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许翼心

许翼心先生走了，一个对生活散淡的人，却又是一个对学术执著而严谨的人。他嗜烟，每次见面，总伴着不停的吞云吐雾；茶也是喝的，这是潮州人的标志；似乎并不善酒，却善思，也善言，对“讲话”充满热情。业内朋友都有这种经验：暨大有两位先生都善于“化仙”（闽南话：神侃，亦可称为“话仙”，两位先生一是闽南人，一是潮汕人，都属闽南方言语系）。上世纪80年代开学术会议，最精彩的节目是晩上互相串门，然后聚在某个房间，七八个、十来个，椅子、床铺都挤满了人，以两位先生为核心，从学术到非学术，开始神聊。潘亚暾先生常在上半夜，许翼心先生喜在下半夜。有一次在潘亚暾先生房间聊得正起劲，有人看了一下表，说：“十一点，老许该来了。”话音未落，敲门声响起，果然是许翼心先生来了。

我个人还有一次特别的经验，1982年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在暨大举行，我尚未入门，只是作为发起单位的代表前往听会。一天晩上，许翼心来我房间聊天，直聊到午夜两点。他谈起香港文学，如数家珍，所提及的作家、作品，大多我连名字都没听过。那种迥异于内地文学的特殊进程和形态，带给我极大的兴趣。我一直把这次夜谈，当作是我后来从事台港澳文学研究的最初的启蒙。

在大陆学者中，许翼心是香港文学研究的最早开拓者。就在暨大的那次会议，他给我看过一份他在暨大开设“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课程的香港文学部分授课提纲，长达万字，章节分明，完全像是一部即将撰写的文学史大纲，他的计划也是写一部香港文学简史。两年以后，在厦门举行第二届台湾香港文学研讨会，他将这份提纲改写成一篇论文《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在会上宣读，无疑也是这届会议的重头戏。从授课大纲到论文，此时他对香港文学历史进程已有整体认识，对其中一些复杂的问题，都有深入的思考，对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家、作品，都有简约而精到的分析。今天重读这篇论文，不能不钦佩他在30多年前对香港文学就有如此深切的了解。改写后的论文分为7个章节，仍保持一种史的叙述状态：

一、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二、近代香港文学的开拓；

三、新民主革命时期的香港新文学传统；

四、壁垒分明的五十年代文坛；

五、现实主义文学在曲折中成长；

六、现代主义文学的流传与影响；

七、香港文学的转型换代与发展趋势。

仅从这些章节的题目，就不难知道此时许翼心对香港文学的了解深度。他的“香港文学研究”课程是1981年在暨大开设的，此时大陆学者对香港文学的研究才刚起步，受限于资料的缺乏，许多学者只能就自己所能得到的资料，写点瞎子摸象式的介绍性文章。不能说这份提纲就很完整，例如对于被称为“通俗文学”的武侠、言情、科幻和历史小说，或许由于某些客观原因未予介绍和评论。但就总体而言，许翼心已站在当时香港文学研究的最前列。

后来我每次见到许翼心，都要关切地问起这部文学史写得如何了。他总是讪讪地说：还有些问题尚未弄清楚，还在准备。我以为这是他散淡人生的托辞，直到这次重读他为花城版自选集《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所写的自序《我与香港文学的学术因缘》，才知道他的严谨与慎重。他记住香港著名学者小思（卢玮銮）“短期内不宜编写香港文学史”的叮嘱。较之我辈匆忙进入文学史撰写，他提出的“纵横考察缓修史”的谨慎，或许是对的，但也为他未能最后完成这份夙愿留下一点遗憾和惋惜。

也是从这篇《我与香港文学研究的学术因缘》中，才知道他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文学研究的前沿并非偶然。中学时代，他在近邻香港的家乡汕尾，就有机会接触到香港报纸的文艺副刊，如《华商报》的“热风”“茶亭”、《大公报》的“大公园”，《文汇报》的“文艺”、《星岛日报》的“星座”，阅读那上面茅盾、夏衍、钟敬文、秦牧等的诗文，以及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黄谷柳的《虾球传》、江萍的《马骝精》等连载小说。及至1959年他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在广东省文化局的戏曲研究室，临时安排在新闻出版处的图书室住宿，又有机会翻阅图书室里当时香港出版的报刊杂志，除《文汇》《大公》《新晚》之外，还有《文艺世纪》《乡土》等，又可从书库里借阅50年代从旧书店和租书摊收缴来的大批旧书和港版图书，既有武侠，也有言情；既有左派作家夏易的《香港小姐日记》、洛风（唐人）的《某公馆散记》，也有右派作家赵滋藩的《半下流社会》。特别“文革”期间，他与文化界的一群“黑线人物”一齐被押送到英德茶山劳改场，让他有机会亲近了被称为“粤港派”的作家，如陈残云、黄谷柳、郑江萍、李门、周钢鸣、黄庆云、紫风（秦牧夫人）等，在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同挨斗中，于有意无意的言谈间，熟悉了战前、战后香港文坛的一些情况。比起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进入香港文学的研究者，他提前了十几二十年就在观察和感受香港文学了。

