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国家的国民形象、民族精神，很大程度上源自每个人童年的塑造和培养，这也是为何全世界许多国家无论是儿童文学作家还是成人文学作家，都愿意为少年儿童的阅读倾注心血和笔力的原因。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承前启后，创作出一部又一部经典的作品，一个又一个经典儿童文学形象，为一代代读者的成长“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进入新时代，少年儿童的心灵与生活显得愈加丰富多元，如何把握当代少年儿童的成长形态，导引更高远的少年品格，让作品与小读者亦师亦友，成为新的文学议题。值此“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我们特邀李东华、翌平、李学斌、薛涛、韩青辰、赵霞等近年来在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守正创新、深耕不辍的中青年作家、评论家作“同题问答”，他们的实践和思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厘清当下，展望未来。

每一代人的童年都印刻着时代气息，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小读者反映某些书让自己有共鸣，某些则觉隔膜，我们该如何理解和把握他们正在经历的现实？当下的童书写作应当如何切近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

成人文学被期待塑造出被文学史记住的经典人物形象，儿童文学也是如此，在你的观察里这些年有哪些作品塑造的孩子形象是印象深刻的，或者说塑造新时代的孩子形象需要哪些创作上的要求和准备？

儿童文学对塑造一代读者的人格起到很大作用，现在的儿童文学创作繁荣也存在良莠不齐，站在高一些的文学立意角度看，我们的写作怎样倡导或追慕高远的少年人格？

李东华：说到隔膜，我想是因为每个时代的孩子都有每个时代孩子的精神底色。我小的时候，特别喜爱的一本书是叶永烈先生的科幻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可是此刻就是当时的未来，很多当时幻想中的高科技已经变成了现实。所以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写作者要能精准地触摸今天孩子的内心，那一定要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我们的老去，和新一代有了代沟，一定不是因为年龄，而是精神停止了生长。鲁迅先生永远不会老。除了要熟悉他们的生活外，从创作本身来讲，儿童文学尤其是少年文学，还应该有更加开放的创作理念。我感觉成人世界不太能接受孩子的成长中丰富多元的一面，我们想象的孩子和现实中的孩子，还有着某种错位和简化。

薛涛：读者和作者之间产生了隔膜，问题不在“生活”。“生活”是无罪的，问题出在心灵的打开方式。需要我们贴近的不是生活，一个作家也无法真正“贴近”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的财富恰恰是我们拥有的与众不同的生活，与众不同的“生活”因为陌生而新鲜，因为新鲜而产生了格外的魅力。我常常劝慰自己，不管创作遇见多么大的困难，也不要怀疑自己的生活资源，更不能放弃这些宝贵的财富。

我出生在辽北平原上的一个小屯子，从小到大，我们在那一带搬来搬去，太阳、月亮、日月、五星、五棵树、先锋、绿化……这些名字常常让我热泪盈眶。两个月前，我骑行在安徒生的故乡奥登赛。有一个夜晚，我却梦见了自己的故乡，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再一次出现梦境中。回到国内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故乡，看老师。王老师已经八十多岁，我们拉着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咕嘟咕嘟往外冒，根本控制不住。小时候的伙伴带着我慢慢在小屯子里走。我们走过当年经常跳草垛的地方，草垛不见了，草垛下面的田埂还在。我们走过当年打杏的地方，杏树也不在了，杏树扎根的坡地还在。高铁经过屯子中间，恰好从我家屋顶飞过，也把完整的屯子一分为二。旧房子早就不在了，高铁的路基牢固地坐落在那里。一列银白的列车飞驰而过，把我的童年时光带走了。时光有情，把记忆完整地留下了。离开故乡时，我带上王老师和童年的伙伴送我的两箱鸡蛋。我的脚步沉甸甸的，走起路来，像一个富翁。

我庆幸自己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因为我有一个丰盈的故乡，这里的财富取之不尽，足够我写出一百部作品。我偶尔会送自己的作品给来访的朋友们，朋友们会客气地说谢谢。我总要补上一句：“别客气，这是家乡的土特产。”是的，我的书跟家乡的鸡蛋一样，跟家乡的玉米高粱一样，都产自那块土地。这些书有的很薄有的很厚，像一套东北日常生活的小百科全书。东北的自然和风物在字里行间，性情与习俗也贯穿全篇，那些行走在东北林区和平原的护林员、电影放映员是故事的主角，铁匠、木匠、唱萨满神歌的老人也是故事的主角。在我的新书《砂粒与星尘》中，又填进了孤独的驯鹰人和风一样的观星少年。这些主角，有的是我的姥爷，有的是我的父亲，有的是邻居的奶奶，有的是童年伙伴，有的是我行走路上的过客，有的干脆就是我自己。这些风土人情和人物都与我的生命历程紧密相连。我写这些故事时，并不是一个人在木屋中独唱，我能听见来自故乡原野的一声声合唱。当作品完成，作品里的故事和情感与读者共鸣时，写作这件事终于演变成为一场盛大的合唱。这是一个作者最幸福的时刻。

