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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无处不在的现实主义

来源:《文艺争鸣》 | 贺绍俊  2019年05月15日08:48

罗伯 - 格里耶是法国新小说派的创立人之一,他挑战传统现实主义,主张打倒巴尔扎克,并建立起一套反对现实主义的小说理论。尽管如此,我始终记得他在《从现实主义到现实》这篇文章中的第一句话“:每个作家都认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人们似乎轻易放过了这个开头,甚至将其看成是一种揶揄的手法。但我以为他说这句话时是认真的,甚至可以说,这句话正是他的一切理论主张的出发点,因为现实主义是无处不在的。

罗伯 - 格里耶谈到了现实主义的多种面孔,他说“:现实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每个信奉者都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对付邻人;它还是一种品质,一种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的品质。历史上的情况历来如此,每一个新的流派都是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来攻击它以前的流派:现实主义是浪漫派反对古典派的口号,继而又成为自然主义者反对浪漫派的号角,甚至超现实主义者也自称他们只关心现实世界。在作家的阵营里,现实主义就像笛卡尔的‘理性’一样天生优越。”罗伯 - 格里耶提示我们,一个作家在创作方法上可能是非现实主义的,但他的世界观中仍然包含着现实主义的要素。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是以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为根本原则的。比如,罗伯 - 格里耶激烈反对巴尔扎克,并非要否定以现实主义的方式看世界,而只是认为巴尔扎克镜子式的反映现实世界的方式已经落伍了,他不希望文学仅仅成为一面客观的镜子,而是要让作家的主体在反映现实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所倡导的新小说派就是要通过主观对现实的重新认识而建构起一个主观化的现实世界。因此有人将罗伯- 格里耶的小说称之为主观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应该是一种最古老也最通用的方式,它遵循着常情、常理和常态的基本原则。古希腊人强调“艺术乃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比如亚里士多德便将模仿看成是人的天性,因此“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模仿便是现实主义的雏形,它产生了人类最早的文学艺术。在文学发展的辉煌历史中,现实主义的身影无处不在。现实主义文学也积累起丰富的精神遗产,后来者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创造出新的成果。但是,正如罗伯 - 格里耶所意识到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在文学活动中承载了越来越多的使命,这让人们在谈论现实主义时逐渐远离了它原初的意义。十八世纪之后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席卷欧洲文坛,巴尔扎克成为这股思潮的代表性作家,但现实主义从此也就被固化在某一节点上。及至后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兴起的时候,自然就把现实主义作为保守的对象加以反对和否定。从此,在很多作家的眼里,现实主义成为了一个落后、保守、陈旧的代名词,而他们在写作中往往有一种焦虑,即如何让自己的作品与现实主义保持距离,因此他们热衷于玩弄一些新奇的手法和反常规的叙述方式。但是,他们就没有想到,现实主义是无处不在的。当我们面对现实,要表达我们对于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时,我们就进入了现实主义的范畴之中。然而一些人带着反对和否定现实主义的心理,也就很难有效地处理现实和书写现实。

一、现实主义经典的力量

现实主义无处不在的事实,首先体现在经典的力量上。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最为久远的创作方法之一,产生了大量的经典作品,这些经典作品不仅呈现出 现实主义的千姿百态,而且仍然具有典范的作用。当代 作家通过对经典的学习和借鉴,开启自己的文学空间。贺享雍的创作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贺享雍有三十 年的创作经历,完全走的是一条传统现实主义的路子。但我们仍能从他的创作实践中看到他在现实主义方面 不断学习而获得的进步。贺享雍从八十年代起一直写 他家乡的故事,但他一度找不到一个突破点。后来,他 立意要写一个“乡村志”的系列长篇小说,以小说的方 式忠实记录下家乡在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变迁,通过十来年的努力,他为乡村 立志的初衷基本上实现了。从他的写作中,我能发现 古典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身影。“乡村志”的故事 都发生在一个叫贺家湾的乡村里。贺家湾虽小,但就 像一只具有典型意义的“麻雀”,贺享雍细致解剖了这 只麻雀,非常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的 发展轨迹,揭示了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社会和民生问题。这一点可以与巴尔扎克当年立志写“人间喜剧”相比 较。巴尔扎克在创作进入成熟期后,认为小说家必须 面向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于是 他开始了“人间喜剧”的系列创作。在这个系列创作中, 巴尔扎克以“编年史的方式”描述了法国社会的急剧变 化,他的这一系列作品被誉为“资本主义的百科全书”。恩格斯称赞《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 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说他从 这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 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贺享雍在 创作方法和创作意图上与巴尔扎克有相似之处,他的 “乡村志”系列在反映当代农村变化的方面也具有“农村改革开放的百科全书”的效果。另外,贺享雍的现实主义还有赵树理的痕迹。这不仅是因为二者共同具备的浓郁的民间民俗性,而且还因为二者共同坚持的乡村知识分子的身份和视界。赵树理在延安时期被看成是代表了文学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文学为人民的方向。赵树理在小说中的确是站在农民的立场,讲述普通农民的故事。但后来发现,“为人民的方向”与“站在农民的立场”这二者还是有差异的,人民的方向中的“人民”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而赵树理笔下的农民是具体的、生活化的农民。赵树理作为一位乡村知识分子,了解农民的弱点和缺点,也懂得他们的内心诉求。所以在赵树理眼里,具体的农民常常会和抽象的人民产生矛盾。他把这种矛盾写进了小说,由此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遭到了批判。我把贺享雍与赵树理相比,是因为贺享雍的小说中也包含着这样的矛盾。所幸的是,我们不再以极“左”的方式否定贺享雍的书写。他在小说中讨论的问题是真问题,真正触及农民的痛处。同样,他所书写的乡村人物也是最能体现乡村真相的人物。

