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百定安，河南洛阳人。1991年至今居广东东莞。业余读，写，评，译。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诗人和他的城堡》，是一本时间跨度很大的诗歌批评文集，几乎涵盖了本世纪初至今东莞（甚至广东）的重要诗人和诗歌时间。它同时兼具标本和档案的双重意义，亦可作为东莞改革开放四十年诗歌发展的断代总结和重要参照。

作为青年诗人批评家，鹰琢天不但是二十余年东莞文艺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其重要活动的忠实记录者。在这期间他写了不少文字，本书主要收录了作者其中有关诗歌的批评文本。这种参与者与记录者的双重身份，以及饱满的在场感和高度的责任感，使本书足以获得读者的资信。批评是一门心学实践，同时也是一门社会学实践。它当然需要理论的有力支撑，当然需要分析归纳逻辑修辞，但最主要的应该是要具有一种高度的批评意识而且发乎真诚。

鹰琢天的这一评论集包括两辑：第一辑主要是对东莞诗人的诗评；第二辑主要是对东莞诗歌现象的记录和述评。

在第一辑里，作者聚焦方舟，郑小琼，百定安，刘大程，彭争武和朝歌等六位大部分至今仍在东莞工作生活写作的诗人们的作品进行解读。可贵的是，他能够在各自并不算长的篇幅里，画龙点睛，提纲挈领，攫取每个人的写作个性和艺术特色，游刃有余地展开自己的批评。这当然部分归功于同样作为东莞诗人的彼此相识，也必须归功于作为评论家的目力，敏感和精准。例如，在他对诗人方舟的描述中，他重点阐述了方舟对于东莞打工诗歌的开创性意义和他在东莞大地的民间行走所开辟的有疆界也无疆界的地理和心灵写作；而郑小琼以其丰沛的南方经验写作，以切身之痛的观照与写生，将打工文学推向高峰并因此成为东莞一个时期的文学标配。鹰琢天写出了郑小琼诗歌写作柔弱与刚强并置的二元矛盾，以及躁动时代在一个敏锐心灵上的投影。关于刘大程，这个用诗歌与苦难对话的行者，以“一个自然主义者”的身份，试图在诗歌中重新建立人的良知和尊严的努力。他充分肯定了诗人彭争武在其诗集《东莞书》中，通过对东莞既有深刻文化底蕴同时又在过去四十年中发生巨变的全景式描写，表现出的“对一座城市的热情”。诗人朝歌一直在东莞的某个小镇生活工作写作，被鹰琢天称为“南方小镇生活的窥视者，目击者，承担者，甚至也是勇敢的言说者，揭示者”，同时，也是一以贯之地保持着谦卑姿势的写作者。

我同样了解熟识上述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并因此更加认同作者的分析和判断。虽然此后这些诗人的写作风貌、写作背景、写作理想或多或少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他们的写作基本面并没有根本改变。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关注于现实和心灵以及二者的呼应关系，仍然相信诗人的生存现实和生活态度对于写作的至关重要性，仍然致力于从各自的生活出发发现生活的本在从而源源不断地写出令人共鸣的作品。

很荣幸地，我也成为被评者之一忝列其中。鹰琢天特别强调了我的诗歌写作中的精神意义。诗歌是精神的容器，是心跳的落点。同时，特别强调了我的写作中精致与粗砺共在的风格特点。在时间的线性分析中，他特别将2009年作为我写作的一个重要分期，指出在此之前，我的写作“闲情逸致，安静，清新寥廓”，而在此之后，我的写作“忽然急促起来”，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不但创作量极速增大，而且“更加深刻，浓厚，更贴近了血肉和骨脉”。我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读到这样划分时的惊讶，叹服它出乎意料的准确。我再次回读我的作品，事实正是如此。我始终认为，一个评论的高下，应有两类人做出评判，除了读者，还有被评者是否内心认同。我想，鹰琢天首先在我这里做到了。

评论是被动的行为，它必须密密贴着文本，依附文本，犹如一个仆人，要首先弄清文本的“意思”，看眼色行事。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仿佛一个独立的评判者，以自己的诗学理据和美学原则，对作品进行专属于自己的文学判断。毫无疑问，优秀的评论家正是这二者的结合。

文本对于评论的基础性意义自不待言。在主持“大沙田诗歌沙龙”之初，我就与鹰琢天等一众诗人达成了共识：文本决定一切。坚决反对那种脱离文本的概念陈列、天马行空、羚羊挂角，而务必将评论置于对具体文本的阐释与解析上。一句话，无文本，不言诗。关于这些，作者本书有单篇细述，此不赘。我这里强调的无非就是，鹰琢天一直持守着这一批评理念，从而能够摆脱文学批评传统影响的焦虑，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写出来一己的观察思考。他的文字不掉书袋不落套路不拘一格，是基于理论又挣脱了理论桎梏、兼具理性判断与批评温度的诗人评论家。

他的评论是有骨头的。他并不人云亦云也不一味夸赞。他看似温和然而极其认真地指出了若干诗人某一时期诗写的问题并坦诚地说出自己的看法。针对一个时期东莞诗人的写作倾向和生活态度，鹰琢天在《虚浮背后的真实——2006东莞诗坛掠影》一文中尖锐地写道：“不要追求一个诗人的名号，要追求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不要企图成为诗歌的专业户从而整天浸泡在虚无里，不要把全部垃圾塞进诗歌的背包，要对诗歌保持应有的敬仰和敬畏，因为诗歌寄托和表达着一个人思想与审美的精神。它不可能是全部，而注定只能是最闪亮最动人的一段”。

