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一名历史系科班出身的学者，当我读完白木70万字的历史推理小说《传国玉玺》，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此刻的心情：欣喜。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两大文化、权力图腾，一个是九鼎，自夏至商及周，凡两千年；另一个就是传国玉玺，自秦至汉、晋、南北朝、隋唐，计一千一百余年。《传国玉玺》截取南北朝后期五十年的风云，开创性地以历史纪实推理的手法，再现一段中国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无法忽略的岁月，读来感佩万千。

作者对正史的实证追求，或者说对历史史实的敬畏、尊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品一直沿着两条主线蔓延，一条是历史脉络的自然发展进程，另一条是传国玉玺迁徙路径的延展，也就是推理主题的故事线的伸展。两条线均是建立在既有正史的基础上。说得具体一点，是以二十四史、北史、《资治通鉴》等权威史书记载进行艺术创作的。这中间，至少有三个方面可圈可点：

一是历史的脉络、进程的真实性。如陈庆之北伐，如河阴之变，六镇起义，东西魏五次大战，甚至北周朝局的诡异变迁、北齐帝王们的昏庸腐败，时间、地点、人物都是一丝不苟，严格遵循正史，遵从于既定的历史叙述。不管人物如何复杂，故事都牢牢镶嵌于历史的固有结构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小说可以跟历史对照着来读。

二是历史语境的严肃性。南北朝不同王朝、不同地域的官制、民俗甚至称谓、语言方式，作品都表现得严谨规范。比如官制，当时尚书台六部，分别是吏部、祠部、度支、左民、都官、五兵，分领二十曹。后来经过衍变，六部中吏部名称不变，祠部变成了礼部，度支改成了户部，左民成了工部，都官改为刑部，五兵变为兵部。还有宦官，作者没有使用太监称谓，太监唐朝才出现，本是宦官的首领；南朝首都建康行政长官为丹阳尹，受扬州刺史管辖等，甚至后宫嫔妃的称谓，内侍的等级，南北都城的布局，都十分考究。就连传国玉玺的保管者，作者都进行了认真考证，纠正了《三国演义》中记述的玺宝郎，启用了符玺郎一说，因为玺宝郎是武则天时才有的官职。这是十分可贵的。

三是历史场景的实证性。作者曾深入南北朝古战场、历史遗迹实地探寻，比照文字记录，匡正以讹传讹的说法。仅是菩提达摩初来之地华林寺，作者就数度亲临现场。其他如北魏重镇武川、北魏故都盛乐、玉璧古城址甚至红豆传说的发生地顾山香山寺，作者都不辞辛苦前往寻访。这些考察，对小说中历史事件的描述和把握，颇有裨益。小说中有许多关于民俗文化的描写，比如说祭天活动，都记述得十分细腻。作者从西安发掘的隋唐祭天场所圜丘及北京的天坛寻找灵感，参照史料记载，不仅写了祭天的宏大规模，还写了具体的流程，写到了人物的穿戴，器物的具体细节。这种实证精神是严肃作家的必要动作。

历史小说是什么？顾名思义，是以历史为背景、为基础的小说实践。有人说，历史小说是一个偏正词组，它的主体是小说，历史则是对主体的限制和修饰。这一定论乍看上去貌似正确，其实不然。既然是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描写主题，历史就绝不仅仅是一种修饰和强调。历史的真实度与小说的文学性有着同等的重要性。

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序言》中主张“博考文献，言必有据”， 而“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则是时下人们认可的历史作品的创作原则，即大的历史事件必须真实，小的细节可以艺术创作。 纵观人类的历史小说，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小说，不外乎两类，一即历史史实的文学性描写，如《三国演义》就是《三国志》的文学发挥，二是打着历史名义，罔顾事实的天马行空，或者说是胡编乱造。

近年来，架空、穿越、宫斗之风盛行，一些影视制作单位为了追求单纯的经济效益不惜漏洞频出。某电视剧中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朋友无论年龄大小、职位高低都称其大名“居易”，而不叫“乐天”；唐太宗乃贞观帝李世民死后庙号，李世民还活着时，剧中人竟称之为“唐太宗”；更有甚者，一些网络小说甚至大行篡改历史之能事，北齐有名的昏君高湛被塑造成明君，臭名昭著的弄臣陆令萱竟成了励志女青年。个别影视剧张冠李戴，把历史当笑谈来演义。由“戏说”进而“胡说”，以气死历史学家为己任，反把耻辱当光荣，这就未免可悲了。

