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非虚构写作对于被报告文学所弄丢的文学真实性，对于被虚构文学所弄丢的现实感，是一种拯救。

非虚构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一种恢复

2010年，在《人民文学》杂志的倡导下，非虚构写作异军突起。自2015年春节开始，以“返乡笔记”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风靡微信自媒体和各大网络平台，以乡村和底层为主要写作对象的非虚构，毫无争议地成为近几年来网络自媒体上最引人关注的文体。仲大军研究了美国的非虚构写作后认为：“非虚构文学作品的激增，标志着人类写作活动的一重大转变，即从传统的艺术虚构写作转向现代的纪实写作。”我坚信，当代中国也正处在这样一个写作活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里。

原本，非虚构是一种包含了多种写作类别的范畴，比如回忆录、报告文学、日记、传记、调查报告、历史记录等等，但由《人民文学》杂志倡导起来的“非虚构”，却是有着特别内涵的“这一个”，其特征可概括为：作者作为参与者或旁观者的“在场性”；正在进行或者已经发生的“真实性”。

那么问题来了：广义上的非虚构写作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作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类别——报告文学，为什么在这样一个读者对生活现场和事物真相充满渴望的时代，反而式微了呢？

报告文学是在“一战”中诞生的新闻体裁，由于其大量借用了文学手法，后来被认定为一种文学文体。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报告文学表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以至于我们一说起非虚构文学，几乎就可以将其等同于报告文学。然而从1990年代末至今，报告文学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其生存伦理也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报告文学的衰落有主客两方面原因：客观方面，纵观报告文学史即可发现，它的兴盛往往与重大的时代事件、时代主题相联系，进入1990年代，市场经济全面铺开，报告文学存在的客观基础被极大削弱。在主观方面，报告文学承载着意识形态功能，主题先行，而且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它最终滑向了媚俗和趋利，违背了“求真”的本质特性。比如，2010年，《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共刊发了《梁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等11部非虚构作品，但是“报告文学”栏目仅仅刊发了一篇作品——《品味茅台》。单纯从题目上，读者凭直觉就能感受到两类作品是大大不同的。

与传统的报告文学相比，非虚构写作者的姿态也是大不相同的。后者往往是以个人化视角，用一种朴素、准确的笔墨来描写生活，而不是像前者那样，写作者往往是一个巨大的、膨胀的形象，习惯于用夸张的笔墨来表现宏大乃至被极力拔高的文学形象和主题。在非虚构写作中，“我”通常是现实目击者、作者和文本叙述者的合一，也就是说，文本的“我”的情感、价值观和形象，往往等同于现实中的作者的情感、价值观和形象——至少，站在读者的角度是这样的。乔叶的《盖楼记》和《拆楼记》，尽管叙事饱满，深刻地反应了社会问题，是非常优秀的“非虚构小说”，但仍然给读者带来“不舒服”的感觉，也招致一些评论家的批评，就在于“作家是作为一个很优越的人出现的”，“感觉那里面的‘我’特别缺乏一种同情心”。（李洱等：《非虚构与虚构（上）》，《上海文学》）丁燕亲自去“血汗工厂”体验生活，四处留意打工者的身影，写出了《在东莞》这样一部优秀作品，但遗憾的是，在部分叙述中，她对别人的观察，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为了写作而去“看”，却没有让自己真正投入到对象之中——不一定是行为的投入，更主要是“心灵”的投入。

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仍可以毫不谦虚地说，非虚构写作对于被报告文学所弄丢的文学真实性，对于被虚构文学所弄丢的现实感，是一种拯救。它是在时代发生激变，社会的各种矛盾经过长期集聚集中显现的情况下发生的，它关注的核心是人与社会的“现代悲剧”。较长时间以来，传统的严肃文学进入了一种“不及物”的状态，而非虚构写作，恰恰是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一种恢复。正如雷蒙·威廉斯说：“我们既是人，同时也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这种整体观就是现实主义小说的核心。”（《漫长的革命》）其实，这句话也完全可以用来理解非虚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主义。

在场与求真是非虚构的底线

这种对于现实感和真实性的拯救，使得非虚构文学能够迅速占领大量读者，而正是对于读者市场的追逐，非虚构也因而成为许多媒体，包括自媒体推广自身的最重要武器之一。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少媒体纷纷投入巨资，组织非虚构写作大赛。比如，澎湃新闻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成立非虚构写作工作室；自媒体“真实故事计划”联合出版及影视行业，于前不久开启了第二届非虚构写作大赛，并号称要建立中国首个“纪实IP孵化基金”。非虚构写作在媒体和资本的合力推动之下，似乎进入了一个全盛的阶段。

这股巨大的非虚构写作热潮，实在是太有诱惑力和冲击力了，谁都想来分一杯羹！于是，一些媒体就挖空心思地利用非虚构的写作方式来制造热点和惊悚话题。这里有两种突出的现象：

