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无论如何，包括小说这一文体在内的文学世界，是一种与纷繁复杂的人性世界紧密相关的一种艺术存在方式。具体到小说之一文体领域，一种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就是，作家对人性的深度挖掘与体察，到最后一定会凝结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上：“在已经成为过去时的新时期文学中先锋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曾经一度流行过一种人物消亡的小说理论。在当时，一批具有突出探索实验精神的先锋作家，由于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味地刻意求新，以至于矫枉过正地试图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放逐人物形象。现在看起来，这样的一种探索勇气诚然可贵，但如此一种小说观念却实在是不可取的。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回想一下自己的真切阅读经验，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来。那些大凡能够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小说作品，根本就离不开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与塑造。不仅如此，更进一步地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作家总体创造能力综合体现的一种结果。一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既深刻地映现着一个作家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把握能力，也有力地表现着一个作家对于深邃人性世界的体验与勘探能力，同时更考验着一个作家是否具有足够的可以把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与对于人性的把捉凝聚体现到某一人物形象身上的艺术构型能力。一句话，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与否，乃是衡量某一作家尤其是长篇小说作家总体艺术创造能力的最合适的艺术试金石之一。’”①无独有偶，关于人物形象塑造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性，杰出作家白先勇曾经在讨论《红楼梦》时也发表过非常精辟的看法：“写小说，人物当然占最重要的部分，拿传统小说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来说，这些小说都是大本大本的，很复杂。三国里面打来打去，这一仗那一仗的我们都搞混了，可是我们都记得曹操横槊赋诗的气派，都记得诸葛孔明羽扇纶巾的风度。故事不一定记得了，人物却鲜明地留在脑子里，那个小说就成功了，变成一种典型。曹操是一种典型，诸葛亮是一种典型，关云长是一种典型，所以小说的成败，要看你能不能塑造出让人家永远不会忘记的人物。外国小说如此，中国小说像三国、水浒更是如此。”②我们之所以如此这般不遗余力地强调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对于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性，关键原因在于，70后女作家周瑄璞新近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日近长安远》（原载《十月·长篇小说》杂志2019年第2期），其思想艺术层面上最大的亮点，就是格外成功地发现并塑造出了罗锦衣这样一位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女性形象。