这些文字深得我心，当时读到兴奋不已，今天读来仍然引为同道。这种理念，当然不是鹰琢天一人的新颖发现，但只要想到这是从一个深处急邃变化的生活之中的东莞诗人口中说出，就倍感真切。它既是对诗人诗歌观念的纠偏，也是对生活与诗歌关系的确认。因为，在当年的东莞诗人中，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写作偏见，包括对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物质与精神，生存与生活的态度。它同时也反对那种将诗歌作为生活的避难所、对立物、愤世嫉俗的发泄地和利用诗歌谋取个人某种功利等等与诗歌写作背道而驰的做法。这在当时，极具针对性。而另一段话，将上述说法更加具体化了。他说，

“任何一个人，当他沉浸在自己的诗意里时，他都是诗人。诗人也只是如此。诗人有诗性充溢的一面，也有普通人的一面。没有诗意的时候，他们都只是文字的操作者和工具，都只是普通人，流浪汉，文字匠，庸俗者或者官员，商人，打工者，寄生虫。不要把一个诗人看得如此神圣，真正值得人敬仰的不是一个人的诗人名号，而是诗人头脑里以及作品中透露出来的灼人的思想、震撼的美感和他身上映射出来的坚韧的品质。诗人名号从来只是一个皮包，没有任何光泽，借诗人之名行私的人都是盗窃者，都是小偷和骗子”。

这些议论今天看来虽然略显偏执，但足以去魅，足以棒喝那些借诗还魂者。而事实也是如此，东莞的诗人基本上都是业余写作者，他们必须直面生活并谦卑地向生活致意。诗歌不能拯救一个人，更不可能幻想拯救生活。诗人必须首先作为一个“发现和思考的”人而存在，他的写作才会有质感，从而找到与生活并行不悖的艺术。

第二辑《诗事——叙述城市诗意》，包括了作者对于2005，2006，2010三个年度东莞诗歌的整体观察、梳理与总结，对东莞“打工文学”的思考，对他积极参与的“大沙田诗歌沙龙”的意见，也有一篇涉及到对当年广东诗歌生存现状的整体性述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历史意识开始模糊，在东莞诗歌现象愈发扑朔迷离的今天，这些文字更加彰显出它们的史料意义和在场意义。写出这样的文字，离不开作者对于当时东莞乃至广东诗歌的悉心观察、明细思考和深入机理的阐发。例如，他总结并阐述了当时东莞诗歌生态的两大特征：原生态、多元性。他把“原生态”定义为“诗歌大多直接由生活现实催生”，“与现实的零距离拥抱”。强烈的现实性，曾经是而且至今仍然是东莞诗歌的鲜明特征。虽然现实性是任何时代任何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但是本世纪前后在东莞发生的一系列诗歌行动，仍然以无可置疑的强大的写实力量卓立于中国诗坛。那些躬身于各种体力和脑力劳动的人们（更多是前者），以铁锈、油腻、冷酷和尖锐入诗，改变了诗歌的虚无缥缈、空大抒情、顾影自怜以及诗人剥离现实的旁观者身份，率先榨出诗歌内在的骨血，创造出前未有之的诗歌现实。它们写出了那些卑微的、坚实的、孤寂的、落魄的、安然的或者自鸣得意的人，那些拖着影子奔跑的人，在现代工业初始庞大的资本分工面前，无可奈何又心存叛逆的诗人劳动者或劳动着的诗人们一个时期的群像。尽管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和诗人生活如今已经得到很大的转变，但并非根本性转变，那么，这种记录就充满意义，不会消匿。

而鹰琢天总结东莞诗歌的第二个特征则是它的“多元性”。在他看来，“多元性”并非单指东莞诗歌创作的形式、风格的多元，更重要的是指写作意识、写作立场的多元，它的“丰富与包容，任性与自然，苦难与唯美，独立与坚守，自由与理想，或低沉或高傲，或虚浮或真实，或兴风作浪或波澜不惊，它正以它最本意的姿态折射出新世纪诗人及诗歌的真实生存现实与理想”。

这些表述无疑是正确的。它至少打破了一个时期以来外界（尤其是其他地域的评论家们）对于当时东莞诗歌以偏概全的认识，向我们完整地概括出东莞诗歌的全貌以及全景式的写作精神图景。它们是社会的也是心理的，是形式的也是内在的，是饱满的也是扭曲的，是当时现实社会的阶层划分在诗歌中的投射。在那个时候，在同一个城市，同时活动着各种类型的诗歌和诗人，他们写着不同风格的诗，秉持着不同的美学理念，但却不持偏见，在诗歌的名义下石榴籽一般地兄弟起来。也可以说，正是当年的诗歌的艰难命运铸成了诗人的团结。他们多元，包容，尊重，开放，集体生成一种东莞诗歌力量。我个人十分怀念那个“新石器”时代，那个独一无二的东莞诗歌时间。

通过鹰琢天的共时描述，我们再次回溯了东莞诗人新世纪以来作为一个群体的努力以及整体贡献。几乎每一个重要诗人，每一个重要事件在本书中都有独到的发现和评述。这种评述既有宏观的概括，也有微观的个性发现。它们不满足于表象的说明和罗列，而是着力于剖析这些诗歌现象背后生成的原因，使我们每一个曾经的参与者倍感亲切，而又使每一个读者再次看感到了评论之所以能够独立存在的必要。

鹰琢天是有天赋有才情的诗人评论家。读着他的文字，我在共鸣之余，只惋惜于他这几年写得不够多，而东莞诗歌在今天恰恰更加需要继续有这样的诗人为其立传。而倘若他能将第二辑更集中些，或许会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