现在回到最初的话题，作家，请你自信、大胆的写自己的生活，让你与读者隔膜的不是你的生活。之所以产生隔膜，是因为你发出的光芒没有投射到对方的心灵轨道，导致彼此的心灵不能辉映。那么，请你调整打开方式，设法找到对方的心灵密码。这当然需要才华和禀赋，需要勇气和耐心，当然还要有运气。所以，与其在选材上煞费苦心，摇摆不定，莫不如把功夫用在恰当的地方——直面自己的生活，让它经过深刻的生命洗礼。当你开始述说，就要掏心掏肺。

李学斌：在我看来，童年从来就不是单向的生命存在，而是多空间、多维度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它以鲜活、丰沛的生命图景为轴心，既衔接着意涵丰富的童年记忆，又延展为丰润、前瞻的生命愿景。而在这三个时间维度当中，又交错着“乡村”“城市”“边际”三个空间维度。既如此，又怎么可能仅以简单的“现实童年”来涵容立体、丰富的童年生命书写呢？别的不说，单以“童年记忆”而论，作为生命的原初经验，就深含着生命自然、率性、细腻、灵动的丰富体味，其生长性、纯粹性已然昭示其具有跨越时空的穿透感和凝聚力。在这一点上，林格伦和凯斯特纳都为我们都提供了经典范例。

比如，在被问及“写作时是否在自己孩子或身边的孩子身上汲取灵感”时，林格伦这样回答：“……世界上，只有一个孩子能给我以灵感，那便是童年时代的我自己。……为了写好给孩子读的作品，必须得回想你的童年时代是怎么样子的。”无独有偶，凯斯特纳也认为，“一个人是否能成为优秀的儿童读物作家，不是因为他了解现实的儿童，而是他了解自己的童年。他的成就取决于他的记忆而非观察。”

因此，我觉得，一个人的童年记忆就是其取之不尽的童年书写资源。只要深入理解并把握童年的本质，进而如林格伦、凯斯特纳一样，写出“心灵中的孩子”“愿望里的孩子”，作品又何“隔”之有？相信对那些透析童年真相、揭示童年密码的作品，哪怕写的是“陈年旧事”，慧眼识珠、心明眼亮的小读者也能心领神会、欣然接受。

韩青辰：我始终觉得要让笔头触及现实，最好先让我的脚步踏进去。

去年暑假我在江南一个空村采访留守儿童。一排排上锁的新楼寂寞无主，没有人群，没有声音，阳光下藤蔓与红花热烈荣枯，无人问津。小女孩的妈妈生下她后就跑了，爸爸再婚在外打工多年不回。她跟着爷爷，爷爷嗜赌，她长期一个人在家看门。直到她被另外一个孤独无聊的老人性侵。她成为受害人，她荒芜的一直被弃的童年才结束。很多的温暖走进她的生命。她不知道妈妈是什么、朋友是什么，她没有过小伙伴，大家都进城了。长到十岁她见过爸爸两次，上回爸爸给她买的粉红凉鞋，紧紧地勒在她长大了的脚上。

我记得她屋子里浓烈的猪圈气味和嗡嗡叫的苍蝇，她吃饭和写作业的小桌子是犯罪现场。我不知道怎么帮助她，就像一滩无法收拾的漫开来的水，她打湿了我，直到今天甚至永远的以后，她都是刺进我生命的一个痛。采访归来我沉甸甸地倒在宾馆的床上，浑身说不出的痛，我悲哀、无力到了极点，很久很久都爬不起来。现实的重创直接打倒了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写出这样一个小女孩，这样的现实我能扛起多少，但她的存在让我对此类题材的写作有了一个坚实可倚的底，甚至“她”刚刚帮我完成了每个字都在疼的中篇小说《池边的鹅》。

