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8年，小说家张楚44岁。从2006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樱桃记》到现在，十余年间，张楚经历了由一个业余写作的基层公务员到盛名在外的专业作家的转变，也经历了一个男人人生历程的缓慢流逝与蜕变。如今的他，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年人。小说集《中年妇女恋爱史》是张楚的第四本书，他在后记中援引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结尾：“他们在苦熬。”在这本书中，张楚刻画的依旧是他多年来持续注目的那些小城镇的平凡男女。所不同的是，张楚逐渐放弃了他曾经热衷使用的意象符号、写作技巧，将自己还原为一个真诚的倾听者和尽量质朴、简单的记录者。写作手法上的转变反映的是心态的变化，随着年岁渐长，当“他们”成了“我们”、成了小说家自己，一种强烈的共情生发出来，而对于写作者来说，那是远比技巧更珍贵的切肤的悲悯。

一、当代爱情

如同小说集的名字所称，这是一本有关“爱”的书。《金风玉露》《风中事》的主人公美兰、关鹏，都是在反复相亲、不断试探中逐渐失去耐心的大龄青年，当他们偶遇一段爱情，到底有没有幸福的可能？《直到宇宙尽头》讲女主人公姜欣被丈夫背叛后的几次复仇，《中年妇女恋爱史》围绕茉莉由少女到中年时代的几段婚姻和爱情展开。四篇小说连在一起，构成了有关爱情的不同侧面：寻找、试探、有限的付出、背叛与被背叛。

张楚笔下的爱情，既没有想象中的年轻、天真、朝气蓬勃，更不够纯粹与虔诚。张楚写的是被岁月风蚀之后的中年人的爱情，他们不再憧憬着“命中注定”、“真爱只有一次”，而是时刻在情感关系中权衡利弊、算计得失。中年人的爱情绝不仅仅是爱情本身，更充斥着现实的种种变量，如同卡佛所说：“爱这个字——这个字逐渐变暗，变得沉重而摇摆”。[1]在沉重而复杂的现实面前，人们不得不将爱的自由与勇气束之高阁。

在现实生活中，张楚洞察了我们这个时代爱情的样子，它不再具有少年般不顾一切的热烈，成了自我标榜与提升的工具，散发着一种腐朽而悲伤的意味。小说《中年妇女恋爱史》中，18岁的少女茉莉遇到了“桃花眼，希腊鼻，还是商品粮”的高宝宝，高宝宝美好而脆弱，如同所有的少年之爱一样，这段感情无疾而终，却在茉莉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五年后，茉莉嫁给了“县城的”、“县轧钢厂上班”的高一亮，婚姻生活不能说不幸福，高一亮踏实肯干，又对茉莉言听计从，但风平浪静的生活多少让茉莉感到空虚。果然，一次高一亮跑长途回家，在床上堵住了茉莉与他的哥们黎江。此时的茉莉已经成了县城茶余饭后的谈资，她当然不能输，坚决要跟黎江“办一场豪华的婚礼”。婚后四年，茉莉发现黎江与自家酒店的小姐有染。再次离婚后的茉莉独自带着孩子，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县民政局的公务员姜德海，两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却因为与初恋高宝宝的重逢而意外结束。在这几段感情中，茉莉始终在权衡、在试探，如同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年轻漂亮的女人一样，她旗开得胜、先机占尽，始终是爱情关系中掌握着主导权的那个人。即使离了婚、带着孩子，即使年届中年，她依然是骄傲的，骄傲到居然爱上了比自己小十几岁的蔡伟。当她终于决定听从感觉的召唤，以至于将半辈子的积蓄连同真心一起交给蔡伟时，却遭遇了最严酷的情感与经济的双重背叛。中年妇女茉莉的几段爱情经历让我们伤感地发现，那些被反复教导的爱情格言被证明是正确的：在爱情尤其是在婚姻的选择中，瞻前顾后、思虑周全，方能收获即便只是短暂的幸福。相反，一旦抛弃世俗陈规，在“理想爱情”的幻觉中全身心付出时，迎来的却只有伤害和痛苦。

看得出，小说家张楚更钟情的是纯粹无功利的爱情，他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爱情的变异，与其说是在批判，不如说是感到悲哀。在他看来，年轻人追逐纯粹爱情的日子一去不返，反映的正是这个时代整体的堕落。于是，张楚不无讽刺地写到：美兰“好歹要找个北京户口的”（《金风玉露》）、关鹏在择偶时要“进行一次科学化的、程式化的考察”（《风中事》）、米露母亲在听到对方条件平庸时“眼神越来越冷淡”（《风中事》）……这些散落在小说中的细节，共同构成了作家笔下“典型”的当代爱情。但与此同时，张楚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谴责这些卑微而平凡的人们，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小说家软弱而悲伤，就像个体的人是那样渺小。他只有虔诚地倾听他笔下人物的故事，既不能送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也更加不忍心让这些孤独的个体与现实相对抗。

