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角色》和《灭籍记》分别是我 2018 年发表和出版的一个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

在《灭籍记》的封底，我写了这样一段话“：最早的时候是这样的，你遇见一个陌生人，他跟你说，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你就相信了。后来，你又遇见了一个陌生人，他跟你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你就不相信了，因为这时候人类已经学会了瞎说，而且人人都会瞎说，所以，人不能证明他自己了，你必须看到他的那张纸，身份证，房产证，或者其他类似的一张纸，他给你看了那张纸，你就相信了，因为一张纸比一个人更值得相信。再后来，你又遇见一个陌生人，他跟你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你不相信，他拿出了他的纸，你仍然不相信，由于人们对于纸的迷信，就出现了许多假纸，你无法知道他的纸是真是假，你也无法知道他这个人是真是假。呵呵，现在你麻烦大了，你甚至连这个世界是真是假也无从确定了。”

还是先来说说《角色》吧，写了一个专门在火车站骗老年人的骗子，盯住那些乡下来的、外地来的老太太，骗他们说，是你儿子让我来接你的，是你女儿让我来接你的，等等，老人就相信了，然后就是第二步第三步，还真能骗到钱，现实生活里有这样的真实事例。然后我写的这个骗子，也很得逞，但是有一回他接到一个大妈，事情发生了变化。本来骗子的工作台本是这样的：第一步自我介绍，你儿子工作忙走不开，让我来接你，大妈就相信了，然后问什么时候返回，然后说，车票很难买，要不要先买好返程车票，然后就说帮忙买票，拿了车票钱就一去不返了，虽然这样的剧情成为现实的概率并不大，但有一个算一个。

可惜的是，在小说里，现在站在骗子面前的这位大妈，确实是要想购买返程车票，但是她的钱包在火车上被偷了，里边的身份证和零钱都被偷了，幸好大妈还算是有一点警惕性的，大面额的钱另外揣在怀里没被偷走，这才有了剧情的新走向，否则，骗子是不会在一个身无分文的大妈身上下功夫的。因为大妈丢了身份证，现在的剧情就要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骗子先要陪大妈去办一个临时身份证，然后才有可能骗到大妈的车票钱。可怜的骗子，像个孙子一样，搀扶着老太太，到办证窗口排队，很经历了一番曲折，因为大妈丢失了身份，又无法证明自己到底是谁，那样是不可能办到临时身份证的，除非大妈能够说出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再到网上核查，对上了，也可以办。大妈好像是有充分准备的，准备着种种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事情的发生，一旦发生了，大妈也有办法，她竟然能够背出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并准确地报了出来。骗子以为这下子万事大吉了，却不料办证的警察上网一查，发现这个号码根本不是大妈本人的，大妈说是村长帮她办的身份证，村长骗了她，可是谁会相信她呢。这下子麻烦了，引起现场许多人的怀疑，他们一致认为大妈是骗子，认为骗子太天真，被大妈骗了，总之等等，最后大妈的儿子真的出现了，骗子不仅没有被戳穿，还被当成恩人感谢。

这是一张纸引起的误会。

有时候，一张纸真的比一个人更重要，更令人相信。再说说《灭籍记》，这是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写作这个小说的初衷，原是一个“回到苏州”为主题的故事。苏州是一个特色非常鲜明的城市，比如说苏州的老宅，在我心里占据的位置是很重的。许多年里，我也曾经写过许多关于苏州老宅的小说和散文之类，但是到了《灭籍记》，我发现已经无法真正地回去了，我必须用当下的眼光重新打量老宅了。所以写着写着，又走进了人与纸的圈子。

也就是说，小说是建立在“实”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苏州的许多老宅面临的问题，从实的“宅”开始， 渐渐地走入了另一个层次上的“宅”。

许多老宅仍然存在，这当然是一个现实，就在你眼前，但是别以为就在你眼前的，看得见的 ，就是真实的。如果没有一张房产证，这个老宅就没有身份，没有身份，就像《角色》里的丢了身份证的大妈一样，哪怕她已经是个老太太了，也一样会被人怀疑的，有人会说，不认字的老太太会把女研究生骗了卖掉。现在老宅也和老太太一样，丢失了身份证，所以自以为自己是老宅的后人，就要为老宅寻找身份，来证明老宅的存在和归属。于是一场寻找开始了。

在寻找的路上，他碰到各式奇葩人物和事情，他的姑奶奶，年轻的时候为了追爱，丢失了自己的身份，把自己变得不是自己了。因为她是从所在工作单位偷了自己的档案逃出来的，是犯了罪的，所以即便丢失了身份，她无法，也不敢去找回来，否则就是自投罗网，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笼正对着她张开大口呢。为了活下去，她不停地冒充别人，最后她干脆以自己的已经去世的嫂子的名字活在养老院里。

这样一个一直没有身份的人，之所以能够一直活下去，是因为她知道，她必须有一张纸。她自己的那张纸丢失了，于是她一辈子处心积虑地谋取他人的那张纸，让自己不断地成为另一个人，某一个人。她居然成功了。

另外一个人物叫郑永梅，永梅是“永没”的谐音， 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是“他”的母亲为了逃避迫害虚构出来的一个儿子。当初为了参加革命，把亲生儿子送了人，也没有讨得了“革命”的好，从队伍中清除回来后，却再也找不到送走的儿子了，想再生又生不出来。这个没有子女的家庭，遭遇了高度的怀疑，单位的同事也好，邻居也好，对他们身份的种种猜测，人们是这样议论他们的：

“他们说，怎么会不要孩子呢？我们家家人家都生孩子，生好几个，他们为什么一个孩子都不要？

说，难道他们和我们不一样？

又说，什么不一样呢？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

再说，是呀，只有有秘密的人，才怕家里多一双眼睛。噢，现在推测出来了，他们不想外面有人监视他们，也不想家里有人监视，所以不要孩子？

在新社会的阳光下，什么样的人才有不可见人的秘密呢。

特务。

我看到叶兰乡偷偷抽烟。

我也闻到她身上奇怪的味道，一直想不出那是什么味道，现在知道了，就是烟味哦。

女特务抽烟。

这些背后的议论，我母亲偷听到了，也许他们是有意说给我母亲听的。反正不管怎么样，我母亲吓坏了。”

于是母亲必须要想出点花样来了，她凭空虚构出一个儿子，并且让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了这个儿子的存在。因为在“他”从出生到长大的过程中，“他”有纸， “他”有无数的纸，幼儿园老师的评语，小学的成绩报告单，红卫兵大串联时母亲为“他”准备的行装，插队知青 名册里的名字，招工进厂的表格，后来上大学以及出国留学后写回来的信件，等等等等，“他”都是有纸的。所 以，“他”是存在的。他居然也成功了。

《灭籍记》中的这两个人物，似乎是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实际存在于世的，却不能做真正的自己；并不存在于世的，却有着无比翔实的经历。这样的身份悖论，这样的人物塑造，肯定是荒诞的。我认为，这个荒诞，是写作者的虚构和想象，更是生活的启示和触动。

在剧烈变革的时代，时时处处会出现新旧衔接的裂缝，许许多多的东西，从这许许多多的裂缝中生长出来，比如荒诞。

写作就从这里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