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历史文学，是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历史文学不是脱离现实随意去写历史故事，而是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它具有现实的灵魂，有着与现实一脉相通的艺术思考与思想寄托。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姚雪垠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这部长篇巨制，开启了新中国历史小说的先河。新时期以后《李自成》（第二卷）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对后来历史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继之，历史小说《星星草》《戊戌喋血记》、历史题材电影《鸦片战争》等先后问世。这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的感情，打通了历史与时代的通道，发人深思，促人奋进。这是艺术与思想的力量。它们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英雄战斗精神，展示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它们是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体现，造就了现实主义历史文学的鲜明特色。

我们看到，《李自成》与后来出现的有些“帝王文学”作品是大异其趣的。“帝王文学”写皇帝，写宫廷，写帝王将相，虽然其中不乏对“文治武功”的颂扬与国家治理举措的肯定，有着一定的资治的借鉴意义，然而由于作者以赞赏的心态对封建皇权肆加渲染，脱离了人民的价值观，于是便不是以人民的感情来抒写历史，而是以皇权的兴趣来抒写历史，这就背离了人民的感情，逸出了唯物史观的思想轨道。这样的历史文艺作品，无论小说还是影视，多以宫廷艳遇来吸引眼球，将读者移情于“人性欲望”之中，从而淡化了对“历史沧桑”的思考，忘记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大道”的洞察。只能说是“娱乐”有余，“益世”不足，甚至混淆是非，误导视听。在这样的历史文学中，人们很难看到人民的力量与智慧，很难看到国家命运的发展方向，历史文学的重要功能“古为今用”的意义便被淡化，只剩下王朝的“辉煌”与在这“辉煌”映照之下的悲欢与陶醉。

当然，历史文学是可以写帝王将相的，关键是作者以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思想感情来写。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尚未完结。历史文学既然以历史为题材，就离不开反封建的语境。就应当立足于人民立场，对于人民创造的5000年文明史，对于举世公认的灿烂的中华文化，对于维系国家命脉的民族精神，运用艺术之笔，通过当代思维，与现实对话，让读者更多地了解真实的历史，增强文化自信。否则，不加批判地颂扬封建的帝王将相，不仅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是不合时宜的，即便在封建社会，也是极其少见的。例如明代作家创作的历史小说《隋炀帝艳史》，就是以批判的立场来写封建皇帝的典型之作。封建时代的历史文学如此，而我们今天写作历史小说，如果把人民抛在一边，而用十倍的热情来美化封建的帝王将相，这难道不令人疑虑吗？

其实，打开中国文学史便会看到，在古代的“历史文学”中，真正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文学作品，都是反映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的，《杨家将》《水浒传》等等，几乎家喻户晓，千年传诵不衰。而对封建帝王大加颂扬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来的并不多，尤其把封建皇帝奉为“大帝”这样至高无上的位置加以捧颂，更是亘古所未有。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离开了人民性，离开了人民的感情，是没有前途的。

历史观决定了作家对创作题材的选择，古今已然。施耐庵写《水浒传》，梁山泊一百单八将，是因为“官逼民反”，农民起义，梁山英雄勇敢向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挑战，把朝廷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同样是写梁山将，俞万春的《荡寇志》，却把农民起义英雄当做“贼寇”，一个个死于封建统治者手下。这种最典型的事例让我们明白，历史观对于作家是何等的重要。尤其是对于历史的抒写，对于这个可以让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在作家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就会变得面目全非，这简直令人不是惊讶而是可怕。

或曰：文学是允许“虚构”的，文学的价值，在于写出人物的“人性”，至于写的是什么人并不重要。是这样吗？关于文艺学的“人性”问题，已经讨论得够多了，似乎没有再说的必要。如果要说，只有一句话：所谓“人性”有二，一是“动物的人性”，一是“社会的人性”，动物性全都一样，社会性千差万别。“社会的人性”总是与“阶级性”、“社会性”联系在一起的。作者也是人，作者的“人性”，往往决定着他所写人物的“人性”，爱与恨，善与恶，便寓于这些人物的灵魂之中。只要明于此，便可以驳斥“只要写出人性来便是好作品”的理论，不过是华而不实、似是而非的伪命题罢了。如果把历史上真正的好人写成坏人，把坏人写成好人，难道也是好作品吗？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其实这“好人”与“坏人”，只能说是你加之于读者的“好人”与“坏人”，如此而已。

历史文学作家，应当将塑造民族之魂、抒写人生之道视为己任。鲁迅的《故事新编》，就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鲁迅逝世，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书“民族魂”。“民族魂”便是民族精神。鲁迅既对“吃人”的封建历史给予无情地批判，又为捍卫民族精神奋斗不息，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在当下，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把尊重民族英雄、塑造民族之魂、继承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的思考，以文学艺术的形式，留于笔下，传之世人，传承华夏文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坚持文化自信的需要，也是艺术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