只有尊重历史方能创造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传国玉玺》尤为可贵。作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体现了一个作家对历史本身的尊重。历史小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各种各样的写法，但是对历史的尊重，对历史的解构，是需要在对历史吃透的基础上，才能表现。

我的另一个印象是作品在历史小说创作上的崭新尝试和突破。

中国的历史小说从《三国演义》到二月河的康乾系列，沿着民间章回体文学的套路已经走过了数百年。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历史小说创作遇到了表现手法的瓶颈或天花板。中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历史是取之不尽的素材宝库，但需要创造性的写作手法。如何既能忠实于史实，又有文学性的开拓性创造，这是摆在新时代所有作家面前的难题。白木的《传国玉玺》做到了。它尊重历史却不拘泥历史，以历史的史实为基本素材，以精彩绝伦的故事线为引线，将中国历史、中华文明有着特殊意义的五十年，用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串了起来。

翻开第一章，你就会被环环相扣的推理情节所吸引。作者以别开生面的叙事方式，将历史的烟云在悬念的引线中从容铺开，让人兴致盎然。在这条引线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民族融合的浩然史诗绚烂回响在中华大地。风雷激荡，南北纷争，却是民族大融合的巅峰时期。中国北方辽阔的舞台上，鲜卑、柔然、突厥等民族英雄辈出、异彩纷呈，深深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也给中国文化增添了别样的风韵。这种穿透力，跨过历史的河水，一直延伸至隋唐甚至更远。宇文恺、元稹、白居易、狄仁杰、尉迟恭……他们的身上都流淌着鲜卑、羌族的血液，他们自己却成了中华文化的符号。

作品同时也是一部文明掌故的创造性追忆。中国文化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代代相传的历史掌故，它们构成了成语以及典故的主体。作品在严密紧凑的逻辑推理之余，没有忽略当时正在发生的这一特殊文化现象。从对佛教影响深远的禅宗、净土宗，对道教意义重大的茅山派，到郦道元与《水经注》，以及《徐娘半老》的源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来历，让追忆焕发知识的光芒。

西魏宇文泰改革，更有着现实的意义。宇文泰重用中国会计法的创始人苏绰，拜为大行台左丞，参与机密，助其改革制度。苏绰创造性地发明用红字代表支出，黑字代表收入的记账方法，让中国的财税体制进入新的境界。他还草拟了新的户籍法，精简冗员，设置屯田、乡官，增加国家赋税收入。作者通过这段历史上的改革，对今天的社会现实发声，这是典型的古为今用。

客观地讲，这部小说开创了历史正史小说推理的先河。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大手笔，它开辟了历史小说写作的新路径，拓宽了历史小说创作的天际线。难得的是，《传国玉玺》打破了推理小说重情节轻人物性格刻画的天花板，在密不透风的推理故事中，将一个个历史人物脸谱刻画得栩栩如生。梁武帝萧衍老迈伪善，梁元帝萧绎是文学巨人和人格侏儒，为了皇位不择手段；宇文泰雄才大略，英姿天纵；高欢聪颖狡诈，多谋善断；侯景丑陋粗鄙，残忍嗜血；甚至郦道元的双重性格、宇文邕的隐忍勃发，都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可以说，历史学家的严谨和文学家的才华加在一起，构成了这部著作的基本特征。在传国玉玺真实的离奇经历线索中，历史的烟云扑面而来，让读者目不暇接的同时，感受推理的震撼。洋洋70万字的巨著，一个故事线贯穿始终。曲折离奇之中，情节次第铺展，精彩纷呈，不到最后一章，完全猜不到结局。

历史纪实推理，是挑战极限，是一个崭新的尝试。上个世纪40年代滥觞于日本的本格派、变格派、社会派，都是以正在发生的社会事件为线索，进行现实推理。他们的文学实践，构成了日本文坛灿烂的风景。历史写实推理，难度远远超过现实推理，因为历史是已经发生的已有定论的故事，要置于一个推理构架中，非常困难。故事线既要符合历史的自然逻辑，还要求主要脉络符合历史，人物、地点、时间大致吻合，关键是，情节逻辑要合理。而这一切，都在《传国玉玺》里得到完美的体现。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白木的《传国玉玺》很好地处理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让历史的真实在文学的星辉中熠熠生辉，让历史的涛声汇进民族复兴的万道霞光之中。

历史题材小说走到今天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而且这个重要的节点上已经出现一些新的气象、新的变化。白木的《传国玉玺》无疑就是历史题材转折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