如同张楚在小说集后记《虚无与沉默》中所说，“似乎只有19世纪的欧洲小说里，男人娶女人或女人与男人谈恋爱才拿金钱做量器。……而在中国当代生活中，爱情正模拟着欧洲小说里的金钱标杆，它如此醒目、如此自得又如此旁若无人，仿佛只有如此，它才像动物的性器官一般存在并散发出谁也说不出却心知肚明的气味。”[2]出生于18世纪末的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穷其一生都在书写那个时代的爱情。在她笔下，嫁给一位绅士（最好还可以在不久的将来继承一笔遗产）是所有少女共同的梦想，反过来，自身的家世与财产也是她们是否嫁得出去的重要条件。在《理智与情感》中，热情的、爱幻想的玛丽安因为不够富有而被爱人无情抛弃，几乎陷入了毁灭的境地；而清醒的、理性主义的伊利诺却最终收获了幸福。奥斯汀告诉我们，在爱情中，保持冷静与理智的头脑是珍贵的，不断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克制更是必须的。19世纪奥斯汀的教导至今仍然适用，在当代中国，财富与地位在一段爱情中的作用与奥斯汀的时代惊人相似，19世纪欧洲小说中那种挂在嘴边的赤裸裸的权衡，如今已经渐渐内化到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所不同的是，奥斯汀将这种权衡视为自我成长的一部分，她并不认为玛丽安最后的转变是对现实的被迫妥协，甚至期望所有的玛丽安最终都能成为伊利诺；而在张楚看来，这种转变与妥协是痛苦的，他小说中那些走向“成熟”的历程背后，都蕴含着作家深刻的无奈与不甘。或许这也正是当代人与当代爱情的悲剧所在：我们既无法坦然接受现实的吞噬，又丝毫没有能力做出反抗。

二、被遗忘的“中年妇女”

作为女性个体生命由盛转衰的过渡时期，中年妇女既不具备少女时代盛放的美好纯真，也没有风霜洗礼后令人心动的“备受摧残的容颜”，她们不仅是被遗忘的一群人，更在现实生活中遭到了隐晦而无情的嘲讽。“中年妇女”这个词汇的背后，常常围绕着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等近乎刻板的、污名化的想象。我们一方面轻视她们，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时刻与她们相遇，甚至早晚都将会成为她们。小说集《中年妇女恋爱史》中，不仅是中年妇女茉莉，那些徘徊在婚姻的大门前迟迟不敢迈步的未婚女性，段锦、米露（《风中事》），美兰（《金风玉露》）等等，也都很明显地具有一种与其年龄不相配的“成熟”的智慧，或者说，是一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中年心态。《风中事》中的关鹏在经历了与王美琳、段锦的两段感情纠葛之后，决定放弃自己的经验主义，不再像往常那样调查女友米露的身家背景。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米露竟在过去两年内开房36次，虽然如鲠在喉，却最终选择了视而不见，他似乎终于明白也不得不接受，在寒冷的现实中，最“成熟”的决定不过就是怜取眼前人。

现实生活中的中年人们，已经越来越能够理解关鹏这样略显犬儒的选择。而就在我们渐渐习惯于将中年心态与某种世故、庸俗联系在一起时，张楚却以极大的爱与耐心坚定地与他笔下的人物站在了一起，并非因为认同他们的价值观，而是源于作家在漫长的生活中积累的“同情之理解”。比如，叙述两次艳遇故事的《金风玉露》，在张楚笔下却显出一种彻骨的悲凉。小说中的美兰在一个失落的圣诞夜“第一次跟陌生人开房，第一次将自己的身体完完全全地打开，然后，交给一个男人”[3]，三十多岁还孤家寡人的她内心悸动翻腾，却时刻恪守着作为女性的内敛自持。当夜晚结束，热情褪去，美兰的疼痛与寂寞被无情遗忘，以至于再次相遇，在对方的记忆中，她不过是一具没有名字的美好肉体。小说末了，美兰“只好望着窗外，看那此地亮起的万家灯火，在夜幕的掩映中犹如萤火虫的坟冢，恍惚着连成一片”[4]，她始终没有勇气告诉身边还在沉睡的小潘，自己就是两年前那个夜晚的姑娘，唯有沉默地接受她作为女性被遗忘的命运。对于张楚笔下的中年妇女而言，或者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女性而言，这都是一段极度真实而残酷的生命历程：一旦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之后，她们必须成为（丈夫的）妻子、成为（孩子的）母亲，进而才能成为“女人”，这一过程所伴随的是女性主体自我的不断丧失，而主体自我的匮乏，又必然让她们将所有生命的热情都寄托于他者身上。于是，在男性爱人面前，她们唯有不断地漠视自我、倾情付出。

