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本封皮淡紫充满“她”气质的小书。一部书名即暗示了整个结构的小说。三个看上去毫不相干但同样以女性抗争为主题的故事。花开三朵，各表一枝，在印度、加拿大和西西里岛各自展开；却又不断循环往复，从远而近发生关联，最后如同三个互相呼应的声部完成整个协奏曲，也如三股头发终于合编成一条完整的辫子。

作者莱蒂西娅•科隆巴尼，1976年生于法国波尔多，用中国的说法是典型“七零后”女性，同时具备多个跨界身份：作家、导演、演员、编剧，而其中只有一个和写作有关；曾经创作并执导多部短片和两部长片：《天使爱过界》《明星和我》。她还创作过多部舞台剧和音乐剧，并作为演员出演数十部电影。2017年5月，科隆巴尼出版第一部小说《辫子》，在法国迅速成为畅销书并迅速售出34个语种，并在两年后的3月，本人带着这本书来到北京。在中国读者面前的她面孔瘦削，一头栗色短发，眼中闪烁着巴黎女人特有的优雅睿智；也许作为没留辫子的补偿，她在活动上展示了主要以印度部分展开的同名绘本，在封面上正给小女儿梳头的印度“贱民”母亲低眉垂目，看上去充满东方式的温柔隐忍，让人不禁好奇，第一次来到中国的莱蒂西娅对我们这个和印度同样幅员辽阔，女性地位却同样不算高的国家有无了解。

在许多国家的语言里，头发仿佛天然就具备某种与繁殖力或者女性有关的阴性色彩，其本身还有更多可以阐发的与女性特质相关的意义：可长可短，可多可少，看上去纤细实则柔韧强悍，只要生命不息，就会一直生长，长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拢成一把或者分成几绺，编成各式发型；而辫子正是其中最常见也最古老的一种。和其他发型相比，同样都是长发，马尾是一种乱中有序的活泼，充满勃勃生机，仿佛独属于青春少女的专利；披肩长发则更多地强调某种看似自由的柔顺——留长发对于男性的意义或许在于凸显了无视社会既定形象的不羁，而女性在风中飘逸的长发则更符合世俗审美标准，却需要更多精心护理和烫染拉直，好比外部世界强加的社会性别角色规范。与这些发型相比，辫子的意象看似更拘谨，更传统，但却比任何发型都更不易散乱，而也比散乱的长发要更强韧数倍。这古老发型的存在，也几乎贯穿了人类发展长河中，被约束，被要求，被修剪，乃至于被凌辱和被掠夺的整个女性生存史。

今年三月韩国娱乐圈性别歧视的丑闻频出，在这样一个多事之春，《辫子》一书的中文首发似乎更具备了某种不言自明的意义。

说回文本。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印度北方的巴德拉普尔，女主角斯密塔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贱民”，属于普通人不可接触的“达利特”，日常只能以掏粪为生、捕捉老鼠为食。“在印度，成百上千万像斯密塔这样的人居于城镇、社会和人道的边缘。”但是她的终极梦想却是让自己六岁的女儿拉丽塔接受教育重获自由，永远逃避这种可怖的命运。

第二个故事背景发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女主角朱丽娅在父亲弥留之际，发现家族企业假发厂因为缺少头发原料而濒临破产。二十岁的她被命运之手推逼到了两个选择间，第一是和家境殷实的理发店老板联姻，让全家人暂时从破产的阴影里走出；第二是与自己的地下情人，刚取得意大利居留许可的锡克族难民卡玛在一起。而不管做什么选择，看上去忠孝都不能两全，而这也是全世界大多数囿于传统观念的女性容易面对的困局。但这困局却被卡玛的建议意想不到地解决了：他来自印度，知道湿婆神庙有大量被剪去的信众长发。即便“意大利人只要意大利人的头发”，全世界其他需要假发的人却并不是——比如第三个故事里的加拿大女律师萨拉。患了癌症的萨拉正被信奉丛林法则的同事从少数精英的金字塔尖驱逐，正需要一顶假发来帮助自己重新夺回因疾病而丧失的一切。

这部小说里有登陆意大利的少数族裔难民，有全世界地位最低的印度女“贱民”，有困囿于家庭出路的西西里岛少女，也有因为疾病而被歧视的加拿大女律师。除女性问题外，尚涉及到了种族种姓问题和疾病歧视，相当面面俱到，如果一定要吹毛求疵，也许问题正在于太工整和太政治正确了一点，篇幅平均分配给三个故事，正如一股股被有条不紊编好的辫子，端然有序的同时，也显而易见地缺乏高潮，乃至于容易被诟病刻意痕迹太重：这是一个从最终意图往前倒推的故事，而不是一个从种子萌芽慢慢长成的故事；因此和一般线性叙事不同，缺少某种强逻辑必定发生的力量。

然而，让我们最终原谅这种刻意的，也许在于全球化日益加速的今天，里面的故事的确随时可能在世界某个角落发生。北京的年轻人在优衣库很容易就能买到新几内亚棉花制造的衬衣；上海广州的上班族发现自己的耐克球鞋是越南制造也绝不会大惊小怪。地球变得越来越平的同时，各国家和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平衡也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让那些受侮辱和损害的人更真切地意识到不公平，也让发达国家良知尚存的人们更难以对这世界其他地区仍在承受苦难的人民彻底转过脸去。而这正是莱蒂西娅•科隆巴尼最勇敢也最敏锐的地方：因为陪同一个患了乳腺癌的女友去购买假发而动心起念，最终将之变成完成度颇高的小说，似乎偶然之举却一举切中时代肯綮：发达地区大量依靠不发达地区制造业的同时，政府首要忧虑的却是贸易逆差；而在这些人口红利、贸易战和弱国威胁论……的众说纷纭背后，被遮蔽却是让人触目惊心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人生而平等，没有任何地方的人——无论男女——因为降生在“不够富裕”的地方而理应忍受无望的剥夺。因此，如何将看上去毫不相干的事物背后联系找出，正是此类小说最重要的任务：看上去纯属虚构，却意想不到地揭示了这时代全球贸易与制造业背后的某种真相。

这世界同时发生的天灾人祸和歌舞升平都很多。也许重要的永远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电影行业浸淫多年的莱蒂西娅•科隆巴尼展示了一种文学直接受影像影响的非典型讲述方式。就像电影工业常用的蒙太奇拼贴一样，原本没有关联、此后也不相识的人物命运如同假发被分股编织，最终呈现出远比简单故事本身更深远的意义。而她写作的直接推动力或许来自巨大的悲悯：正如鲁迅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科隆巴尼来自巴黎——历年欧美女权主义运动毋庸置疑的前沿，自称女性主义者的她曾去过印度，此刻正在中国，也许将来有一天也会造访日韩，我们不知道当她了解更多亚洲女性现状之后，会催生出怎样的新想法；但在现阶段，这也许是每个具备现实感的东亚写作者——当然不仅是女性——更加亟需思考与面对的问题。那些一直身处地狱的弱者，不该，也不会一直在那里。她们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