但在具体展开对罗锦衣形象的分析之前，我们却首先必须对这一形象得以生成的时代文化土壤作出一种真切的理解与判断。罗锦衣的精神成长历程，尽管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相比较来说，却主要完成于1990年代以来所谓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化土壤中。那么，问题的关键很显然也就是，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所谓市场经济，我们到底应该做出怎样的认识与评价。以我所见，要想说清楚1990年代以来的时代特征，很大程度上必须联系业已成为过去时的1980年代。只有在进行深度比较的前提下，我们才有望更准确地为1990年代以来的所谓市场经济时代定位。或许与我们刚刚告别了一个以理论务虚为显著特征的过于政治化的“文革”时代紧密相关，进入1980年代之后，一方面，是邓小平在极力倡导一种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务实理念，另一方面，则是由中西文化的又一次大碰撞所激发的思想解放的浪潮，就总体情形而言，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在务实的同时却又不乏理想主义激情的特别时代。也正因此，在很多真切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当事人的记忆中，1980年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时代，是一个五四之后的再启蒙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更是一个精神价值备受重视的时代。八十年代之所以能够给人们留下如许之多的美好感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过于强调物质的九十年代以来的时代作为重要参照存在的缘故。“也许不是所有人都对八十年代心存好感，但是的确像查建英所说，有很多人对它‘心存偏爱’。有这种偏爱的，不外是‘文革’的过来人。经过政治暴力下的恐惧、压抑与紧张，1976、1978年的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给了他们精神上获得解放的轻松感。这种轻松感，伴随着进入新时代的兴奋和对新生活的憧憬，持续到1989年的夏天。说八十年代‘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指的当是这样一种满足了人的深层需要的美好感觉。并不是所有的时代都能给人这样的感觉。十年‘文革’不能。九十年代也不能。所以八十年代才被人说成是‘中国最好的时期’。”③在这里，毕光明或许相当准确地说明了在那些“文革”过来人的心目中，八十年代之所以会显得如此美好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事实上，恐怕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原因的主导影响之下，毕光明才会这样认识八十年代的：“作为一种感觉为亲历者长久保存，这是八十年代值得我们回望和谈论的理由。一个历史时代用人的感觉证明了自己，这也意味着在这个时代里，人的精神需求得到了满足。精神需求才是人的本质体现，因此，八十年代的真正意义在于证明了人的价值，或者说它让中国人尝到了做人的滋味”④九九归一，在那些亲历者看来，断言1980年代充满了蓬勃的朝气，乃是无可置疑的一种结论。进入新世纪之后，知识界之所以会形成一种1980年代的“怀旧热”，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遗憾之处在于，伴随着一场尽管合乎社会发展逻辑但在很多人心目中却是不期然的社会风波，中国社会在1980年代末发生了一种简直可以称之为断崖式的断裂。幸运之处在于，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发表了从根本上影响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南巡讲话”。正是因为有邓公关键时刻的“讲话”，也才会有后来被称为“市场经济”时代的酝酿与形成。作为市场经济时代的亲历者，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在经济领域吸纳采用了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的缘故，曾经死水一潭的中国经济，在获得了足够刺激的情况下，一度恢复或者说形成了极大的活力。虽然肯定存在着受阻于不合理社会政治机制的严重问题，但中国经济依然取得了可谓是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方面，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就是，中国的GDP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了世界范围内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承认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须得看到，中国社会为了经济的发展其实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正如我在不同的场合已经有过明确表达的，这些代价更突出地表现在思想与精神的层面上。具体来说，也就是八个字：“精神沦丧，道德崩溃”。虽然我的表达或许多少会带有一些过于绝对化的嫌疑，但从客观的社会现实状况来说，你恐怕也还是无法否认我不无偏激言论合理性一面的存在。是的，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当我一力强调“南巡讲话”以来的市场经济一种无法否认的负面效应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指认，进入1990年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社会，完全可以用“欲望”或者“欲望化”这样的语词来加以概括。某种意义上，“欲望”与“物质化”社会变成了互为激发对方的两种因素。一方面，社会愈是物质化，就愈是会极大地刺激人们欲望的膨胀；另一方面，人们欲望的日益膨胀，反过来也会促进社会的日益物质化。就这样，以上两方面因素互为因果所催生的一种直接结果，就是我个人曾经多次强调过的“沦丧”与“崩溃”。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欲望”与“精神”构成了一对意义相反的词语。也因此，假若我们断言说1980年代是一个“精神”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时代，同时也就意味着1990年代之后的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以“欲望”为核心语词的充满功利主义色彩的实用时代。

好了，既然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欲望极度膨胀的时代，那么，出现于周瑄璞长篇小说《日近长安远》中的罗锦衣这一女性形象，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被看作是“欲望化”时代所强力催生的一个文学标本了。这里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虽然我并没有从作家周瑄璞那里获得过相应的确认，但我却不无坚定地认为，在作者的理解中，她所聚焦描写的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或一方面的本质，正是一个“欲望化”的时代无疑。

更进一步说，我们之所以会对周瑄璞的写作心理作出如此这般自信满满的判断，与她煞费苦心地为作品择定的“日近长安远”这一标题紧密相关。明明是一部切近当下时代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却为什么费尽心机地将其命名为“日近长安远”呢？却原来，这是最贴近作家写作主旨的一句古语。只要是具有古典文学常识的朋友就都知道，“日近长安远”典出中国古代名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夙惠》：“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称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在此，晋明帝所言“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字面的意思是，一个人抬起头来就可以看到天上的太阳，但却望不到置身于遥远处的长安城。此处的长安城意谓帝都或者圣君，这样一来，从象征隐喻的角度来说，所谓“日近长安远”者，自然也就喻指一个人的功名事业不够顺遂，希望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意思了。具而言之，周瑄璞借助于这句古语，所真切喻指表现的，就是罗锦衣那可谓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欲望”人生。