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的一生几乎是被几个男人所左右：如果没有遇到程先生，她就不会成为万千宠爱的“上海小姐”；如果不是李主任的出现和意外离开，她既没有机会进入另一种生活，也不会陡然陷入落魄的境地；如果不是与康明逊短暂的爱情，她便无须面对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儿和孤独的后半生……对于王琦瑶来说，容貌、身体是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资本，一旦年华逝去，再也无所依靠，现实冰冷残酷的一面才真正彰显出来。在凌晨两三点的上海，王琦瑶最终死于“长脚”之手。直到临终，她才知道其实在这个年轻风流的小伙子心里，她一直是“阿姨”；或许也是直到那时，她才不得不确信，那些所谓“朋友”的关怀备至，大抵都与她家里那个神秘盒子中的金货有关。小说《中年妇女恋爱史》中，以为终于获得了爱情的茉莉，却被自己一厢情愿依赖的“爱人”骗得人财两空，她的晚年光景，大抵不过是另一个王琦瑶吧。

这正是女性命运的悲哀之处，“她除了性欲没有别的武器，而这种武器不但意味着不断争斗，而且也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奴隶用以猜测，用以崇拜或憎恨的不光明正大的武器。”[5]《直到宇宙尽头》的主人公姜欣热爱宇宙和科幻，她渴望星空般纯净深邃的生活，但藏污纳垢的现实和破裂的婚姻击碎了她的想象。尽管前夫王小塔曾经追了她五年、写过十多封血书，尽管她在王小塔开饭店缺钱时从娘家拿了30万，姜欣依然难逃被抛弃的宿命。从小就忍心“要么干净得一尘不染，要么从头到尾都散发着恶臭”[6]的她，决意对王小塔展开复仇。然而对于一个在多年婚姻中被消磨了自我的女性来说，她惟一的武器只有自己并不完美的身体，她所能想到的最残忍的方法不过是更出格的身体出轨。那个曾经与她朝夕相处了多年的男人，从来没有认真聆听过她的幻想和热爱，更不曾试图走进她的灵魂。与这样让人绝望的心灵伤害相比，身体的背叛又算得了什么？于是，在她与王小塔三个铁哥们的床笫之欢中，她始终清醒地知道，自己与他们不过是互相利用的工具。那些意欲刺伤王小塔的行为，非但没能让姜欣感受到复仇成功的快感，反而更深刻地刺伤了自己。对此时的姜欣而言，性不再是爱的自然流露，那些本应幸福缠绵的激情时刻反倒让人觉得沉重而悲凉。

在这个意义上，张楚笔下的女性与简·奥斯汀小说中那些时刻准备着将自己托付终身的少女们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茉莉与玛丽安、欧洲与中国、19世纪与21世纪，女性的处境依旧如此相似。在与小潘的两次危险艳遇中，在对王小塔的报复行动中，美兰、姜欣身先士卒地向我们展示了两性关系中女人永恒的处境——即便是在当下，即便女性已经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被动的，等待被征服、被唤醒的地位仍然无法得到改变。张楚笔下的女人们或许不够纯洁美好，甚至有时显得轻浮放荡，但这种放荡背后却蕴藏着深刻的悲哀，她们的遭遇让我们反思：如果直到今天，女性的生存资本与武器依旧只有自己单薄的身体，那么，那些身体逐渐失去魅力的中年妇女们，将如何在这残酷的现实立足，又该如何与男性、与世界相处？除了身体解放之外，女性在漫长的自我解放运动中究竟收获了什么？

三、“感受力”及其他

在与兄长的通信中，济慈曾提到一个著名的诗学概念“消极感受力”：“莎士比亚如此多的拥有这种品质——我指的是消极感受力。一个人能够经受不安、迷惘、疑惑，而不是烦躁地务求事实和原因……对于一个大诗人来说，对美的感觉压倒了一切其他的考虑，或者更确切地说置其他一切考虑于不顾。”[7]我愿意将张楚视为那种具有“消极感受力”的作家，他的写作通常能够摈除自我和理性的干扰，在面对具体的生活和生命时，他热情而谦卑，全身心地领受自然和命运的恩赐，他是观察者、倾听者和记录者。《中年妇女爱恋史》将茉莉的故事从1992年讲到了2013年，在每章的最末，张楚以“大事记”的形式记录了这一年真实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以及关于外太空的零星幻想。这种并立仿佛告诉我们，一切看似琐碎而平凡的小事，在个体生命中都具有崇高的史诗性。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立场，那些人性中的卑微、凉薄、晦暗，在张楚笔下都找得到来路，从早期作品《七根孔雀羽毛》中的谋杀到《梁夏》中的诬陷，再到《直到宇宙尽头》中的身体堕落，在作家看来都不过是肉体凡胎所犯下的可怜的错误。在张楚的小说中，你永远看不到他对人物的是非评判，他深刻感知着弱小的人类被裹挟进时间洪流的无奈，对他来说，万物皆可称颂，更没有什么人、什么事是绝对不可原谅的。

