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徐则臣的《北上》，是一部关于运河和它的时代的历史之书、现实之书……每一个章节都让人读得津津有味，都会有“埋伏”——留有让人思考的“余韵”。更为精妙的是，它们的存在都融于“故事”之中，依然具备小说的顺畅、精妙、悬疑和好看。

《北上》还是一部有意味的“观看”之书。在这部小说里始终有一个或多个“观察者”的存在，譬如谢平遥，譬如小波罗，也譬如“我”和举着相机的“红衣姑娘”。他们的存在使“观看”成为核心。事实上在小说的书写中，作者的身影也或明或暗地“显现”其中——不，他没有突兀地介入故事，但我们却从故事中看到他的观察、思忖和追问。《北上》的观看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要完成的是从运河看中国（运河，曾是中国经济、军事的“命脉”，也是文化同一性融合的重要通道，其价值不言而喻），从中国看世界；另一方面，它同时要完成的是从世界看中国、看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运河……小说中，徐则臣以一种有温度的超然为双重的观看提供支撑和可能。在《北上》中，运河是一条跨越了两个不同时间坡度的河流：一条流淌在清末，漕运发展的末期；一条则流淌在“现在”，运河申遗成功的前期。来自意大利的小波罗的存在和寻找，为谢平遥、邵常来以及其他中国人提供了近距离观看世界的角度和可能，这里面有“初识世界”的好奇、紧张、自卑和傲慢；而小波罗在运河中的一路北上也为他“观看”中国和运河提供了切近的角度，这里当然也有好奇、紧张、傲慢和偏见；而另一条时间河流上，当“世界”以某种不自觉的普遍融进中国和中国的事物中的时候，“中国”和“世界”密不可分又各有保持的时候，“观看”有了新的方式和习惯，也有了新的可能。在我看来孙宴临的画作颇具象征性：“乍一看完全是郎静山照片的油画版，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只是借用了郎先生的意象和构图。她一反郎先生作品中的邈远高古、超拔脱俗的静态特征，让人物和风景之间产生了动态和张力……”

在文明的冲突与互看之间，在交融与差别之间，在时间与时代的变化之间……无疑，它是一个宏大的母题，也是时下一些世界级作家所关注的要点，也越来越呈现其价值性。之前，奈保尔言说欧洲视野下的印度文明，奥尔罕·帕慕克言说在亚欧交界点上的文明和人性，萨义德致力为巴勒斯坦的民族性张目，石黑一雄、库切等诺贝尔奖获奖作家所关注的也是同样的命题，至少也是在写作中明显带有同类的思考。现在，中国作家终于有了一部属于我们民族的、带有认识和反思性质并且具有个性特点的书，它是《北上》。

《北上》也是一部流动的、有着繁复并值得细细品味的细节的“清明上河图”。两个时段的“中国”，在这部关于运河的故事之书中得以美妙而深邃地展现。它关乎时代，关乎国家和人物的命运，时代中的林林总总都在小说中得以貌似不经意地“信手展现”，你不得不佩服作者运用资料并且让它在故事中出现得“天衣无缝”的技法。以1901年小波罗、谢平遥等人“北上”为例，这一路，当时的清政府的状况，官府和民间，漕帮，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康有为的维新与失败，外国势力与旅行者个人的问题等，尽在书中得以呈现，且有着作者的思与看。这一路，运河两岸的民风民俗，建筑与物产，“洋人”存在痕迹的有无，都被妥帖地呈现出来。就像我们赞叹《清明上河图》的现实丰富性时，并不会贬损它的艺术性一样，《北上》有着质地良好、滋味丰富的故事性，同时也是一部浩瀚的博物志。《北上》的妙处在于，它当然有意帮我们认识“沿途的风景”（它甚至是有意让“世界”中的那些人也认识），但这种“认识”都融于故事，成为故事的有机构成。譬如小波罗和谢平遥进入扬州，在他们寻找到教坊司之前却先安排他们进入已经倒闭的“仓颉刻书局”，安排他们“观看”雕版并让二人各自购买了一块。随后，这两块雕版还要派上用场：它引发争执，并成为武器砸向洋人小波罗的身体。小波罗被砸伤，具有消炎止血功效的“龙泉印泥”则成为另一个悄然被细心拎出的“器物”……更重要的博物在于，徐则臣还深入两个时代的人的认知，通过故事向我们展示那些具体的人是如何看待时局、变化、世界、知识和一切的。这又是引发我们思考的一个支点，它提示我们追问，在世界中又与远处的世界有着东方差异的中国，如何保留我们的，如何吸纳世界的给予，等等。

博尔赫斯曾谈到，如果一个人长期进行写作，他很可能会滋生这样的雄心，写一部包罗万象的书，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书——《北上》明显袒露了徐则臣的雄心，我们明显能看到他朝向包罗万象、写一部百科全书的努力。他选择运河作为支点，毫无疑问是经历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条有着悠久历史的运河贯穿中国的南北，见证沧桑和兴衰，同时它又在一个漫长的时期里负载着粮物的运输、兵力的运输，是国家经济与税收的主动脉……1901年，恰恰是这条运河主功能衰竭、铁路运输将对它完成替代的前夜，恰恰也是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前夜；2014年，运河的运输功能早已退后，在它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前夕，对它的历史文化的打捞成为一项民族工程，它更有象征意味……是故，我们看到徐则臣的雄心也是双重的，一是要写一部包罗万象的大书，二是试图通过这部大书为民族立言，为东方对西方、西方对东方的“互看”提供有灵魂、有支撑、有热度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