为了更充分地描写表现罗锦衣的“欲望”人生，周瑄璞在艺术上做出了两方面的努力。其一，采取了一种时过境迁之后人生回溯的观照表现方式。小说开始，罗锦衣的故事已然终结，她已经变成了一位整日价无所事事，只能凭借对往事的回顾来填充时光的人。“下午的时候，罗锦衣坐在这只椅子里，做样子拿一本书，或者捧一本杂志……期待要发生什么。”“一日一日过去，什么也没有发生，手机常常从早到晚不响一声，她怀疑信号有问题，给自己发一个短信：你好吗？立即收到了。心里小小感动一下，再发一个：这就是最终的结局吗？”一个人，竟然落寞到了给自己发短信的地步。仅这一个细节，就把罗锦衣内心里那种简直就是无边无际的精神落寞状态给写出来了。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两条短信的内容。一条是“你好吗？”，另一条则是“这就是最终的结局吗？”这两条短信内容连缀在一起，所活画出的便是罗锦衣面对自己的人生命运虽然心有不甘但却无可奈何的一种心态。事实上，也只有到这个时候，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回首自己的“欲望”人生，罗锦衣才能够生出这样的一种人生顿悟与感慨：“是的，一切已成定局。不可能再有转机。伤口不再流血，疼痛也慢慢迟钝。人对生活的适应，原是如水一般，放在什么容器，都能随形。”很大程度上，只有那如水的人生最终在某一种容器中凝固成形不复更易的时候，才会有如同罗锦衣这种强烈命运感的生成。置身于二十五层的高楼上，罗锦衣看到的，不仅是这座平原上的城市，更是她自己所走过的曲折人生道路：“如果她是传说中的千里眼，就能看到南边二三百里之外她出生和长大的那个村庄，拣拾她走过的脚印，一个个收回珍藏，或者用橡皮擦掉，重写。”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只有在经历了一切跌宕起伏，最终变得心如止水之后，罗锦衣才能够在落寞的状态中回望自己的人生来路，看到自己和甄宝珠，那两位“穿过茫茫黑夜”走来的少女形象。

