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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现实与文学的理想性

来源:文艺报 | 石华鹏  2019年05月29日08:53

从生活、现实到文学、文学的理想性,是一条不断选择和处理的艰难路途。文学是对芜杂的生活、无尽的现实的一次次选择和处理;文学的理想性又是对复杂多变的文学的一次次选择和处理。选择和处理现实的能力将决定一个作家写作能量的大小以及一个作家在艺术上出走的远近。

尽管无尽的生活和现实借助新媒体的翅膀飞奔到每个人面前,成为奇闻、逸事、知识、图景,这种既吸引又分散注意力的叙事,正在挑战小说的叙述魅力和虚构价值,但我依然相信,好的、真正强大的小说比生活丰富,比现实精彩,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对社会事件和历史的表达更深刻、更真实、更触动人心。

之所以如此相信,是因为文学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永不枯竭的理想性光芒,一直在温暖和照耀我。很多年过去,当我回望,一直留在记忆深处或者期待不断重读的作品,多数是那些流淌着温暖情感、给人生活信心和希望、闪耀着生存力量和光芒的作品,比如,鲁迅的《故乡》和《孤独者》。《故乡》所表现出来的温暖的少年情谊以及现实幻灭之后的希望之路,让人回味不已;《孤独者》塑造知识分子“世界深睡我独醒”的孤独者总在永不停息的战斗和改变,给人一种悲壮的力量。沈从文《边城》自然淳朴的乡土世界中人性的善良美好和心灵的澄澈纯净,无时不在净化我们。余华《活着》写的是接二连三的死亡,带给我们的却是活下去的力量。奈保尔总写那些令人心酸的现实,《米格尔街》尽管看上去无希望,但却生机勃勃,人人都有尊严。卡尔维诺总是把现实写成寓言,《我们的祖先》仿佛每个故事都不是发生在地球上,但却写出了我们执著的品性。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向我们宣示了一种忠贞而快乐的爱情生活。辛格《傻瓜吉姆佩尔》告诉我们,一个善良的傻子胜过十个恶人,做一生傻瓜也比作恶一小时强。

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参与我们的精神建构兼做我们的人生导师,之所以具有穿越时空的恒久魅力,大概源于它们身上的理想性或理想主义倾向。文学是生活和现实的精神结晶体,这块晶体上透亮而美丽的那一面便是文学的理想性。

重申文学的理想性

新时期文学以来,寻根文学一度有过理想性的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寻和认同,对儒道精神在小说中理想化的实践,曾经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文学自然超拔的道德风气,比如阿城《棋王》中塑造的那个在热闹时代内心寥廓,复返宁谧的人物王一生,就暗示了一种美好的诗意道德。之后的先锋小说,在光怪陆离的形式探索中,故事消失在象征和意识流中,小说成为意识形态、哲学和心理学的载体,一些作品到今天已逐渐被遗忘。到新写实主义的反崇高叙事和反典型叙事,一地鸡毛的琐碎和烦躁氤氲于小说之中,我们才发现文学的理想性已搁置许久了,甚至在强调现实批判性和挖掘隐秘内心的文学声浪中,我们已羞于提及文学的理想性了。新世纪近20年,文学似乎无法避免地被市场化、被消费化甚至被资本操纵化,此时再谈及文学的理想性似乎更缺乏强大勇气和必然理由了。

不过,许多事物终究是在循环往复中前进的。现在该是到了重申文学的理想性的时候了。文学的理想性既是文学评判的标准之一,也是作家们在作品中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

作家的职责是什么?什么样的故事会久存下去?我相信,每一个有野心的作家都会在他的写作中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说:“占据他的创作室的只应是心灵深处的亘古至今的真情实感、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少了这些永恒的真情实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昙花一现,难以久存。”大江健三郎在一次访谈中说:“文学应该从人类的暗部去发现光明的一面,小说写到最后给人以力量,让人更信赖人。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文学是对人类的希望,同时也让人更坚信,人是最值得庆幸的存在。”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这作品,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三位大作家不断提到的真情实感、怜悯之心、光明的一面、勇气同信心等词语,构成了作品追求的重要价值,也构成了文学的理想性的广阔内涵。

理想性与批判性

谈论文学的理想性,势必会想到另一个词——文学的批判性。批判性并不是理想性的对立面,它们没有水火不容,文学对生活和现实的批判,通过艺术性地提升和升华,可以转化为文学的理想性。问题的关键在于,二者之间微妙复杂且难以把握的认知和转化是如何实现的?

