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经常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叶弥发的照片，内容大抵是花花草草、小狗小猫。同时我就会想起克里玛对卡夫卡的一段评价：卡夫卡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当时“大多数作家都卷入了社会事件之中，卷入了外部世界的活动。他们要求自己必须成为见证，……卡夫卡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任何这种东西”（克里玛：《刀剑在逼近：卡夫卡灵感的源泉》）。或许应该这样说，卡夫卡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见证了时代。有了《风流图卷》之后我们也可以说，叶弥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见证了历史。

在“后记”里，叶弥说，她以前的写作把“有趣”放在第一位，然而希望这部长篇具有“思想”。为整部小说提供思想容量的代表人物是柳爷爷，他素来的主张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思维、思维方式。这是全书的核心主题。这一主题完全可以置放到中国现代思想传统中来理解，我们可以为柳爷爷的主张找到一些参照系。比如巴老的巨著《随想录》，《随想录》中的命题可以提炼为“说真话”，巴老知道这简单的三个字肯定会遭致误解，所以再三申辩“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再往前追溯，“五四”落潮之后钱玄同曾感慨：“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义。”钱玄同所谓的“思想”，其实是指我们运思、接受各种主张的思考方式。钱玄同的一番话说得很沉痛，饱含对“五四”的反思。美国学者舒衡哲在讨论“五四”启蒙时提醒道：“关于自然和社会的新的科学知识本身不足以对抗长期以来形成的屈服于专制权威的习惯。这样，启蒙就不仅仅意味着是新的知识，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启蒙必须经由“新的知识”与“新的思维方式”这两个支点来实现，但是“一场革命”爆发与“新的知识”出现并不必然确保思维方式的更新。如果人们不具备健康的思考方式，那么哪怕面对的是无比正确的知识、学说、主义，都会把事情弄糟。这就是柳爷爷的忧心所在，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大街上的人们嚷嚷着为祖国、为人民、要革命，这都是好词、正确的词，柳爷爷质疑的是上述表达的背后是否是独立自决的立场，能否付出言行一致的诚意与身体力行的担当。小说反复提及的“弱者要检讨”正不妨从此出发去理解，是我们每个人必须严肃认领的思想课题。所以，《风流图卷》是一部有着特殊思想容量的小说。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风流图卷》的艺术风格。集中阅读2018年度的一批小说之后，一个词语重又跳入我脑海——好看的现实主义。这是值得警惕的现象，因为好看的现实主义往往会沦为乏味、无趣的现实主义。就像詹姆斯·伍德批评汤姆·沃尔夫的“肤浅”：“沃尔夫的文章读起来与其说像他被美国小说中现实主义的失败刺激，不如说像被美国电影中现实主义的成功激怒。我们从他完全是电影化的解决办法中推断出这点：走出去，填满你的笔记本，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这些现实塞进小说。”好看的现实主义满足于将来自生活的素材加工成引人入胜的故事，实则支付了巨大代价。在社会生活的表面舒服滑行，同时也牺牲了人物，“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可算是个体。他们全都是从社会的目录表中选出来的”。相反，你“走出去”跑到大街上未必能遇到叶弥笔下的人物，《风流图卷》里那些短暂登场又过目难忘的人物——比如受不了王来恩污辱而服药自尽的老中医夫妇——简直就是从《世说新语》里直接走出来的，他们让人肃然起敬。叶弥写出的是人的应然状态，她要告诉我们：在任何困难窘迫的环境中，人都应该追求高贵和自由。《风流图卷》的主人公孔燕妮，是叶弥式人物谱系中的又一位代表，这类人物身上洋溢、鼓荡着一股强烈的主观能动精神，据此在实然中追求应然，在日常中创造诗。

好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叶弥论，写着写着就联想起文学史上我非常心爱的一位作家——路翎。后来叶弥告诉我路翎也是她喜欢的作家，而且提醒我这也是一位苏州作家啊。《风流图卷》中出现了路翎的名字，也许正是叶弥的致敬吧。我觉得这两位小说家在精神追求上有着难能可贵的一致：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发生在人物心灵内部永无休止的自我搏斗，尤其是这种搏斗中绽放出“活的意欲”（胡风：《一个女人和一个世界——序〈饥饿的郭素娥〉》），孕育着向现实突击的各种路径；正是依凭着这些主观能动精神，叶弥式的人物在绝望中打开了生活的种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