这或许是多年的小城镇生活赋予张楚的写作底色，如他所说，“在小城镇生活的好处在于，这里像是一个蜘蛛网，密密麻麻、经纬交错。在大街上走一段路会碰上很多熟人，这让我觉得安全、可靠。这种安全感对我来说很重要。生活在城镇就像生活在水面之下，你身边不断游过一些浮游生物，你跟它们碰撞、接触、纠缠，然后各奔东西。”[8]作为城市与农村的结合地带，小城镇最能体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与撕裂感，这里的人们享受着与大都市几乎同步的物质丰盈，却始终处于极度贫乏的精神世界而不自知。某种意义上说，张楚小说中坚固的现实与升腾的想象、生存的坚韧与飞扬的愿望，都与这种撕裂感有着内在联系。《水仙》与《听他说》共同构建了一个想象中的“别处”世界。《听他说》中的河神生活了六千年，管理图书馆、主持祭祀事宜，他对人间充满向往，甚至爱上了凡间的姑娘，以至于最终为之献出生命。《水仙》以凡间女子周桂花的视角展开，那个屡次帮助她的“白衫男子”其实正是《听他说》中的河神。在漫长而孤单的日子里，爱人张金旺的书信是周桂花遥远的精神慰藉，神秘的白衫男子却成了她生活中真实的陪伴和依靠。小说最后，白衫男子受伤后消失不见，张金旺从远方回来，与白衫男子亦真亦幻的相遇，最终成了周桂花梦境一般的记忆。两篇小说对照来看，张楚打通了真实与想象、现实与传奇，他用“爱”作为纽带，串联起小说中的此岸与彼岸。对于彼岸世界的想象和搭建，来自于张楚对现实世界人与事的真切感受、耐心发现，而那些关于远方的幻想，也因为最终回到此刻此在而重新获得了意义。

张楚曾多次表达过他对故人和旧时光的怀念，在《野草在歌唱》这篇带有非虚构意味的作品中，他感伤地写到：“二零零五年的县城跟一九九五年相比，仍然没有太大改变，只是街上的豪车多了，关于二奶和小姐的消息再也引不起人们的好奇和谴责，相反，人们都开始羡慕有钱人，羡慕他们有更多的女人和儿子。多年后想起，那个年代正是所有美好、脆弱、柔弱的精神被摈弃的年代，赤裸裸的物质欲望、身体欲望和娱乐至死的精神正快速蛮横地侵占着每个肉体的神经末梢……”[9]在时光的磨砺中，张楚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悲观主义者，他对生活同时抱有热爱和失望，一方面依旧对美好纯粹怀揣着向往，另一方面又在现实的淘洗中对当下、对未来逐渐失去了信心。

而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恰恰是一种“中年”的过渡与转折状态：与早期作品相比，小说集《中年妇女恋爱史》让我们看到了张楚的沉郁和悲悯。他不再过分依赖技巧、想象，而是更加信任真实的生活与同理心。但同时，这部作品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在他写作的“中年”时期所遭遇的问题：对于张楚这样的小说家来说，“感受力”确实是可贵的天赋与才情，但是在写作生涯的中后段，“感受力”如果没有整体性的、宏观的思辨能力作为支撑，就会逐渐显示出它的局限，甚至成为某种制约。过分沉湎于“感受力”恩赐的作家，往往越来越难以克服自身的“善良”和“软弱”，逐渐丧失从片刻的感受中抽身而出的勇气和纵览全局的能力——对于一个享有长久且稳定的创作生命的作家而言，这种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我想，如何从个体感受出发抵达外物，如何从体察人心走向勘破现实，如何超越时光逝去的沧桑感、幻灭感而建立起整体的历史观，等等，这些问题对于张楚，对于所有正在走向成熟的“中年”作家来说，都是急需面对的问题。

注释：

[1][美]雷蒙德·卡佛：《我们所有人》，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

[2]张楚：《中年妇女恋爱史》，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34页。

[3]张楚：《中年妇女恋爱史》，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7页。

[4]张楚：《中年妇女恋爱史》，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65页。

[5]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第2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10页。

[6]张楚:《中年妇女恋爱史》，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90页

[7] [英]济慈：《济慈书信选》，王昕若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8]张楚:《写作是一场自我的修行》，《文艺报》2013年4月17日。

[9]张楚:《中年妇女恋爱史》，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27-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