一是对于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环境，通过巧妙的文学剪辑，把吸睛镜头拼接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套勾连事件前后过程、且跌宕起伏的因果关系。有如美国西部电影的精彩纪实作品《大兴安岭杀人事件》，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品。经过叙述者的巧妙剪辑和镜头式展示，一桩偶然发生的凶杀案，与当地的环境、经济、历史之间，构成了一种必然联系。如果理性推究起来，这种“文化的”联系，就真的是必然的吗？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这篇作品极受欢迎，但在东北读者群众中，却没有得到太多认同，甚至遭受责骂。

二是采用非虚构的技巧来虚构具有负面效应的社会故事，“真有其事”是这类作品追求的美学效果。这里面有两个典型代表：2016年春节，某财经记者以自己的家乡为原型，写了一篇以“东北农妇”为主角的文章，因话题具有刺激性而引起广泛阅读。最终，作者自己也不得不公开承认文章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是虚构的”。第二个典型例子则是发生于2019年春节前夕，咪蒙团队推出网文《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引发了大量的阅读，也引起了种种质疑。事后查明，这个寒门状元的故事是虚构的。

以上两篇虚构的“非虚构”，均已违背了非虚构的“在场”、“求真”、“深入到生活深处”等写作理念，丧失了写作本身所应承担的社会道义，导致了负面的社会影响，都遭到了舆论谴责以及惩罚。

然而，如果抛开社会伦理，纯粹从写作的角度来讨论第二种情况时，却会面临一种困境：好些打着“非虚构”旗号的作品，尽管故事是虚构的，但是作者的虚构却是建立于一定的社会现象和生活积累之上，甚至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一方面的社会问题，这也是这类作品能够流传开来乃至产生共鸣的原因所在。比如，讨论当代文化思想史时，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事件，便是1980年轰动全国的“潘晓讨论”，而事实上，所谓的潘晓这个人，所谓的潘晓来信，都是《中国青年》杂志根据当时的青年来信和社会情绪创造出来的。

总而言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引发了一次又一次写作高潮的非虚构写作，因其“平民性”和所向披靡的传播力，已经成为一种可以随时被媒体和市场所征用的写作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失实”的问题，已经多次引发了人们对于非虚构存在伦理的质疑；而且，非虚构在起步之时，就产生了《中国在梁庄》《定西笔记》《冬牧场》《中国，少了一味药》这样的标杆性作品，而其后的大部分文本，在写作观念和情感上，都是一种反复的重复书写。那么，非虚构新的可能性又在哪里呢？

非虚构的局限也正是报告文学的长处

非虚构写作中占比最大、影响最大的题材是对于农村状况的书写。但是，当下的非虚构写作千篇一律地是从“乡村衰败”的视角来展开的，而对于新农村建设以来，尤其是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村发生的巨大的可喜变化，似乎全都视而不见——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于事物的这种积极方面的书写，仿佛会使得写作者走上宣传主旋律的道路，从而丧失了非虚构作家所追求的独立性、个人化等特征。这也正是非虚构写作伦理的局限所在。在我看来，非虚构恐怕得回头重新审视报告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恢复与其天然的盟友关系，向它寻找思想和方法资源，并将其中的积极因素召唤到非虚构写作之中。

2017年，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塘约道路》，描写了贵州塘约村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把一盘散沙的群众重新组织起来，开展土地流转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实现乡村振兴。这部作品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塑造了几个思想高尚、为国为民的时代楷模，也并不仅仅是在于对群众的奋斗精神的弘扬，更在于，作者通过对于一个村子的行动和变化的描写，重新思考了中国农村的“道路”问题。2018年，何建明出版了报告文学《山神》，塑造了一个“当代愚公”黄大发的英雄形象——他带领村民，用了36年的时间，在千米高的山崖上开出了一条十多里的“天渠”，为旱瘠的山区解决了吃水和用水的问题。像王宏甲、何建明等报告文学作家，并非没有看到生活的阴暗面，但是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英雄情结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他们习惯于站在民族命运、时代方向的高度来思考问题，所以他们的视野往往比一般人要宏阔和敏锐，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及时发现新事物的萌芽，迅疾捕捉一线铺开的阳光。

非虚构作家对于底层往往有着深刻的关切和悲愤情绪，也十分具有行动力和捕捉细节的能力，对于看待事物的个人化立场和视角有着近乎固执的坚守，但是，毫无疑问，一个更丰富的写作者，还必须要有超越个人化的勇气和胸怀，要有主动担当民族大义的追求，特别是对于新出现的人事要有敏锐的发现，要敢于超越世俗，重新呼唤英雄人物和英雄精神，自觉传承人类的伟大品质和价值。

非虚构写作也罢，虚构写作也罢，作为一个作家，对于出现于文字中的“大词”，固然要充满警惕，但是他的精神和思想世界里，万万不能没有“大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