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走进〈敕勒歌〉》所承载的美的发掘与采撷是丰足的、精当的，但作家显然不想让笔墨滞留或局囿于此，而是坚持在此基础上，开启更加宏阔的历史探照和愈发深邃的精神勘察，以求把作品引入一个雄浑苍茫的艺术境界。

《走进〈敕勒歌〉》留下的不仅是敕勒川古往今来的传奇故事，更重要的还有中华文明的深层结构和独特魅力。

《走进〈敕勒歌〉》（《国家人文历史》2019年第6期）是梅岱继《明斯克钩沉》《忘不了的泰姬陵》之后，郑重捧出的又一篇意深旨远、内涵厚重的大散文。

诚如标题所示，这篇作品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流传千载，迄今仍活在人们日常文化生活中的北朝乐府民歌《敕勒歌》为切入点，铺开叙述，构建文本。为此，作家起笔时就先从时代意识和个体感知出发，对《敕勒歌》进行了一番立体多面而又目光独到的品味与解读，诸如打捞它在文学乃至文化史上留下的光彩印记，阐发它的精神质感与艺术特色，辨析它的真正的作者，梳理它的语种转换直至汉语翻译……所有这些，不仅从一个较新也较深的层面，凸显了《敕勒歌》的意义与价值，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文学经典之所以生成的基本要素、潜在规律，以及它可以心口相传，与记忆同行的恒久生命力和深远影响力。这时，读者又一次领悟到，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与积累委实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走进〈敕勒歌〉》所承载的美的发掘与采撷是丰足的、精当的，但作家显然不想让笔墨滞留或局囿于此，而是坚持在此基础上，开启更加宏阔的历史探照和愈发深邃的精神勘察，以求把作品引入一个雄浑苍茫的艺术境界。于是，聆听着清新天然而又雄奇高旷的《敕勒歌》，我们依次走进了孕育并催生了这“慷慨歌谣”（元好问语）的敕勒族、敕勒川。

作家告诉我们：原居贝加尔湖一带的敕勒族，在东汉时进入蒙古高原的漠北草原。这个逐水草而居、以“高车”著称的民族，聪慧勤劳而又豪放刚健。面对强大的北魏政权和柔然汗国，他们有归依、有隐忍，也有抗争，但更注重在夹缝里求生存，于忧患中谋发展，从而绘制出“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繁荣景象，并最终建立了英气勃发的高车国。尽管由于自身的局限，高车国连同敕勒族仅在世间存活了54年，但它所创造的文化，还有它拥有的战神式的英雄，却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长廊里，成为中华文化基因的有机构成，同时也成为中国记忆的一部分。

如果说敕勒族的载沉载浮是一幕悲喜跌宕的传奇，那么敕勒川的历尽沧桑就是一首波澜壮阔的史诗。且看作家的生动讲述：北依阴山，南临黄河，绵延1200公里的敕勒川，既是中华多元文明的源头之一，又是中华版图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的交汇区与分界线。正因为如此，数千年来，尤其是秦汉、南北朝和明清这三个时期，“敕勒川这块地方目睹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争执与冲突，更见证了二者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经历过许多大大小小的矛盾和事端，更有惠及双方百姓的和平和谐之光景。回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化进程和追求一统的历史传统，敕勒川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样本。”此时此刻，作家已化身为洞晓古今的智者，一方面将敕勒川的故事娓娓道来，一方面将自己的思考和发现水中盐、花中蜜般地融入其中，进而形成丰沛的意义空间和显见的召唤性话语，期待着人们的理解、破译和阐释。

在展开对敕勒族、敕勒川的讲述时，《走进〈敕勒歌〉》很自然地涉及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问题，这就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集、碰撞与融合。时至今日，我们理应警惕由西方殖民史学衍生的抽象绝对的文明等级论，也不必过于在意亚当·斯密把游牧和农耕两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划分为两个社会层级的观点，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就文明的程度而言，历史上的边地与中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确实存在某种落差。为此，前者被后者所昭示、所吸引，进而产生钦慕与向往实属必然。作家所写拓跋珪重返敕勒川，将国号由“代”改“魏”，以及“敕勒新民”归依北魏政权并与之和睦相处等，都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毋庸讳言，在丛林法则扮演历史动力的语境中，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羡慕和向往，有时会被“入主中原”的欲望乃至铁马金戈的战争所置换。然而，即使如此，文明本身并没有中断。因为掌握了政权的游牧民族，同样崇尚和热爱中原文明。作家笔下，像北魏那样如日中天，已雄踞中华半壁江山的王朝，依旧坚持效法中原，融入中原，即可作如是观。这使我们不禁想起马克思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由此可见，作家申明的：“中国文化讲‘道’，大一统就是中国人的大道天道。”“中华大地没有分裂，中华民族没有分离，中华文明没有断代”。分明是有理有据的不刊之论。

