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寅恪对白话文的反对或许最能表现他“保守”的一面。但保守的观念中未必没有合理的成分，而且以前被认为是保守的，现在可能就是进步的。比如坚持中国文化本位在今天看来意义就尤为重大。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持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

白话和文言

1919年初，胡适在《北京导 报》（Peking Leader）增 刊《1918年 的 中 国》（China in 1918）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一场文学革命》（A Literary Revolution in China）的文章，这是最早介绍“文学革命”的英语文献。胡适是这场革命的倡导者，又精通英文，由他来撰写此文是合适的。

这篇不长的文章分为四个小节：一、第一枪是如何打响的；二、尝试新诗的写作；三、白话运动的传播；四、历史依据。在第一节，胡适简要介绍了自己《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内容，指出文学革命的中心任务是用白话取代文言。由于诗歌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体，所以能否用白话写诗成为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在第二节，胡适说明了自己和其他几位白话诗人最初的写作尝试，“由于尝试的时间很短，目前还不能确切知道结果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些白话诗，特别是沈尹默先生（北京大学国文教授）的诗，在形式和内容的丰富性上是旧体诗难以企及的”。尽管白话运动遭到了很多守旧人士的反对，它的势力却是不可阻挡的。在第三节，胡适兴奋地列举了多种已经采用白话的报纸和刊物（《国民公报》《时事新报》《每周评论》《新潮》），说明《新青年》已经有了不少盟友。在文章的第四节，胡适说明他和陈独秀等人提倡白话文的主张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他指出，早在宋代，程颐、朱熹就开始用语录体撰写哲学著作，在诗歌领域，邵雍、陆游的不少作品更接近口语而不是文言。至于宋代以来白话小说的发展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幸的是，这一发展到明代受到了复古运动的阻遏，“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文学没有走出模仿和形式主义的枷锁”。胡适在文章最后表示，文学革命的发动正是为了打破枷锁，“如果我们真心希望给中国一种新文学，一种不仅能够表达当下的真实生活和情感，同时也能有力地改造思想和社会的文学，我们就必须从过去的死语言中解放出来，这种死语言可能是我们的先辈合适的文学工具，但绝对不适合我们今天创造一种活生生的文学”。

当胡适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白话和文言的较量仍在进行之中，但胡适还是满怀信心，认为胜利将属于革命派。此后的历史很快证明胡适的预言是正确的，正是在1919年白话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全国涌现了约四百种白话报刊；1920年教育部颁布法令，规定从当年秋季起，国民小学的国文教科书不再使用文言而改用白话，标志着文学革命的成果已经获得政府的认可。

1922年初，在白话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胡适再次用英文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文学革命》（The Literary Revolution in China）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6卷第2期（1922年2月）上，又一次向英语读者介绍白话文运动。在这篇文章中，胡适首先简要回顾了意大利语、法语、英语等近代欧洲语言兴起并取代拉丁语的历史，说明文言文和拉丁语一样，是一种脱离口语的死语言，是应该被取代的。接着他从中国自汉唐直到近代的历史中举了若干例子，说明白话是活泼的、有生命力的语言，是完全可以作为文学工具的语言。结合中外的历史，胡适令人信服地指出，白话取代文言是大势所趋，文学革命成功的最大因素是时代的需要和发展，至于他个人的作用，则在于明确意识到了这一趋势并率先喊出了革命的口号。

和第一篇相比，胡适在第二篇文章中更多地谈到了近代欧洲语言的演变情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大利语、法语等现代西方语言的发展史是胡适思考中国语言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参考，他在文中写道：“在中国白话文学史上缺少一个重要的因素来摧毁文言的地位，这就是用一种自觉和坦率的态度来承认文言是一种死语言，因此不适合再作为现代中国的国语。但丁不仅用意大利语进行创作，还写了《论俗语》来为之辩护。薄伽丘也是一样。在法国，七星诗社大力宣扬法语作为诗歌语言的表现力，杜贝莱专门写了《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的宣言书。白话所缺少的正是这种有意识的提倡。”可以说，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来自他的世界眼光，他的行动正是在模仿但丁、薄伽丘、杜贝莱等西方先驱。近代中国的一个时代主题是向西方学习，语言文学的现代化也是学习的重要内容，胡适能够得风气之先，首举义旗，显然得益于他在美国的留学经历。

什么是平民文学

1919年1月，周作人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平民文学》一文

（《每周评论》第5号），明确提出新文学必须坚决反对贵族文学，代之以记叙普遍和真挚思想感情的文字。此前，陈独秀已经喊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的响亮口号（《文学革命论》），周作人此文可以说是对这一口号的详细阐述，从此平民文学成为五四文学的一大标签。

