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苦难的书写如何才能不失重?

来源:谢有顺说小说(微信公众号) | 谢有顺  2019年05月13日08:53

多年来,诗歌正在边缘化,读诗的人群在锐减,诗歌的发声形式,好像已经退出了公众生活的视野。在今天这样一个消费主义、娱乐至死的时代,精神的表达,以及心灵的呢喃,几乎完全被物质和欲望所吞没——而诗歌作为人类微妙经验的表达者和雕刻者,它所专注的恰恰是物质所无法覆盖的精神印痕,是欲望所无法粉碎的心灵私语,只是,在这个悲壮的抗争过程中,诗歌注定是失败主义的象征,它根本无法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里得胜。假如在这样的时代里,诗歌还是一幅意气风发的图景,反而是奇怪的。

诗歌的处境在今天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它的纯粹性,是通过不断退守才得以保存下来的。人类进入了一个不需要诗歌的时代,每个人都被一种新的思潮(金钱、享乐和成功的观念)追着跑,他们早已没有停下来倾听心灵私语的耐心了,为此,公众离弃诗歌,诗歌进而成为少数人的精神慰藉,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但我从来没有对诗歌失去信心。只要给诗歌合适的机会,它会再一次勃兴,再一次唤醒民众心中那些柔软的情愫。比如四川汶川大地震,国殇时刻,全民心痛,情感难以自抑,此时,表达心声的最佳形式,非诗歌莫属。诗歌在语言上短小精悍、节奏明朗,在情感上可以有感而发、直抒胸臆,正好能为国人提供一个情感的出口。中国毕竟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以诗抒情,还是许多人面对大喜大悲时所乐意选择的话语方式。而当一个国家发生重大灾难时,国人往往都会恢复成一个简单的情感人,他的心被触动后,不再冷漠、麻木,而是渴望说话和发声。应此时势而生的诗歌,也会呈现出明显的情感化的特征,诗歌的技艺变得不重要了,如何发出真挚的心声、说出炽热的情感,才是诗歌的核心使命——可见,从本质上说,诗歌仍旧是抒情的艺术。

好的诗歌,正是一种灵魂的叙事,是饱满的情感获得了一种语言形式之后的自然流露,它需要有真切的体验,也要有和这种体验相契合的语言方式。也就是说,好的诗歌会让人摸到作者的心,看到作者这个人,感受到作者的体温,能够实现心与心的对话,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交流。真正的诗歌,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只有这样的诗,才是存在之诗,灵魂之诗。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一些在网络和民间广为流传的诗歌,能够感动人,就在于它们都是写作者用心感受悲伤之后所发出的心声,没有伪饰,拒绝夸张,有感而发。在如此触目惊心的灾难面前,艺术上花哨的东西都用不上了,写作者之间比的纯粹是心灵的力量,是感受的深度和广度。那些专业意义上的作家、诗人,未必有地震现场的直接体验,同时写作过程时又带着过多的艺术镣铐,这样一来,在情感的浓度和真切上,反而会大打折扣,他们写的诗歌,未必比普通人写的更感人。

但我也发现,在网络上涌现出来的与地震有关的诗歌,大多是心有所感,不吐不快,艺术上精致的其实并不多。但我们为何不会在这个时候去苛责那些艺术粗糙的诗作?就在于诗歌离不开它的写作语境。在个人的领地,诗歌可以是语言的结晶体,诗人可以在那里对一个词反复打磨,但面对一个紧迫的公共语境说话时,诗歌毫无疑问承担着一个伦理问题,这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意义之所在。地震国殇时,会有如此多的人投入到诗歌的写作之中,它再一次向我们重申了诗歌和情感之间的永恒关系——情感在,诗歌就在。

何以被许多中国人遗忘了多年的诗歌,会在大地震之后复活,变得如此的繁茂而兴盛?我想,就在于中国人在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前,终于觉出了心的力量,情感的力量。很多人或许都记得,大地震中,有一个叫贺晨曦的女孩,被掩埋了104个小时被救出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今晚的月亮真圆啊!”这句朴素的话,就是一句很好的诗,它曾经让很多人泪流满面。这个女孩,真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她在废墟里度过了许多个黑夜,当她从废墟里出来时,还是黑夜,不同的是,她看到了月亮,这是她回到人世的象征,那时,一切都不重要了,惟有生命本身如此动人,她需要抒情,需要表达劫后重生的快意,月亮便成了最好的抒情对象。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嘲笑她这种文学青年式的抒情冲动,因为此时的国人,一度离文学很近。