其二，设定了两条彼此基本平行的结构线索。一条是罗锦衣三十多年的人生道路，另一条则是她当年的同学甄宝珠的人生道路。虽然她们的人生起点差不多，同为出生于乡村世界的普通女性，但她们两位此后的人生却绝不相同。罗锦衣煞费苦心走上的，是一条为官做宦的所谓“富贵”之路；而甄宝珠所走过的，却是一条作为底层普通女性为生存而不断打拼的艰辛历程。由此可见，虽然不属于一号主人公，但周瑄璞却依然拿出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来描写展示甄宝珠的人生之路，其根本意图就是要借此而映衬表现罗锦衣的“富贵”人生。既如此，且让我们对甄宝珠的底层打拼有一番基本的了解。高考数度落榜后，甄宝珠与罗锦衣一起万般无奈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成为了乡村小学里的民办教师：“罗锦衣分在离北舞渡三里地的尹张小学，甄宝珠分在大杨庄小学，两人相距十多里地。”甄宝珠最后一线希望是能够嫁给一个城里人，通过联姻的方式走出乡村。但在连连受挫后，也只得退而求其次嫁给了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出色的青年农民尹秋生。二人结婚后，果然过了一段平静的乡村日子。假若不是因为甄宝珠为了帮助丈夫一时挪用了学生的学费而东窗事发，她被迫离开了民办教师岗位，那么，他们夫妻俩就极有可能把如此平淡的一种乡村生活方式延续下去。这个时候，时间的脚步其实差不多走到了199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有农民进城打工了。就这样，在对乡村生活彻底绝望后，甄宝珠和尹秋生夫妻俩乘绿皮火车，在硬座车厢里站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抵达西安，开始了此后漫长的打工生涯。正如小说所详尽展示的那样，在进入大城市之后，甄宝珠夫妻俩曾经先后辛辛苦苦地摆过地摊，开过饭店，承包过路段，等到他们终于积攒下一些资产之后，骨子里农民所谓“衣锦还乡”的念头却不期然地冒了出来。尽管遭到了两个儿子的坚决反对，但他们还是固执地在老家盖了一座二层楼房。然而，夫妻俩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到最后，他们充满艰辛的城市打工生活，竟然会以莫名其妙的上当受骗而惨淡收官终结。由于看到乡党老朱参与“非法集资”获利颇丰，他们一时冲动，把几年积攒的钱财全部都用来投资，到头来的结果却是血本无归。但正所谓祸不单行，偏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尹秋生竟然被医院诊断患了绝症。一方面是积蓄打了水漂，另一方面则是尹秋生的罹患肝癌，甄宝珠在经历了多年城市生活之后，就这样一下子又被打回了原形。肝癌晚期的尹秋生返回故乡死去。就这样，当年满怀希望进城打工，到头来惨败而归。尹秋生去世之后，曾经千方百计逃离了乡村的甄宝珠，与年迈的婆婆一起，一个住东边，一个住西边，成为自家独栋二层楼最后的驻守者。不知道甄宝珠自己是否有明确的意识，她的人生，实际上就这么画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圆圈。一辈子折腾来折腾去，到最后还是回到了当初出发的原点。

与甄宝珠那种为了生存而打拼的底层艰辛有所不同，罗锦衣所度过的，则是一种“欲望”强力驱动下在官场上不断攀爬的人生。故事开始的时候，罗锦衣与甄宝珠一起，因为高考的数度落榜而犹豫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她们俩之所以不屈不挠地坚持参加高考，是因为她们深知，作为出生于乡村世界的普通青年，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从乡村进入城市生活，除了依仗高考这一条路径之外，可以说别无他途。但要想再一次参加高考，却又面临着家庭贫穷，父母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继续供给，最重要的是，继续复读，明年就能考上吗？必须承认，周瑄璞的如此一种设计与描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人生》中的高加林，与罗锦衣、甄宝珠她们所面临的人生困境极其相似。也因此，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曾经形成某种隐隐的担忧：难道同样身为陕西作家的周瑄璞，竟然要在自己的《日近长安远》中刻画塑造一位女版的高加林形象么？笔者的如此一种担忧，伴随着故事情节的渐次展开，很快就被打消了。这其中，对主题表达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一个小说细节，就是那位手持苹果的神秘老人的意外现身。就在罗锦衣与甄宝珠相跟着走到北舞渡桥头就要分手的时候，那位神秘老人出现了：“对面一个老婆，从桥上走来，头上的白发被夕阳染成红色。走到桥的这头，与两人迎面。”两位女同学，一个进厕所了，一个在外边等着，一个料想不到的奇迹，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老人摸摸索索，从怀里掏出一个苹果，递给她。”同时，这位神秘老人还讲了这么两段话：“这么好的苹果，我没牙了。你看你的脸，就像这苹果。有福人能看出来。你将来，不会在家里，肯定要到外面去。”“老话说，人的命，天注定，不信不中。你说说，我正想着一个苹果，该给谁呀，她就进茅子里了。这不是命是啥。唉，我这一辈子，心强命不强，落个使得慌，到老了，连个苹果都咬不动。快装书包里吧，别叫她见了。”做完以上的交代之后，这位神秘老人很快就消失不见，一直到小说结尾处被罗锦衣再次想到之外，她在文本中再没有出现过。

