人感悟与中西方文学批评实践及经验的结合有待进一步加强。这无非是因为她还要走很长的路，中国文学还期待着她“担大任”、作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