时代呼唤有使命感的作家，生活的痛点恰恰需要文学的疗愈、安慰。一切的艺术创造都是为了更真实、美好的生活，艺术家首先都是为人道主义与完美生活揭竿而起的英雄。

赵霞：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文类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它的写作者大多是成人，读者则往往是儿童。长久以来，伴随着儿童文学艺术批评的一个基本话题，就是成人写作者应该如何走进他（她）现在并不身处其中的童年生活经验和状态。一般说来，有两个基本的渠道。一是借助成人作者本人的童年记忆和经验，二是借助对当下儿童现实生活的观察。前者是向内写，后者是向外写，两者有共通处，也有分野。前者不妨在书斋里完成，后者则必须走到儿童身边去。当然，很多作家身边就有孩子，也有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从作家与这一个（或几个）孩子的生活交往里碰撞而出的。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作家对这些身边的童年往往了解得透，浸入得深，所以提起笔来，童年的样态栩栩如生。今天，一些怀着良好的写作初衷创作出的反映特定童年生活现状的儿童文学作品，往往就少了这样的“深”和“透”。但如果仅仅局限于作家身边的儿童生活，当代童年的丰富现实又不能得到充分的关注、表现。

那么，面对当代社会展开着的日益丰富多元的童年生活现实，儿童文学该如何寻求实现这样的“深”和“透”呢？我曾经提出，是否有可能为儿童文学作家创设能够近距离观察、接触儿童，与他们共处的机制平台。我想，许多作家或许也都有这样的愿望。走进当下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这是书写当代童年的第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当然，在熟悉当代儿童生活的同时，作家本人的儿童观、生活观、文学观等也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后者将决定儿童文学写作能否走出一般性的儿童生活摩写，走向更深入的童年理解和更深刻的童年精神。（下转第3版）

李东华：儿童文学中的人物，比起成人文学，总是会更突出他向光生长的一面，我觉得真善美不能是作为预设的立场，然后去虚构一个故事一个人物来承载它。我自己最近的写作，虽然是小说，但更注重它的非虚构的一面，那就是里面的人物向善向美的个性，在现实生活中都曾真实地存在过，那些扎根于现实土壤的人，那些被日常生活磨砺过的美好，我想也许更有张力、更具可信度和真实感，也能携带更多的时代信息。

翌平：鲜活的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无论是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或者青少年文学都是这样。

实际上，这涉及到写作的核心问题：写作是为了表达某种理念，还是关注生命和人以及人的存在状态？不同的目的性决定作品的不同走向。儿童文学涉及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现在广义的儿童文学实际上包含：幼儿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学三个部分。每个年龄段的文学人物的特征是不一样的，作品表现这些人物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具体到文本里，人物一定是孩子化的，不仅形象是，思维、行为的逻辑也是，还有他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不同年龄段的文学作品要契合同龄孩子的身心特点。

有一本很有趣的匈牙利童书作家的作品，叫做《假如我是一个大人》，书里的主人公小男孩非常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大人，因为他对大人的很多做法感到困惑和不理解，他把自己想象成大人，用孩子的心态来替换大人们口中“不合理”的行为。俄罗斯的儿童小说《无名制琴师的小提琴》中的主人公小克什卡，出于对同学真心的保护，联合其他同学向校长投诉并轰走了简单粗暴的天才数学老师。还有美国的一本少年小说《托德日记》，讲述了一个被学校认为不可救药的孩子——托德的内心世界，这个外表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孩子内心并非很坏，他青春期的独立思考，对制度中不合理表达的少年式反叛，与世俗有些格格不入。他的救火行为为家庭赢得了荣誉和公众的尊重与信任。

这三本不同的书是写给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看的。他们的心理、思维、认知方式和人格特征都不一样。所以说在文学作品中，不同年龄的儿童形象是不一样的，那种将低幼儿童的文学要求当成标准，运用于整个未成年人群体显然是不适合的。

在广义的儿童文学中，少年小说里的孩子形象更为丰富，这与少年进入青春期的心理与生理特点有关。少年的叛逆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英雄情结的自我投射、两性意识等，都决定它们同幼儿文学与儿童文学有所不同。要想塑造好现在的孩子，一定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从他们的角度去展现他们的人生，而不是让他们充当表达作者文学主张的角色。

李学斌：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而言，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人物画廊里，印象深刻的童年形象还是有一些的：贾里、贾梅、桑桑、杜小康、莫跑跑、戴小乔、陈土、阿莲……等等。