可见,文学并没有退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相反,它仍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中国文化,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大地震之后,假如没有诗歌,至少中国文人的感情会压抑很多。美国人在9·11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去教堂,通过祈祷,为死者哀悼,为生者祝福,同时也不忘忏悔自己。他们面临灾难时,心灵有一个密室,可以诉说,也可以对话。这就是宗教的意义。而在中国,本质上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这在平时,你没觉得有何缺乏,一旦遇到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心灵的茫然和惊慌,就很明显了。没有地方可以诉说,没有人可以告诉,也没有人来倾听我们的悲苦,人在那时,如飘荡的小舟,无所适从。幸好我们还有诗歌,可以用来代替宗教。这是林语堂的观点,他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1],我以为,这比蔡元培所说的用美育代替宗教一说,更为实在。所以,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国人不像美国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去教堂,中国人甚至也不去寺庙,他们第一时间是点蜡烛,发短信,写诗歌,表达人间的温情——宗教层面的事情,都可以在中国人的写诗冲动里获得解答:

……请不要在他的头上

动土,不要在她的骨头上钉钉子

不要用他的书包盛碎片!不要

把她美丽的脚踝截下!!

请将他的断臂还给他,将他的父母

还给他,请将她的孩子还给她,还有

她的羞涩……请掏空她耳中的雨水

让她安静地离去……

——朵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

废墟想站起来成为房屋

窗户想邀上玻璃一起回去

钉子想躲进墙上那个洞里,鞋子

想回到那双爱出汗的脚上

唯一有能力改变这一切的孩子

在废墟上玩耍,暂时

什么也不想改变。

他独自玩耍,独自改变,像一个等待发明

一种新弹弓或新宗教的

上帝。

——吕约:《灾难中的生物》

灾难时期的诗歌,最大的意义是为这一时期的人类累积情感经验、留存创伤记忆。新闻报道事实,诗歌表达心灵。在灾难中,人类情感和精神的风暴是浓缩的,极具震撼力,好比把人放在一个特殊的实验场,人心里的一切就会被快速地逼出来。灾难是精神的炼狱,是心灵的熔炉,它确能逼视出很多常态生活下看不到的东西。

好的诗歌,有时具有一种宗教般的力量。正因为这样,中国诗歌在中国才能代替宗教的任务。确实,西方社会有一个宗教作为人生的参照,他们若有不能解答的精神难题,都可通过宗教的来探求、解决,你只要相信,宗教就能为你出示一个圆满的答案。但中国人不行,中国人的人生观重视的是今天,是此在,他们不愿轻易抛弃人世,更不愿迅速从此岸过渡到彼岸。这就决定中西方的价值观,在人生的层面,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很多西方人,都保持着宗教意义上的人生看法,他们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神人合一,是过上超越、圣洁的生活;而多数的中国人,并不把人生的理想指向神,在他们的内心,认为最高的人生是一种艺术人生、诗化人生。正如西方人多抄录圣经的句子挂在墙壁上或书架里,中国人的书法作品,多写古诗名句;西方人从小带孩子去教堂,背圣经,中国人多半是教小孩背唐诗。唐诗就是中国的准宗教。多少父母,为自己的孩子能背几十首唐诗感到骄傲,至于他懂不懂得佛经,他们是一点都不关心的。而唐诗恰恰是用一种感性的方式,诠释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中国人何以这样活,而不是那样活,在中国的诗歌里看得最清楚。中国人生背后的参照系,主要不是宗教,而是文学——尤其是诗歌。