纵观中原文明与边地文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流史和演进史，也许我们无法否认大汉族主义的曾经存在，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就整体和本质而言，中原文明和汉民族自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大格局和天下一统的大气度。在这方面，《走进〈敕勒歌〉》同样留下了浓重而不失细致的笔墨。你看，面对呼啸而来的游牧文化，汉民族没有视若异类，盲目排拒，而是放出眼光，积极吸纳。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敕勒川上的“汉人胡化”，上演的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于融合中壮大的历史正剧。在敕勒川的苍茫大地上，农耕民族同游牧民族之间，固然可见刀光剑影，但同时也不乏理性的对话与温情的携手。如果说被作家浓墨重彩的昭君出塞、胡汉“和亲”的故事，集中反映了存活于民间的远见和大义，进而筑成民族和睦的美好意愿与永久象征，那么发生在明朝隆庆年间的“隆庆和议”，则更多传递出当政者希望“华夷一家，并生宇内”的开阔胸襟，以及“大道低回”的政治智慧，其结果是开启了汉蒙各族人民长达60余年的和平福祉。

当《走进〈敕勒歌〉》的视线投向秦汉时的敕勒川时，秦始皇着手建造的两大工程被推向前台：蜿蜒6000公里的长城，在北方的崇山峻岭间崛起了一条雄奇的巨龙；全长700公里的直道，实现了帝国心脏与战略要地的空前贯通。作家如此用墨，固然是为了突出拉弓搭箭这一形象化的比喻，由此凸显敕勒川在秦国边防体系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不过在我看来，它同时还是对大秦帝国恢弘气魄、开拓风貌的不写之写，进而告诉读者：一种文明的发展，一个民族的崛起，必须首先致力于国防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集中力量办大事，必须努力具备经济实力与生产水平的先进性。显然，这样的画外音既属于历史，亦烛照现实。

曾经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华文明是一种内倾性、封闭性的超稳态结构，这种结构虽然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却也因自身缺乏动感与活力而不利于发展与创新。这类说法或许有其局部的针对性与合理性，但用它作为中华文明的本质描述，则无疑是片面和不准确的。事实上，由多民族文化聚合交流，竞相发展而成的中华文明，自有其内在的活性因子与鼎新能力，是一种动态的、多声部交响的“复调”结构。而在这一维度上，《走进〈敕勒歌〉》的相关讲述，恰好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和边疆民族一向存在双向流动的现象。近代以降，华夏民族更是出现了三次移民高潮，即所谓“闯关东”、“下南洋”和“走西口”。其中“走西口”指的是晋陕一带民众，经长城杀虎口到关外草原谋生，而出关第一站便是敕勒川。当时，数不清为生计所迫的农民，艰难地跋涉在出关路上，其命运基调自然凄凉，然而其日后的结果却让人由衷欣慰。走西口的人们，把属于农耕文明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带到草原，不但丰富了当地人的生产方式，而且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俗，从而提升了整个草原的文明程度；同时，逐渐形成的亦农亦牧、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使敕勒川的经济状况有效改善，物质财富不断增加，并由此催生了日趋繁荣的远距离的商贸活动。名声远播的晋商和草原丝绸之路，都在这里留下了重要节点和清晰踪迹。所有这些，正是中华民族“在路上”的尝试、采撷与收获，是中华文明在流动、变革与创新中绽放的璀璨花簇。难怪作家行文至此，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今天正在高歌猛进的“一带一路”的伟大实践，在二者之间，我们确实听到了遥远的历史呼唤和嘹亮的时代回声。

沧桑无语，历史有情。一篇《走进〈敕勒歌〉》，留下的不仅是敕勒川古往今来的传奇故事，更重要的还有中华文明的深层结构和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