还可以举出无数类似的例子,足以证明现实主义不仅无处不在,而且千姿百态。

二、突破总是以现实或反现实的名义

现实主义无处不在,还体现在文学突破总是以现实或反现实的名义进行的。

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文学完全不能适应社会的急速发展,一批思想者要建立起以白话文为基础的新文学,打的就是要紧贴现实的旗号。陈独秀明确提出: “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在启蒙思想的引导下,“五四”新文学开创出反映社会人生、改造国民精神的现实主义文学新传统。现实主义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潮,有高潮,有低谷;有收获,也有挫折。但无论如何,现实主义始终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当然,随着现实主义成为主潮,因为各种原因,现实主义也被狭窄化、意识形态化、工具化,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它约束了文学的自由想象。这也正是新时期之初的文学现状,因此当时寻求文学突破的主要思路仍然是从现实主义入手。这一思路又朝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为现实主义正名,恢复现实主义的本来面目;二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姿态另辟蹊径。后者带来了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潮。先锋文学潮的思想资源基本上是西方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当代文学的冲击非常大,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作家,几乎都是从模仿和学习西方现代派文学开始写作的。但反现实的结果并非否定和抛弃现实主义,而是拓宽现实主义的表现空间。莫言的创作历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开始创作时明显受到当时风行的现代派影响,也是先锋文学潮中的活跃作家,但他的创作基础仍是现实主义的,因此莫言在创作过程中会存在一个与马尔克斯、福克纳“搏斗”的问题,他说他那一段时间里“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逃离他们”。从写第二个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起,他有意要回归到现实主义上来。然而莫言此刻的现实主义已经吸纳了大量的现代派元素,呈现出一副新的面貌。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在授奖词中特意为莫言的现实主义文学创造了一个新词: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从这个新词也可以看出,莫言对于现实主义的拓展是引起诺奖评委兴趣的聚焦点。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的素材来自民间,民间故事和传说的特殊想象和异类思维嫁接在现实主义叙述中,开出了幻觉之花。如今,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相互融洽、并行不悖,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多元局面。

三、现实主义是文学写作的基本功

现实主义说到底,它应该是文学写作的基本功,因此它也必然是无处不在的。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如果缺乏现实主义这一基本功的训练,他以后搭建起来的文学大厦哪怕再富丽堂皇也是不牢靠的。

戏曲界有一句名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就是强调了基本功的重要性。文学写作同样应该进行基本功的训练,文学写作的基本功不仅包括文字的表达能力,也包括对世界的观察能力,观察世界首先是从对世界的客观性辨析开始的,它完全依托于现实主义,因为现实主义的本质就是对自然的忠诚。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把对世界的观察能力视为一种文学写作的基本功,这在过去也许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过去基本上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流,人们浸润在现实主义的语境之中,无形之中也会接受现实主义世界观的训练。但现在现代主义逐渐成为文学的时尚,特别是年轻的作家基本上都偏爱于西方现代小说,都是从学习现代小说开始自己的创作的,他们以为先锋和时尚就是反传统和反现实主义,因此也就不会去有意地培养和训练自己客观观察世界和客观描述世界的能力,其后果便是连一个故事也讲不流畅,连一个客观物体也不能清晰准确地描述出来,光在胡编乱造上做文章。事实上,卡夫卡也好,普鲁斯特也好,他们都具备讲好故事和准确描述客观物体的写实能力,而这种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写实能力又是成就他们现代小说辉煌的重要条件。最近我读到“90 后”作家周朝军的小说《抢面灯》《雁荡山果酒与阿根廷天堂》等,具有明显的现代派特征,应该是比较成功的作品。但我同时发现,周朝军也是一位对现代派保持着警惕的年轻作家,他很早就主动地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吸取养分,培养自己的叙述能力。他称他骨子里喜欢那些“被很多人认为已经落伍”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他表示他既崇拜先锋派作家,但也“毫不掩饰对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喜爱”。周朝军最早的写作带有模仿和学习的目的,如仿古代笔记体小说的《沂州笔记六题》,如纯粹讲故事的《左手的响指》等,其实他的这类写作就是在进行现实主义基本功的训练,这种训练为他后来写作先锋性的小说做了很好的铺垫,因此他的先锋性小说并没有不少年轻作家所犯的空洞化的毛病。我相信像周朝军这样自觉进行现实主义基本功训练的年轻作家,其写作的后劲更足,也一定能够走得更远。

现实主义无处不在,关键是作家如何准确把握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