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百年来，教育问题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核心问题。“教育救国”是很多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追求。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尤其是“教育问题小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领域。叶圣陶的教育小说就是很典型的审美创作，其《潘先生在难中》《倪焕之》等是影响巨大的文学名篇。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发展，大众教育的普及，民众对优质教育诉求越来越强烈。教育问题极为凸显，家长、教师、孩子都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作为“底层写作”的一位当代著名作家，刘庆邦始终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书写着底层大众群体的凡人俗事。作家的生活经历与生存体验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刘庆邦亦是如此——他来自农村，又有着九年的矿工经历。农民与矿工这两大群体是刘庆邦小说的重要表现对象。他关注这两大群体的心灵世界，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用掘巷道的方法，在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发表于《十月·长篇小说》2019年第1期的《家长》，浸透着刘庆邦对于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与心灵世界的深切关怀。刘庆邦这次把目光投向教育问题，通过书写“中国式家长”所面对的种种焦虑缩影，试图探索出一条符合当下转型时代现实的中国家庭教育展现当代中国民众精神生活的新路径。

一 “无根”状态下的生存焦虑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经济迅猛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体制壁垒的打破为农民进城提供了可能，而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则成为了最原始、最直接的驱动力。从乡村进入城市、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被看作是一次巨大的人生飞跃。由此，城乡迁徙成为了一股时代大潮，无数农民怀揣着“城市”绮梦，从单调的乡村走向富丽繁华的城市，去寻求更多的机会、获取更多的财富。由于文化、家境的种种限制，农民在城市中赖以生存的方法单一，要实现“农转非”更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通过“招工”，成为一名正式工人是当时许多农村青年的共同追求，农村女性更是以嫁给正式工人为荣，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稳定和体面，更意味着可以以“工人家属”身份进城，获取成为“城里人”的机会。《家长》中的王国慧便是一名惹人艳羡的“工人家属”，她的丈夫何怀礼在城里的煤矿工作，煤矿出台了新政策，让王国慧和儿子把户口迁到了矿上，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村里人陡然对她生出了许多羡慕与尊重。而小说的后半部分，农村姑娘麻玉华以嫁给王国慧的傻儿子为筹码来获得城市户口，更加说明了在转型时代下“城里人”对农民群体的巨大诱惑。

但拥有了城市户口，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人是社会的动物，无时无刻不处在与社会的交往之中。户口身份的转变只是一个门槛，要想真正地融入城市，更重要的是缩小乃至消弭城乡之间的文化与习惯差异，获得他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身份的认同。否则，户口的转变永远只是形式上的变化，而这一群体则会始终处于既无法融入城市，又不甘心回到农村的精神“无根”的生存状态。王国慧刚进城时，“城市生存法则”使她无所适从，儿子何新成上学的事情教会了她“拿人民币开路”；严格的计划生育规定，又让她失去了第二个孩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失去的孩子”如同隐喻：流产之后的王国慧得到了在居委会抓计划生育的工作，从“承受者”变为“执行者”，继而成为了一个小小的“领导”，从最初进城时受到轻视，到以一个“城市人”的身份去为儿子“挑选”农村妻子——“失去的孩子”恰恰是她抛弃农村印记，接受城市文化与隐性法则的开始。自此，她身上开始带有了城市人的狡黠与精明，开始懂得如何在这座城市中“扎根”，如何真正地被这座城市接受。农民群体从乡村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也包含着乡土观念、传统道德与城市文化的激烈碰撞，尤其体现在对“性”的重新认知与接受上。王国慧的转变是有限度的，她始终保持着传统乡土女性的保守与持重，而在城市文化中浸染了更久的何怀礼显然有着更为开放的“性观念”：妻儿进城之前，他孤身一人在矿区生活，井下繁重无趣的工作、如影随形的死亡威胁，激发了男性的本能欲望，与千千万万的单身打工者一样，他急需获得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慰藉，于是他开始背着王国慧“采野花”，以此作为生活的调剂。也正因如此，当在外打工的老五和宋娇娥来矿上家里借宿时，王国慧表现出对不道德“苟合”行为的厌恶与鄙夷，何怀礼表现出的却是司空见惯，是心照不宣。“性”的漂泊与放纵，在某种意义上正代表着转型时代的迁徙群体无处安放的身体与灵魂。陌生而新鲜的城市向他们张开了怀抱，他们却发现，以往的乡土生活经验无法为他们提供立足的支点，“本能”的释放，成为了缓解“无根”状态带来的生存焦虑的一种无奈方式。