新时代的童年既有超越时间、空间的普遍性，也有新的社会历史条件所赋予的特殊性。据此，我认为要塑造好新时代的童年形象至少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准备：其一，包括童年观和教育价值观在内的童年文化准备。这是塑造好新时代童年形象的观念基础；其二，由童年记忆、现实洞察、未来趋向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童年生活准备。这是塑造好新时代童年形象的素材源泉；其三，由文艺欣赏、经典阅读、写作思考构成的童年书写准备。这是塑造好新时代童年形象的审美通道。在我看来，这三者彼此融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韩青辰：要塑造新时代的少年儿童形象，首先要尽可能多地走进生活去认识他们。我写过的“小证人”、“小英雄”、“小侦探”、“小茉莉”、“小乞丐”、“小流浪”、“小垃圾”……几乎每个孩子都有生活原型，他们都是我在采访或者现实生活中邂逅的朋友。

如果只靠读书和想象，没有走进他们的家，闻过他们身上的气味，听过他们的哭泣，我绝对写不出他们活生生的样子，至少我写的时候不会那么动情动心、有把握。

生活永远比我们的想象精彩。他们首先塑造了我，他们的是非善恶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们原是多么狭小与有限啊，而生活的汪洋一次次拓展我们的边界，我们被生活重塑，曾经一个一个采访的人，成为生命中的一份惦念或者疼痛，慢慢地，“他们”从我笔下走出来。

其次要尽可能多的阅读经典。生活是写作的父亲，读书是写作的母亲。很多时候，我们激情澎湃渴望创作只是因为读到了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家忠诚无私、孜孜不倦地做了最好的榜样，并且提醒我们下一站该往哪里去。无论是缺乏生活，还是缺乏表现生活的能力，都会束缚我们笔下人物的生命力。

赵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这些童年之间既有永恒的联结，也烙有不同时代的鲜明印迹。

在与一些孩子的交往中，我能深切地感到，今天的儿童，他们的语言表达、思想判断，甚至情绪感受等，已经发生了某些显在的变化。这个变化里有不少积极的因素。比如，与过去相比，今天的孩子见多识广，更善于表达自我，也更愿望主动申诉自己的愿望，声张自己的权利，等等。这对儿童文学的形象塑造来说，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书写空间。以底层儿童形象为例。我们过去熟悉的底层儿童形象，大多是沉默地承受着来自生活的各种重负。如果这种沉默的基本姿态和方式发生了变化，那么底层儿童面对自己的生活、命运，是不是会做出不一样的回应？他们的身上，会不会因此呈现出不一样的身体和精神的风貌？我们看向这个儿童群体的目光里，以及他们投到自己身上的视线里，是不是也会有些不一样的内涵？

儿童文学应该充分看到新时代儿童身上这些富于文化潜力的特质，看到他们与其身处环境之间的相互融会、彼此形塑，从中塑造具有时代特点、充满文学魅力、令人过目难忘的当代儿童形象。

李东华：《周易》说“蒙以养正”，这两天我看到任正非先生在采访中说，一个国家的强大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完成的。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那些最为智慧的大脑都看到了教育要从小抓起、“果行育德”的重要性。我在小说《焰火》中写了一个叫哈娜的女孩子，她身上的美与善我写得很笃定，毫不怀疑，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女孩在我生命里真实地存在过，我以后还会继续写到类似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几乎都是非虚构，之所以要这样，是想让读者们相信，美善之光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真实地闪耀。光虽然稍纵即逝，但它能够传递，我们用文字捕捉住它，是为了去照亮更多的人，照亮更多的成长。

翌平：其实，从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一直存在着“儿童性”与“文学性”的讨论，它们确实推动了儿童文学的创新。

但是，“儿童性”与“文学性”不是二元对立的。对它们的争论源于时代，“儿童性”对“文学性”的优胜，使得不少颇具文学特点的儿童文学作品被视为不正统，遗憾地被忽略掉。

改革开放后，简单化与理想化的儿童性定义与定义的渐进式建构，对创作的影响是强大的。“儿童性”“文学性”“审美性”“艺术性”等多种因素的“细熬慢炖”才是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秘制的良方。失去“文学性”与“儿童性”的相互制衡，就会导致对某种“儿童立场”“替儿童讲话”的倡导之后，必然涌现出海量良莠不齐的热闹或努力去热闹的作品。让人不得不重新反思“文学性”在儿童文学中的价值。在某个时期，“文学性”被谨慎地类同于“成人化”，这种观点迫使少年文学等同于低龄儿童的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变成不可以长大、永恒的小孩，这种隔离现实的理想化虚构会导致主观式的“儿童文学”模式化写作。