这位神秘老人以及由她送给罗锦衣的那只红苹果，很容易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古希腊神话中欲望的“金苹果”的故事。依照记载，故事发生在人类英雄帕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婚礼上。在当时，众神均受邀参加婚礼，唯有不和女神厄里斯因一时疏忽而没有受到邀请。因此而耿耿于怀的厄里斯，便在婚礼上将一个金苹果呈现给宾客，上面写着“送给最美的女神”这样几个字。不出所料，女神中地位最高、同时也是自认为最美丽的三位女神——神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美与爱的女神阿芙罗狄忒她们三位，果然为了这个金苹果的归属而一时争执不下。当此难分难解之际，天神宙斯只好让山上牧羊的漂亮小伙子帕里斯来定夺金苹果的归属权。三位女神为了获得金苹果，分别开出了诱人的优厚条件：赫拉不仅可以赐予他无上的权力，而且还能够保佑他做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雅典娜愿意赐给他以足够的智慧和力量，鼓励他有勇气去冒险，并进一步闯荡出一条大英雄的辉煌道路；阿芙罗狄忒不仅保证可以让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子爱上他，而且还成为他的妻子。帕里斯思来想去，觉得权力和统治地位，他等着以后继承父亲的王位就可以了，英雄的道路他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过人本领去大胆闯荡，唯独真正的爱情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这样，在经过了一番思索与比较之后，帕里斯最终将金苹果判定给了阿芙罗狄忒。到后来，帕里斯在阿芙罗狄忒的帮助下，果然拐走了斯巴达的王后，那位被公认为天下第一美女的海伦。但也正是海伦的这一被拐，最终成为长达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最直接的导火索。大约也正是从这样的一个神话传说起始，金苹果就成为了人类“欲望”的代名词。这一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捷克作家昆德拉，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为《永恒欲望的金苹果》的小说。以我所见，周瑄璞在这里所特别设定的那位神秘老人和那只红苹果，绝对应该在一种“欲望”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一方面，按照那位神秘老人的说法，罗锦衣后来脱离乡村在官场的那一番“飞黄腾达”的经历，乃是命中注定的一种必然结果。但在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那只红苹果其实更可以被看作是罗锦衣内心深处一种强力人生欲望“外化”的产物。质言之，借助于如此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具体物象，意欲表现的，正是罗锦衣内心深处一种被“欲望化”时代所强力催生出来的内驱动力。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只充满神秘色彩的红苹果，理解为罗锦衣人生野心不断膨胀的性格特征的一种象征性隐喻。这样一来，整部《日近长安远》中罗锦衣的这一条结构线索，就可以被看作是她如此一种性格特征充分展开的全部过程。反正，一种显在的文本事实是，打从罗锦衣成为北舞渡小学民办教师的那个时候，她就开始了自己简直就是不择手段的人生上位或者说官场攀升过程。具体来说，“第一桶金”，是从她结识北舞渡公社教育专干孟建设开始的。那一次，北舞渡公社出现了一名公办教师的编制空缺，孟建设专门托人给罗锦衣和另外一个名叫周秀玲的老师捎话，让她们在路过公社时找他，以便捎回去一份文件。一直渴盼着能够获得上升机会的罗锦衣，很快就出现在了孟建设面前。面对着孟建设提出的“咋样报答我”这样一个尖锐问题，罗锦衣如同喝醉酒一般陷入到了不无激烈的自我矛盾冲突状态：“当一个男人承担着拯救角色，对女人有强大的实用功能，那就会被蒙上一种情欲色彩。罗锦衣在田地边漫无目的地走着，天黑了，她不知道饿……大地承载着一切，缓慢转动，就要沉沉睡去。而罗锦衣体内的一切正要醒来，有一番饥饿与狂热从她身体里升起，她感受到一种勃发的力量和疯狂的冲动，陷入一种源远流长无以自控的深度湿润，她的身体变为沼泽……只有一种代号商品粮的情欲。理想也是情欲，奋斗也是情欲，四季都是情欲，就连这将要收割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金黄色的豆子地，也变作一触即发的情欲，四周各种虫鸣混合一处，是一场宏大交响乐，秋天是虫子繁殖的季节。它们在拼命歌唱、交配，彻底暗下来的世界变成一张情欲的大网，身边河水里涌动着的，是全人类的情欲。”一方面，罗锦衣清楚地知道，孟建设向自己索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兑换代价，另一方面，对于急切把自己变身为可以吃商品粮的公办教师的罗锦衣来说，孟建设的非分要求不仅没有把她吓退，反而激发出了其身体与内心深处所潜藏着的强劲情欲。唯其如此，她才会更进一步生出如下感觉：“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土地，我能脱离你吗？我能将身份变成商品粮吗？啊，那需要我把自己的身体先变为商品。她的步子快了一些，她要将自己打造成一枚亮晶晶的无坚不摧的子弹，射向命运的靶心。”应该注意到，一般人面对如此一种选择机遇的时候，往往会纠结于到底该不该为了获得这样一个机会而献身，但到了罗锦衣这里，如此一个机遇，所激发出的，竟然是一种充满兴奋感的强烈情欲，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莫名的献身热情。其他人是为了获得某种现实利益而被迫献祭自己的身体，而罗锦衣却是充满主动性地以身体作为交易的筹码，进而获取自己所试图得到的现实利益。就这样，主动与被动的位置一颠倒，罗锦衣的个性化特征也就被凸显出来了。