二 “暗疾型”家庭的教育焦虑

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使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量日益加大，带动了教育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应试教育得到广泛推行的大背景下，在一定时期内，学习成绩成为了区分“好学生”与“坏学生”的唯一标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迫切心愿，以及在人际关系中产生的攀比心理，使得中国家长们无比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常常因此陷入一种狭隘的“教育焦虑”。对于底层社会群体而言，经过重重考试，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无疑是获得更好的生存资源、突破阶层固化的有效途径，但受到自身受教育水平的限制，家长们常常会怀抱过高的教育期待，采取不科学的教育方法。曾经引起社会热议的“虎妈狼爸”式教育，往往会给孩子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再者，底层世界的生存压力，导致许多家长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问题，或是父母双方都对孩子疏于管教，或是父母中工作较为轻松的一方全权负责孩子的教育问题，这种“父母缺位、不到位教育”会给孩子的生理和心理造成难以弥补的缺陷。

刘庆邦在《家长》中想要展现给读者的，正是底层社会家庭所面临的教育焦虑问题。丈夫何怀礼在城里的煤矿工作，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王国慧其实是这个家庭真正的“家长”。自身受过的教育、爱面子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她竭力维持着家庭各方面关系的和谐，但事与愿违，这个看似平常的家庭似乎始终被一种无处捉摸的“别扭”气氛所围绕，最终还是走向了既定的悲剧结局。小说一开始就告诉读者：“王国慧有肝，有胆，胆囊里还有一块石头。”这块胆结石恰如这种“别扭”生活的象征，它很难被取出，不疼的时候就安安静静地蛰伏在胆囊中，一旦发作却又威力十足，因而王国慧不得不小心翼翼，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免引发病痛。正如王国慧的家庭，看似和和美美，运转一切正常，然而背后早已经是“一地鸡毛”。丈夫对儿子的教育几近于撒手不管，还要背着王国慧“偷腥”；儿子何新成在王国慧的控制、父亲的不良影响和同学的捉弄之下，从“三好学生”变得疯疯癫癫，王国慧的美好理想终究敌不过冰冷芜杂的现实。可以说，王国慧多年以来苦心经营的，是典型的“暗疾型”家庭，是一种当下并不少见的畸形家庭模式。处于家庭中心，努力让家庭保持运转的“家长”王国慧，不得不应付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她无时无刻不处于无处捉摸又无处不在的“焦虑”之中。

对于王国慧而言，“教育焦虑”只是一种相对集中的显现形式，“焦虑”产生的根源并不在儿子何新成身上。作为家里最不受重视的小女儿，在血缘维系的亲情之外，王国慧和母亲的关系有些过分客气，甚至冷淡。王国慧的出生是母亲始料未及的，甚至动过将她送人的念头，而母亲说出的应该一生下来就将她“摁进尿罐子里淹死”的气话，几乎给王国慧留下了一生的心理阴影。再者，王国慧从小就爱学习，但农村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念，让她上完初中便不得不辍学，这些年来，她无法消解对母亲阻止她继续学业的怨气。或许正因如此，王国慧身上有一股子“傲劲儿”，她把自尊和面子看得十分重要，想在母亲面前挣一份“面子”的念头多年来挥之不去。

以上种种，导致王国慧与母亲之间总存在着一层隔膜。可悲的是，她无数次想避免将这种相处模式嵌套在儿子身上，尝试以一种更为民主、平和的方式与儿子对话，却都以失败告终。在夫妻关系中，王国慧与丈夫看似恩爱，实则缺乏足够的、平等的沟通交流。何怀礼在煤矿打工，长期处于工作繁重、异性“缺席”的生存状态之中，无法抑制的欲望折磨，使他最终选择以嫖娼的方式纾解苦闷。如果说何怀礼最初的“堕落”是生理性需求，尚可理解，那么当王国慧和儿子到矿上来与他团聚之后，他依旧瞒着妻子，将情人带到家里“偷腥”，便是不道德的、自私的、不负责任的。小说中，王国慧两次拒绝了“性与权”的诱惑，并不是因为对丈夫的忠贞，而是出于对儿子的爱；面对丈夫的不忠，王国慧也只是在大闹一场之后，为了儿子的成长，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想方设法维护家庭稳定和幸福。在表层和谐之下，王国慧的家庭已经是暗流涌动，甚至千疮百孔。这样的“暗疾型”家庭，在当下并不是个案。

王国慧与儿子之间的关系，则是小说所要表现的重点，“暗疾型”家庭教育模式的弊端在此展露无遗。王国慧无比重视对儿子何新成的教育，她希望儿子可以考上大学，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这可以说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家长的共同心愿。丈夫对儿子的教育是直接粗暴的，作用是反面的，除了棍棒教育之外，他还在“性问题”上给儿子做出了错误的示范，甚至引导儿子撒谎。丈夫对儿子教育的忽视，让王国慧采用了几近于“丧偶式育儿”的教育方式，担起了“家长”的重担。她将自己未圆的“求学梦”寄托在儿子身上，要儿子给她增光添彩，因此她表现出极强的控制欲，无论是在学习还是生活上，她都要替儿子滤除杂质，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儿子身上。她刻意营造出一种虚假的。民主”，以“谈话”作为教育儿子的武器，不去了解儿子的真实想法与心理需求，却引发了儿子的厌恶与叛逆，效果适得其反。她认为严美云作风有问题，所以不让何新成与严美云的儿子来往，使儿子失去了朋友；何新成喜欢上周丽娟时，王国慧以强硬手段加以干涉，在儿子身上埋下了悲剧的种子；何新成疯癫失智之后，王国慧东奔西跑寻求治病之法，最终却采取了“冲喜”这样荒唐的方式，反而将两面三刀的麻玉华带进家门，这个家庭的悲剧在此时达到了顶峰，正如最后一章的标题所言：“一切都完了”……我们不能否认，王国慧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母亲，但她却很难称得上是一位合格的母亲，而王国慧式的焦虑与悲剧，似乎每天都在上演，刘庆邦在小说中所表现的，正是他对现实的关照与深切反思。

