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万籁俱阒，孤夜难眠，盘点风雨人生来时路，最终一句迸自心源的“我怎么会成为这样子啦”的追诘抑或将成为你人生中最为凄厉的记忆之一。这样椎心追诘是为“天问”。这样“天问”自应是属于文坛艺苑中的高分贝音符，标注着不俗的精神分量，扑振着“人学”的“谜思”和“迷思”，但在当下“文创界”却很难觅得它传输的声音。青年作家郑小驴的小说《去洞庭的途中》（《十月》2019年第1期）基于作品中几个人物悲剧性的命运轨迹和精神碰撞的冷热书写，在构绘出了一部 “人生之路走着走着，弯了”的精神线路图之中，同样发出了“为什么”的叩问，动人心弦、发人深省。

情爱路上“吾谁与归”。恋爱、结婚、家居……这是人生路上的必由之径。依循常理，男和女的结合不仅是双方性欲的满足，更应是情感和生活上的相互搀扶，并在时间跑道上从一而终，而“情感”本身将是最大的动力源。小说中核心人物之一的史谦与前妻汪灵本应是“天作之合”，他们的情感是历经过近乎“血与火”的淬炼。一番打拼、几层洗礼，终于迎来了两人事业和生活上的盛夏。但史谦出轨了。史谦步入了“男人有钱就变坏”的套路，而这一切又是来得不动声色、让人不由自主。史谦离婚后，找上比自己少了20余岁的文艺女青年顾烨。顾烨也曾是情感的伤兵，有着同样文艺爱好的男友却缺乏阳刚之气。史谦置换给她的是富足的生活与相对的安稳。但压抑下的激情被波西米亚式的青年岳廉点燃了。在偷情之外，并怀上岳廉的骨血。岳廉需要的除了顾烨的激情，还有生存上的“包养”，因为他缺乏“小资”生活的起码资本。直到最后他想回归一份发自肺腑的情感时，但为时已晚，被人家送上了断头路。与这组人物相对照的便是大龄未婚女青年张舸的“寻情记”。张舸硕士毕业，北上京城，以求施展才华和梦想。她邂逅了一个管他为“图们”的东北小伙。两人本来相处挺融洽的，欢歌笑语、你侬我侬的，这段开花的爱情让人期待婚姻的果实。但这样的花朵还是经不起现实的风吹雨打的，立马凋零在地。且不说两人出生地相隔天遥地远，生养父母是否能玉成其事等等，光横亘在其间的最大绊脚石——购房置业就将这样的爱情彻底击溃在地。结婚需要婚房，需要一个遮风挡雨的家，这是天经地义的。“图们”家里没法资助，而房价比汛期的洞庭湖水涨得还快。与“图们”的爱情告吹后，张舸就不断相亲，其中有迫于父母催婚的压力，屡败屡战，最后还被一个假冒军官毫不怜惜地骗色骗财。张舸奔溃了，陷入到了臆病之中……情感这引擎已经被外在东西——社会、欲望、经济等等四分五裂，被它们所左右，主体已经无法为自己把握方向了。一些简单的爱情道理就被飞扬的尘土所遮蔽，一条清晰直行的道路就这样变得弯弯曲曲、坑坑洼洼起来，路上并肩的行人在本质上尽是些“合理”的孤独个体，“同道之人”阙如，自是相互间难再有“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般地交集。