放缓了香港文学史的撰写，并不等于放弃对香港文学的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他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从理论上关注香港文学整体发展的历史独特性。这是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位置、文化位置、都市发展和介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地理空间，形成了香港文学的特殊地位和性质，加深对香港文学过程性发展的认识和结构性分析的深入。特别是1991年，他应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邀请，参与杨奇主编的《香港概论》的编撰，负责文化艺术部分。在香港三个月的考察中，完成了五万言的《当代香港文学艺术的综合考察》，分文学和艺术上下两编，其中的文学编对香港文学的历史发展、多元格局、作家构成、文学社团、文学刋物、文学活动和文学奖项等，以理论的视野深入到现状的评述之中。其对于文学形态的分析，以社会写实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大众文学三大类型，概括香港文坛繁复多态的文学存在，既有类型的归纳，也有代表作家作品的点评，阐述香港社会都市化发展带来的都市文学形态、性质和特色。对于曾经被忽略或贬低的现代主义文学和武侠、言情、科幻乃至“框框”杂文的所谓“通俗文学”，都从社会发展的都市化需要和现代性表征，由大众审美接受的角度，予以积极评价。这份考察报告以其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条理清晰的论析，实际上已具一部香港文学简史的刍形。

其二是重视早期香港文学发生的资料发掘。在当时的香港文学研究界，关注的多在当下，对于百年前乃至半世纪之前香港文学的状况，由于资料难以获得，大多含糊其辞、数语带过。许翼心却逆袭而行，他后期的香港文学研究，几乎都集中在近现代部分。他关注早期中文报刊与近代香港文学的开拓，关注辛亥革命与香港的文学革命，揭秘被誉为“近代报业怪杰”的郑贯公以开启民智为目的的文化行踪，评述被称为“近代革命派小说大家”的黄世仲毕生的文化活动和文学著述，论析被视为“香港新文学运动历史见证人”的百岁老人李育中的创作和评论，追踪从“海陆丰起义”出发的革命作家丘东平、陈灵谷……他爬疏史料，走访知情者，做了大量口述历史的实录。曾多次赴京和去港，拜访曾经参与香港文学建设的前辈，如在京的胡绳、夏衍、林默涵、黄药眠、钟敬文、林林、聂绀弩等，在广州的杜埃、秦牧、陈残云、芦荻、李育中、楼栖、李门、杨越等，和在香港的王匡、杨奇、罗孚、曾敏之等。《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中整整一辑“近现代香港作家论衡”，就建立在这样的资料发掘和实证访谈基础上，这也成为许翼心学术研究的特色之一。

惜墨如金，许翼心毕生著述不算太丰，他自述“三十余年来见诸海内外报刊的长短文章，粗略统计也有五六十万字之多”。这部30万字的《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只是其全部著述的一半，最遗憾的是他做了许多准备的《香港文学简史》未能最后完成。但学术研究的价值，不在量的多少，而在质的高低。他这30万字的“历史观察”，在某种意义上胜过了一些人十部八部的皇皇大著。

今年是祖国大陆开展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第40个年头，许翼心是伴随这一学科发展的潮头人物之一。许多与许翼心先生一样同心戮力开掘这一新学科的先行者，如始终引领这一学科前行的曾敏之先生，如学者封祖盛、王晋民、武治纯、潘亚暾、庄明萱、黃重添、汪景寿、陈辽、林承煌等等，均把自己生命的最后辉光，奉献给这一学科的开拓和建设。如今，新一代中年和年青的学者，已扛起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大旗，成为这一学科建设的中坚。前辈学人的最初开拓，历经的坎坷、作出的业绩和留下的经验，值得我们敬重和继承。作为一个新的学科，40年岁月不算太长，但也不会太短。追述前人足迹，总结历史经验，进入学术史的研究，已是提上日程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