因此,大地震之后的诗歌勃兴,不过是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诗歌情怀的一次重温而已。强烈的人类情感有时是需要有一个庄严的表达形式的,而诗歌正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庄严的话语方式之一。但我们也不该忘记,诗歌毕竟还是一种精细的语言技艺,光有浓烈的情感是写不好诗歌的,因为浓烈的情感,如果不经过艺术的沉淀和转换,它就很容易变成口号和标语。用诗歌喊口号,用诗歌抒发虚假的感情,甚至用诗歌说谎、唱高调,这些对中国人来说,都并不陌生——“大跃进”和“文革”的年代,诗歌就这样被错用。这一次大地震,也已经冒出了不少口号诗、假诗,人云亦云,无病呻吟,这种用诗歌投机、表态的文人我们看得太多了。因此,写作者和传播者都不该忘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诗歌的灵魂是有感而发,一旦偏离了这一精神,写诗就会变成一种精神造假。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诗人应该如何处理苦难记忆?灾难的启示,并不会直接产生文学,灾难记忆只有转化成一种创伤记忆时,它才开始具有文学的书写意义。灾难记忆是一种事实记忆,它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事实,这种事实之间的叠加,可以强化情感的强度,但难以触及灾难背后的心灵深度;创伤记忆是一种价值记忆,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伦理反思,它意味着事实书写具有价值转换的可能,写作一旦有了这种创伤感,物就不再是物,而是人事,自然也不仅是自然,而是伦常。

革命年代的“忆苦思甜”与后来知识分子中的“自我反思”有何不同?就在于前者是一种事实记忆,后者则是一种价值记忆。苦难是表层的经验,创伤则是一种心灵的内伤,而文学所要面对的,应是一种被心灵所咀嚼和消化过的苦难。只有这样,作家对苦难的书写才不会把苦难符号化、数字化,才能俯下身来体察一个人、一个人的具体创痛。正如朱迪斯·米勒在谈论“大屠杀的意义”时所说:“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确实,巨大的苦难是由一个人一个人的苦难叠加而起的,伟大的同情也是由一个人一个人的同情累积而成。“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600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2]

要理解汶川大地震这一巨大苦难,数字和术语同样是苍白的,仅仅通过惨痛的事实叠加,绝写不出好的诗作。中国诗人经过一段苦难中的情感积淀,如何才能从一种浅表的事实记忆里走出来,真正去理解“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的个体创痛?我想,这需要诗人们具有一种价值想象力。以想象来激活事实,以想象来照亮苦难中每个人的表情,从而将苦难背后的人生感受刻写出来,使苦难凝结为一种创伤,使记忆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经验,这样的文学书写,才能获得一种广阔的深度。“古拉格群岛”和“布拉格之春”作为一种苦难,在索尔仁尼琴和米兰·昆德拉的笔下,能获得一种富有深度的书写,就在于他们把这样的苦难转换成了一种民族的创伤,苦难才没有在文学书写中失重。中国自二十世纪以来,经历的苦难比别的民族可能更深重,但一直未曾诞生像《古拉格群岛》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杰作,问题还是在作家身上——他们无法从事实走向价值,也无法以苦难理解创伤。

因此,关于汶川大地震的诗歌写作风潮渐渐平静下来之后,诗人们并不能轻易卸下苦难的重担——作为一种文学书写的资源,大地震背后复杂的人生面相,诗人们还远未触及。这一段的诗歌写作,主要是以强烈的情感作主导,所以,写出来的诗歌,面貌都比较单一,如何才能从一种情感的累积走向以创伤记忆为基础的存在性的书写,这是当前的诗人们要共同面对的难题。大灾难时期的情感被急促的文字凝固下来之后,诗人们尤其要警惕那种抽象的数字和说法对这种情感的瓦解:大地震不仅是国殇,也是每一个受难者的个体悲剧;大地震不仅是自然灾难,也是一种人类存在论意义上的苦难。或许今后我们无法避免此类悲剧的重复,但通过留存一种创伤记忆,使这种创伤记忆参与到所有活着之人的人生之中,文学的意义就真正显现出来了。

写作,说到底是一种个体伦理,群体性的情感宣泄只会是暂时的,最终,每个写作者真正需要面对的,不过是自己的内心。面对事实,理解创伤,让记忆沉下来,让心灵发声,让苦难不因时间的推移、也不因贫乏的书写而失重,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诗人平静下来之后,在写作上重新出发的精神起点。

写于2008年7月19日

 

参考文献:

[1] 林语堂:《诗》,见《吾国与吾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转引自舒衡哲:《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关照之下》,载《东方》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