从出身来说，周作人不是平民，发表《平民文学》时的身份是北大文科教授；陈独秀是他的顶头上司——北大文科学长。他们身边的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学同仁，没有一个是白丁。

由鸿儒们建设起来的平民文学必然带上精英的色彩。思想上的反礼教和西化不用说了，就是语言，虽然经胡适首倡，用白话取代了文言，但也并非老百姓的口头语，而是一种相当欧化的汉语，最显著的表现是西式的语法结构和标点符号，以及新的词汇。这样的文学显然不接地气，普通老百姓——平民——很难一下子就接受，更谈不上喜欢了。实际上，直到1924年，茅盾依然坦陈“新文学尚没有广大的读者界”，因为“要养成一般群众的正则的欣赏力，本来不是一朝一夕所可成功”（《文学界的反动运动》）。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鲁迅的母亲，她从来没有读过《呐喊》《彷徨》，只喜欢张恨水的小说。

五四新作家不仅反对古代文学，也反对以张恨水为代表的当代通俗文学，他们对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不仅因为双方的文学主张完全不同，也因为后者占据着巨大的读者市场。五四文学虽然是新潮，但读者只局限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此周作人早有预见，他在《平民文学》中明确地指出：“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白话的平民文学比古文原是更为通俗，但并非单以通俗为唯一之目的。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凡是先知或引路人的话，本非全数的人尽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勇于担当“先知”和“引路人”，无疑值得钦佩，但和平民之间的距离感也十分明显。

沿着这个思路再来看鲁迅关于“铁屋子”的那段名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呐喊·自序》）不管鲁迅的基调多么绝望，他分明还是把自己放在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和“少数者”之列，和乃弟周作人的自我定位完全一样。

1932年瞿秋白反思五四新文学时尖锐地指出，“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以及纯粹从这种文学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初期革命文学和普

洛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了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大众文艺的问题》）他甚至认为这种文学对于民众是“白费”。瞿秋白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立论的，话讲得可能有些过头，但他指出的问题并非毫无针对性。五四文学运动以平民的名义发动，但又以批判平民，至少是教育和引导平民为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内在的矛盾。

陈寅恪的对子试题

1919年陈寅恪从欧洲转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此时国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陈寅恪虽然身在大洋彼岸，但一直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对于胡适、陈独秀等人激进的反传统立场持相当的保留甚至反对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同在哈佛留学的吴宓、梅光迪等人也持基本同样的态度。他们先陈寅恪回国后，在南京办起了《学衡》杂志，公开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唱其对台戏。但没有几年的工夫，新文化运动发展迅猛，等到1926年陈寅恪结束留学回国执教时，《学衡》虽然还在办，而新文化运动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洪流。

就对于西方的了解来说，现代学人中恐怕没有几个能够超过陈寅恪，他曾经在欧美前后留学长达十三年之久，博通多种西方语言。但无论是在留学期间，还是回国以后，他都反对全盘西化，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终其一生，无论外界形势如何变化，他都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信念，毫不动摇。他的这一信念来自他对中国文化史、特别是佛教史的深入研究。1934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写道：“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佛教进入中国后必须中国化才能站住脚，基督教也不例外。

从1926年回国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寅恪在清华度过了专心治学、硕果累累的十年时光，其间他结识了很多知名人士，其中不乏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和真实拥护者；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从来不对这些人的文学创作发表丝毫意见，无论是郭沫若、俞平伯的新诗，还是鲁迅、许地山的白话小说。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大成果是白话文学的发生和繁荣，其意义被胡适比拟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今天可能不会有人怀疑用白话取代文言作为文学语言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在当年却遭到不少人的质疑，特别是白话诗的合法性。陈寅恪便是其中之一。陈寅恪是历史学家，也是诗人，他的诗虽然不乏“今典”，而无一不是旧体。1932年，陈寅恪应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刘文典（叔雅）之请，代拟当年入学考试国文试题，其中居然有对对子的测试，一时引起舆论大哗。陈寅恪在解释自己的这一做法时指出，对对子可以简单明了地测试出学生分别虚实字、平仄声的能力，又“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测验思想条理”（《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在陈寅恪看来，对偶是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可是用白话作文却测试不出来。

陈寅恪曾对自己做过这样的评价：“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他对白话文的反对或许最能表现他“保守”的一面，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被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保守的观念中未必没有合理的成分，而且以前被认为是保守的，现在可能就是进步的。比如坚持中国文化本位在今天看来意义就尤为重大。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持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理应在文化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如何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开拓创新，是这一代中国人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