对文学的理想性的狭义理解会导致一种认识出现:文学的理想性即廉价的理想性。有人认为在文学中谈论理想性和理想主义倾向,无非就是强调文学肤浅的抒情、心灵鸡汤式的精神按摩、无边际的歌功颂德、应景应时的主旋律等等,与其在作品中追求这样廉价的理想性,不如到文学的批判性中杀出一条血路来。这种认识活跃在很多作家头脑里,其实这是对文学的理想性的误解和偏见。文学真正的理想性是大格局、人类性和永恒性的,前面提到的福克纳、大江健三郎、沈从文等理解和践行的文学的理想性,让他们得到久远的尊重。

我们从一远一近两部作品略作分析。莫言的《欢乐》写于1985年,到现在近35年了。《欢乐》写一个农村青年自杀者临死前的缭乱思绪和绝望体验,贫困家庭青年齐文栋五次高考五次落榜,走出农村摆脱贫困的希望化为泡影,他压抑、苦闷、绝望,走向死亡的“欢乐之路”。小说用激情而赤裸的叙事铺展了一个万分丑陋的世界:令人恶心的绿色、腥臭的泥鳅、无处不在的发情的动物、丑陋衰弱的母亲、粗暴野蛮的干部……小说发表后掀起巨大争议,有人认为《欢乐》是一部展现丑陋与恶心、丧失良知的小说,有人认为莫言用强壮的声音来讲述软弱的力量,是对现实卓越的洞察。其实归结到一点,《欢乐》是冷酷的批判还是理想性的批判?35年之后再来重读这部作品,小说依然触动和感染着我们,莫言是用批判性的审视来表现丑陋和绝望的,但是那些赤裸裸毫无节制的叙述还是让我们感觉到感官的不适,如果跳读或者删除这些部分,小说的艺术氛围仍没有丝毫减损。由此说明,有节制而艺术地处理生活和现实的“丑”,会接近文学的理想性。

我们不否认,文学的理想性与现实生活有着强大的冲突,作家在现实面前会有困惑和无力感,当作品呈现出来,文学的理想性总会向现实生活做出妥协,但是理想性缺失的原因除了写作者价值观的虚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写作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读者而艺术?有时候,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会成为写作者的两块“遮羞布”,一块用于遮挡作家为所欲为的写作欲念,以艺术的名义在作品中毫无节制地铺展极端的丑和恶;一块用于遮挡作家孱弱的写作能力。这两种写作都是对读者的不尊重。如果为读者而艺术,将崇高的读者放在心中,作家将会用崇高的文字去感染和说服读者,那他的写作也将向文学的理想性靠近。沈从文先生写完《边城》后,又写了一篇“《边城》题记”,其中谈到了写作给谁读的问题,他说《边城》不是给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看的,不是给读过一些洋装书的“精英读者”看的,是给“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和坏处”的人看的,对这些人他是“怀了不可言说的温暖”,他相信这些人会感受到他作品中的这种情感。以己之情之心去度读者之情之心,方为文学理想性实现的前提。

通往理想性的路途

从生活、现实到文学、文学的理想性,是一条不断选择和处理的艰难路途。文学是对芜杂的生活、无尽的现实的选择和处理;文学的理想性是对复杂多变的文学的一次次选择和处理。选择和处理现实的能力将决定一个作家写作能量的大小以及一个作家在艺术上出走的远近。

在庞大的现实中发现矛盾和冲突之处,并将它们汇集起来展现生活的丰富性,来证明我们的人生有着无法规避的深刻的困惑,来证明这个世界“是一条眼泪的山谷,也是一条玫瑰的山谷”(法国作家让·端木松语)。这是小说写作的本质。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小说的另一面,被过于琐碎和沉重的现实桎梏了,始终没有从现实的纠缠中突奔出来,进入内心的现实感中去。小说的力量不是来自现实而是来自现实感。现实感是小说家对现实的态度,小说通过对现实的叙述所营造出来的情感冲击力、道德判断冲击力、人性冲击力,以及生命存在冲击力。这种种“冲击力”构成了小说对读者的征服。小说所要做的,不仅要表现强悍的现实,还要拥有从强悍的现实飞跃到伟大的心灵深处的力量。

如何将小说的现实变成能够征服读者的现实感?法国作家蒙田说:“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其实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强劲的事实产生想象。小说就是制造强劲的事实和现实的过程,在事实和现实之后,留给读者系统性和逻辑性的想象和幻象,所谓的现实感便诞生了。当“武艺高强的”作家用小说来塑造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生活和现实时,生活和现实在小说家这里至少要经历两种复杂的“裂变”:一是小说作品与小说家生活背景之间的分裂和不一致;二是小说作品内部人物与人物之间复杂的现实情形和冲突。作家们在这两种“裂变”之中“挣扎”、“纠结”,他们的才华、经验、技巧甚至运气终将引领他们从这“裂变”中走出来,一部小说诞生,无论成功与否,它们都是小说家的现实一种。

当小说面对无尽的现实,小说是如飞鸟那般轻盈地掠过现实的海面而荡漾起阵阵涟漪,还是如鱼群那般沉着地穿越现实的海洋而翻起雪白的浪花?或许都可以。现实深广似大海,小说只是大海海面的一只飞鸟,或者海底的一群小鱼。小说作为一种艺术的存在价值,它的野心在于用四两拨千斤之力在现实与小说之间建立起某种对等,而能否建立起这样的对等关系,则全系于小说家是否具有把握现实的意识和能力。出色的文学总是从各自的路途抵达文学的理想性,虽然这路途会经历九曲十八弯的曲折,但当文学的理想性在作品中呈现的那一刻,读者也会感受到巨大的文学魅力。

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生活、现实与文学的理想性的关系,我以为可以这样来概括:文学的理想性是在文学的世界里,储存生活的鲜活与生动,触摸现实的尖利与残酷,畅怀生活的善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