以此为开端，内心里根本无视所谓道德律令的存在，内在“欲望”特别强烈的罗锦衣，就开始了她以身体为兑换筹码的人生或者官场的攀爬过程。从乡下到县城，到市里，再到省城，从最初的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到市里的机关干部，到省城里一个区级教师进修学校的普通行政干部，到学校的副校长，一直到享受正处级待遇的某设计院的院长，“欲望”不断升级的罗锦衣，就这样一路走来一路攀升。而她唯一可以依凭的条件，自始至终都是那个健硕、炽烈的身体：“在多年里，她仍然在办公室备着洗漱用品，她大大的包里，有一个小毛巾，几个简单的小瓶子小盒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瓶子小盒子的档次有所提高，有的是各级领导送的，有时是对方随手给个购物卡什么的，总之她那不变的洗漱袋里，装备在变得高级。夹层的角落里，还是有安全套。但那是对方提出用的时候，她才拿出，对方若不提，她是永远不会拿出来的，反正她再也不用担心怀孕了。”就这样，以身体献祭的方式而不断获得人生或者官场道路上的攀升，自然也就成为了罗锦衣的“不二法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罗锦衣内心深处的强烈欲望，所以，更高一层权力的拥有，才往往会是她的精神世界处于极度疯狂失态的渴望。我们只要认真地观察一下关于罗锦衣好不容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才成为设计院院长之后的相关描写，就可以对这一点有真切的了解。获知确切消息之后，罗锦衣在无眠的夜晚不由自主地唱起了一连串曾经走红的歌曲。从“我爱你中国”，到“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到“甜蜜的工作”，“红岩上红梅开”，“啊，玫瑰”，“滚滚长江东逝水”，“东方之珠”，“北国之春”，“阿诗玛”，“马儿慢些跑”，一直到电影《小花》的主题曲“妹妹找哥泪花流”，通过这一系列歌曲的罗列，所形象传达出的，正是罗锦衣如愿以偿后的激动狂欢心态。