从世界的未成年群体的文学来看，“儿童性”与“文学性”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彼此的制衡与相互激发，促进广义儿童文学的发展。孩子的人格成形是在青少年时期完成的，它离不开父母、学校和社会的影响，特别是进入青春期后，人格的养成具有明显的社会性，三观的自我塑造，身心的自我完善，是这个时期少年的特点，文学性成为他们从作品中渴望获得的内容。“拒绝长大”在少年的文学作品中会变成“改变不完美的世界”，以少年的文学方式创作的作品，有利于帮助少年形成健全完善的人格。总的来说，对儿童文学三个不同阶段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李学斌：实际上，新世纪以来，原创儿童文学渐呈多元化发展态势。这其中，新世纪之初，以“淘气包”“俏丫头”“非常小子”“炫女生”等为标签的“热闹派”城市童年写作曾盛极一时，但这种情况在近几年已大为改观。边际童年、留守孩子、战争少年、残障儿童、童年记忆、地域传说、历史传奇……杂色纷呈，争奇斗艳，构成了当下原创儿童文学“春潮滚滚”的动态格局。老作家宝刀不老，新作频出；中生代锐意进取，自我超越；新生代异军突起，出手不凡。

就创作队伍而言，当下的原创儿童文学梯队合理，结构井然，已呈良性发展。而从创作层面看，个人觉得，当下的原创儿童文学整体上不缺题材广度、立意高度，缺的是形象深度、审美精读和语言纯度。就笔者近年有限的阅读视野而论，诸如《童眸》《寻找鱼王》《少年的荣耀》《有鸽子的夏天》《阿莲》《将军胡同》《水妖咔咔莎》《一千朵跳跃的花蕾》《大熊的女儿》等作品无论题材选择，还是形象塑造，艺术表达，已然达到了比较高的艺术境界，堪称新世纪儿童文学的重要收获。但整体来看，当下原创儿童文学依然“一马平川”，缺少“峰峦叠嶂”的高原景观。

韩青辰：好的文学复明我们灵性的眼睛，否则我们有眼未必看得清，有耳未必听得明。我们长大，一步步朝前走，几乎都因着灵性里美好光芒之吸引。诗人惠特曼说：“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他最初看到的东西，他就成为那东西的，那东西也成为他的一部分……”儿童文学有如此重要的使命担当，那么追慕高远的少年人格应该成为创作最基本的一种自觉。

我一直有一种阅读贫儿与创作低能儿的恐慌和焦虑。我们究竟能给孩子们提供多少与蓬勃的现实、浩荡的历史等量齐观的“丰富的生活”，而非仅仅一个故事，或者故事梗概？

一切文学艺术经典早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好的：我们在经典中就像鱼儿游于大海而非杯水。我们走进的不是书而是真实的世界。我们能在字里行间真切地发现自己、热情与自己相拥。照镜子一样看见各种时代各种人，看见人性的高大与卑微、命运的光明与晦暗，进而修缮、提升自我，努力抵达一个愈加完美的世界。这是最理想的阅读体验。

今天的儿童文学作家也许首先需要创造汪洋大海的勇气，把孩子们带进自由、广阔、比真实还真实的世界，耳濡目染时代之光、命运之力、成长之美。显然，我们提供的世界越辽阔，孩子们越能站得高看得远，完成对自身、他人及世界的瞭望。

赵霞：在我看来，“高远”一词所指，首先不是对童年的某种道德期望，而毋宁说是对其生命状态的一种愿景。就此而言，值得儿童文学追慕的少年人格，首先是一种健康的少年人格。这里的“健康”一词，其实可以包含我们对于童年时代人格养成的最理想的期望：一个孩子，既是天真和单纯的，又是富于直觉力和洞察力的，既对生活充满积极的乐观，又对万物怀有充分的敏感，既有思考判断的理性，又有采取行动的勇气。不论在日常生活还是文学表现的世界里，这样健康的人格，本身就有它高远的魅力，就是引人倾慕的。

儿童文学应当致力于思考、表现、塑造这样的少年人格。而这种思考、表现和塑造的层级，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对这一人格的认识。比如，今天我们如何理解童年时代特有的单纯性情？它显然不应是简单的幼稚，更不是傻乎乎和任人摆布。如何表现儿童在对社会生活及其复杂现实的不断认识和体验中，既学着克服孩提的幼稚以应对现实的挑战，又坚持其本性的单纯以抵抗现实的同化？换句话说，如何使这种单纯进一步上升为一种健康、高远、具有强大生长力的少年人格？这是当代儿童文学写作中的一大课题。

还有一点。对于一种健康、高远的少年人格的文学想象，绝不是要用人格的模子来框范少年儿童。落实到每一个体身上，它千变万化，丰富无穷。我想，对于这样的变化性和丰富性的包容、鼓励，也应在“健康”和“高远”的本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