事业路上“断港绝潢”。无论父母还是学校教导大家要想抵达事业上的成功，除了勤奋便是对理想的“永不言弃”。但这的确只是理论，一经实践起来可能就变味走样了。张舸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正规体面的报社做实习记者。但“两个月下来，她明白何谓新闻，何谓理想。理想和事实真相，永远隔着堵墙”。这样没有理想作为风帆的事业，她宁愿毫无怨言地割舍。父母为她设计的人生规划，也一同被现实浇灭了。她不愿沦落在人情世故中而浑浑噩噩地虚度一生，再度插上理想的翅膀，去大都市谋求生路与发展。张舸是有一定真才实学的，但社会可能更需要所谓有“诗外功夫”的和各种“旁门左道”的。在北京立足的过程，各种艰辛令她击过退堂鼓。但一想到社会舆论压力和背负的责任，便只好硬着头皮挺住，强迫自己学会适应，结果将自己弄得身心两残。与张舸相比，史谦更是小说在这方面塑造的重心和典型。史谦是有着事业上的“硬汉”气质和商界巨子的潜力。本来从迈上商界开始，一路走来，史谦还算是顺风顺水的，哪怕在与结发妻子婚姻中亮起了红灯，因为总体上他是睿智和淡定的。事情出现了拐点，导源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劣。工厂一批批地倒下，本来尚未首当其冲但目睹着哀鸿遍野，史谦的赌徒性情被逼出来，他处在狂躁不安之中，赌与狂躁是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赌，意味着不按常理出牌，是出奇捷径，也是自断后路。事实上，在那段时间里，史谦热衷于赌博而且手气绝佳、制胜连连。“欣逢其时”，“柳暗花明”，有台湾客商前来洽谈订单。本来他可以不要亲自驾车前去迎接，但他执意而为。就此他完全走向悬崖。这是象征，是作者的刻意安排。客商在高速路上被肇事致死，史谦付出巨额赔偿，接下来坏事“蝴蝶效应”般地纷至沓来。车祸的由来当然还有出事前夜的醉酒和小孩被检测为非由已出的分神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印证着史谦的赌性大发，他是在与自己、与命运对赌。显然，作者是想通过史谦这一个案告诉读者，在市场经济依然尚欠发达的时空下，像史谦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可能在因缘际会中风生水起，但因此也会给他们埋下赌徒的性情种子，而且这一切浑然不觉。外在精神气候稍加变迁，这种子就可能长成“恶之花”。

成长路上“惊人轮回”。《去洞庭的途中》中还有一条线索便是青年成长的问题。青年成长是一个多棱镜，它能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教育、经济、文化等多个界面中最内质和最核心的东西；青年本身是一块可塑性极强的铸铁，有什么样的社会熔炉就是锻造出什么样的人格产品出来。小说中的小耿本来成绩不差，憧憬考个大学，从而从父辈中的命运轨迹脱胎换骨。但父亲身患绝症，朝不夕保，小耿只好放弃夙愿，打工谋生。这也是一般穷人孩子早当家的精神轨辙。小说出彩的地方就在于他偏偏遭遇到了一场群体事件。于其中，小耿好像天启般地找到了一个精神宣泄口，他参与“打砸抢”事件，而且出尽了风头，站在一私家车上高喊口号，“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惬意和疯狂”。事毕，他被警察抓去，被警告教育了一顿。冷静下来，他都不知道怎么就被这样的活动裹挟其中。于是乎，不敢腆颜去工地，继续“昨天的故事”，人生开始翻拐上另一段，并由此彻底滑向人生的无底洞。史谦对自我生命征程的改写也是源于群体事件。本来他抑或中专毕业以后，能在城里谋得一职，安心做一员人民教师到终老。但天不遂人意，由于卷入群体的盲动，他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处罚而流放到边远贫困山区。所以，当史谦见到小耿第一眼时，他仿佛从小耿身上看到多年前的自己，有种天然的亲近感，“惺惺相惜”。这样的群体性的盲动主义可以认为是理想主义膨胀到极致的结果。在这样的大潮之下，被裹挟的人们完全丧失了理智与自我，满心装着自以为的崇高与伟大，心潮澎湃，巨浪滔天，并愿意为之不计代价地拥护和捍卫。结果只是被历史玩弄了一把，被送上十字架成为牺牲品而不自知，甚至自得其乐。从文化的视野来看，青年成长就是人们常言的“立人”问题，其中最为关键是树立人格上的自立和自主。这对当下在中国而言依然尤为重要。小耿最终成为“杀手”，史歉最终成为“赌徒”。“杀手”和“赌徒”向来就是精神孪生兄弟。小耿对史谦的亦步亦趋，是一种“惊人轮回”，是一种人生不能由自我做主、青春不能被外在环境良好规划的自然排序。望着这些“人生之路走着走着，弯了”的人们前赴后继，上帝在暗自发笑。《去洞庭的途中》隐现着“救救青年”的呼声。

《去洞庭的途中》出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回家”。但“人生之路走着走着，弯了”，何家可归？整部小说采取多重视角，立体性地展现人的复杂性。所有的人物都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不赦的恶：因为所有的人都有被一双无形之手导引到一条本不属于自己的道路上去了，因为所有人都觉得是自己是“合情合理”的而浑然不觉的。小说家的郑小驴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令人好生害怕”的路子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