我们注意到，或许与权力所拥有的巨大威力紧密相关，只要与权力一发生关联，罗锦衣的身体就会处于湿润兴奋的状态。正因为如此，一旦权力过期或者失效，罗锦衣的身体与意识马上就会做出相反的反应。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她与程局长的关系演变上：“去年，程局长退休了。她想，他们的关系，也将顺势而终吧，自然消亡吧。不想程局长还时不时联系她，期待再续前缘。她也勉为其难地应付一下。神奇的是，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自动湿润了，权力难道是这么神奇的东西？”既然身体已经不再做出积极回应，那么，罗锦衣也就采取了一再推诿拖延的应对姿态：“每次邀约在三五次以上，她不得已光临一回。”然而，这个时候的罗锦衣根本就没有料想到，正如同程局长会有因为退休而失去权力的一天那样，自己的身体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不再湿润兴奋的状况：“她壮硕的外表下有一颗敏感的心，尤其中年之后，心灵细若游丝，好像这世上所有话题与场景都为了提醒自己一个事实：你已老去。所有的人与事，合力让你变得内心卑微，容易生出愤怒或者突然的感动。”正因为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自己身体优势的丧失，所以罗锦衣才会在面对年轻于自己的小健时保持了一种理性的克制：“在小健的热情相邀下，罗锦衣的手指检验了它，可她没有欲望，一种罪恶感悬在头顶，就算小男人出于一时冲动、出于什么目的和你有了那事，事后懊悔，怎么和一个老女人这样过，那是她不能接受的，她怎么能让一个男人嫌弃自己。”但一个人，尤其是罗锦衣这样一位有着难以自控的强烈欲望的女性，其理性终归是有限的，一种长期被冷落的心理积怨慢慢累加的结果，就是内心世界的极度失衡，就是心态失衡之后的猛然爆发。具体表现在她对下属卢双丽的肆意凌辱与大打出手上。卢双丽是设计院办公室的一位女干事，据说曾经在深圳当过坐台小姐。年轻的她“细溜身材细长腿，身上没有一两多余的脂肪”，是设计院“一道亮丽风景线”。尽管卢双丽对罗锦衣的各方面服侍可谓面面俱到，但心态早已严重失衡的老女人罗锦衣，最终还是无法自控地向卢双丽发难。虽然说周瑄璞对两人发生激烈冲突的场景也有着非常精彩的描写，但相比较而言，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怕还是作家关于罗锦衣的相关心理描写：“在罗锦衣眼里，盛放的玉兰失魂落魄，是披头散发的迟暮，是夜色中的哀泣。春光大好，可她觉得自己的人生似这怒放过的玉兰，逃不过一败。”“昨日已经远离，那样场景，再不会有。可是，它们仍然天天上演，只是女主角，换了别人。你已老去，被男人忽略，可还有无数贱人，鲜亮地招摇，那些曾经疯狂鲁莽的游戏，夜以继日地发生，永无休止地上演，更新换代，花样翻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曾经如日中天的位置被别人取代，真切地感受体验着自己曾经湿润身体的日渐干涸，罗锦衣无论如何都不再能忍受这样一种“身体旁落”的状态。设计院院长罗锦衣，到最后之所以会和自己的下属卢双丽争风吃醋乃至大打出手，究其根本，正是由于此种极端嫉妒的心态作祟的缘故。这样看来，与其说罗锦衣的心理失衡是由于权力的扭曲和异化，不如说是被她自己内心深处某种难以自控的强烈欲望所扭曲异化的一种结果。

在一部篇幅不是很大，故事情节也并不算曲折复杂的长篇小说中，能够把罗锦衣这样一位被内心“欲望”强力驱动着的现代女性如此一种人性的深渊挖掘并揭示出来，能够在时代与人物彼此制约互动的前提下把罗锦衣这样一位女性形象刻画塑造到如此丰满生动的程度，正可以看作是《日近长安远》思想艺术上最大的成功之处。对于这一点，明眼人无论如何不可不察。

 

注释

①王春林《新世纪小说发展论》，载《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6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

②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上），第192—19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版。

③④毕光明《精神的八十年代》，见《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