三 书写焦虑背后的人文关怀

现代城市生活的繁华与富庶，吸引着大量的农民走出乡土，寻找更为理想的生活。而城市既开放又排外的双重性，使得这一群体不得不想方设法在罅隙中安身立命，以蝼蚁之力对抗冷漠残酷的城市法则。在此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这是当下中国社会无法忽略一大现实。因此，许许多多的作家将目光对准了这些“出走的农民”，去探寻他们的生存现状与心灵困惑。对底层人物日常生活中的悲欢离合的反映，已经成为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常见主题。而刘庆邦的《家长》，通过对转型时代中一个底层家庭命运的书写，展现了一位普通家长在琐碎生活中所面对的种种焦虑与严峻的教育问题。小说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没有恶势力的干扰与阻挠，却无奈地走向了既定的悲剧命运。

在一次采访中，谈及《家长》的创作，刘庆邦提到：“家长是可爱的，可敬的，也是可怜的，可悲的，可憎的。写家长，也就是在写普遍的人性。”小说中，何家人吃春韭菜盒子的细节值得玩味，王国慧在厨房烙，丈夫和儿子在外面吃，她却一口也没有吃到：“她就是这样，凡是儿子和丈夫喜欢吃的东西，她都尽量紧着他们吃，自己宁可不吃，一口不尝。”王国慧在家庭中的状态，正代表着许多中国式底层家庭的典型情形，打工的丈夫在外忙于事业，孩子为学业苦苦挣扎，而家庭成员中为母为妻的一方，似乎总是心甘情愿地付出，在操心全家衣食住行的同时，也要承担教育孩子的压力，却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不能忽略，小说中的王国慧在承担“家长”这一家庭角色功能之外，还是一个女性，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应当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当她把家庭和孩子看作自己唯一重要的人生任务，将全部的心血倾注在儿子身上，势必会失去自我，也会给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极易酿成悲剧。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物，作为家长，应当真正尊重孩子的意志，尊重孩子身心的自由发展，在孩子的心理出现问题时，进行及时有效的引导。同时，重视家庭教育的完整性与示范性，父母应当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做出正确定位，并规范自身的行为，以身作则，为孩子提供良好榜样。对当下家庭教育问题的反思，正体现出刘庆邦这位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深切的人文关怀。

“作者的可爱之处在于，即使写了惨不忍睹的一面，亦不忘人性的闪光。他感怀于良知的发现，所以在悲剧的地方，也能生出飘香的花草，让美的气息在此流动，那是唯有大爱的人才有的情怀。”尽管刘庆邦在《家长》中书写的，是一个在当下社会极具代表性的悲剧故事，但他依旧保持着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对美好人性的执着追求。尽管王国慧的家庭一地鸡毛，但她始终乐观坚强，保持着对生活的希望：儿子疯了，丈夫何怀礼撒手不管，将责任都推给她；而作为母亲的王国慧从未放弃为儿子营造一个美好未来，为儿子“骗”到了一个媳妇儿，给何家留下了小孙子生生，留下了“根”。

“根是什么，根是血脉，根是生命延续的根本，根是人生的希望。有根在，他们家就会继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代接一代延续下去。”

小孙子生生是何家的新生，在悲剧幕后，给王国慧留下了一缕希望之光，是她新的精神寄托。这样的情节设置，是给予“王国慧们”的精神安慰，也告诉读者，生活依旧是值得热爱的，体现出刘庆邦的悲悯之心与人道主义追求。

作为优秀文学作品的《家长》，不仅揭示的问题发人深思，而且小说形式、语言、结构、人物形象都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尤其是小说的语言，特别符合人物性格，特别接地气，贴着心窝行走，有的直戳向当代中国“家长”心中的痛点与情感的泪点，显现出了刘庆邦洞察世态人情、精心锤炼语言的深厚艺术功力和自觉的艺术追求。事实上，新世纪中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社会剧变，教育问题则再一次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关注的中心和焦点，刘庆邦长篇新作《家长》所呈现的问题、焦虑、内心疼痛与希望，将是一个长期的存在。我们只有直面问题，揭示问题，才有可能寻觅到新的希望，才能够不重蹈覆辙。因此，如何走好转型时代下的新世纪中国教育之路，如何解决当代中国家庭的种种焦虑，则是刘庆邦留给读者和社会的更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