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应该可以这样讲，孙频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小说内都夹杂着一段或是几段“尖锐”的“前史”。“前史”，即“来路”“引子”，即阅读者进入小说“正史”的一道必须跨过去的门槛。甚至基于此，我试图作出这样的判断：孙频本人其实未必那么强调文本“成形”以后的“结论”，相对而言，她更加在意的是小说“塑形”的“过程”，是一个来自虚拟世界的个体（以及相关线索痕迹）如何成为读者最终所看到的那个样子。

《河流的十二个月》（刊于《十月》2018年第6期）当然也有“前史”。比如小说里的女主人公李鸣玉，她的“前史”就被投置于“作家李西梅”这一身份底下。从李西梅到李鸣玉，孙频的叙述只有简单的一句话：“然而，某一天，她忽然决定，要从眼前的生活里彻底消失。”迥异于现今其他作家同类型题材作品中个体面对自身“前史”的抵触情绪，在大漠边缘经营起旅社的老板娘李鸣玉并没有刻意地要摆脱“前史”的“干扰”与“纠缠”。恰好相反，她带有某种自觉意识地主动“围观”自己的“前史”。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一点。那个最初想要“从眼前的生活里彻底消失”的人反而更为在意自己的过去，或者说，更为在意自己这段“消失的过去”对于周遭人事到底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

讨论李鸣玉形成自我身份转变的“忽然决定”，实则也在同时观察孙频的创作“前史”。假如是三年前、或者五年前的孙频，她会怎么处理李鸣玉的这个“忽然决定”？这是我在反复阅读《河流的十二个月》时产生的疑问。“忽然决定”是一种关乎人物态度转折的细节表述，但在孙频的创作“前史”，诸如此类的表述方式显然少之又少。所谓“少之又少”，指的并非“忽然决定”这一修辞表述本身，而是依照孙频可供回溯的创作“前史”，她往往在小说里更倾向于关注人物在作出“忽然决定”之前的命运际遇与情感变化。

而在“忽然决定”前，是李鸣玉以“作家李西梅”身份出现的“前史”，也在某种程度上势必会是三年前、或者五年前的孙频在写作《河流的十二个月》时加以侧重的“主攻方向”。与此同时，不妨可以作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是身处创作“前史”的孙频，她更有可能会选择将《河流的十二个月》这篇小说由始至终都稳定在一种“很孙频”的演化轨道上。这其实也是孙频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呈现出的特质：其小说里种种涉及到“当下”情境的叙述，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指向相应个体或群体的“前史”。而人物在“当下”情境里的行为表现，其实质是在呼应“前史”中那股异常汹涌却又屡屡重现的情感波动。

不过当李鸣玉“忽然决定”了自己的前程与归宿，“作家李西梅”的“前史”并没有因此就顺理成章地朝着“很孙频”的演化轨道进发，而是在无形间“折磨”着李鸣玉。尽管李鸣玉在改变身份之初依旧有意识地关注“作家李西梅”，但她很快就在相应的搜索查找过程中得到了答案，“李西梅确实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而李鸣玉不断擦拭“作家李西梅”的书籍却从未打开阅读的矛盾现象，则反映出个体在面对自我身份转换时的复杂态度。除此之外，这也关乎“逃离”这一关键词尚未得到纵深向延展开的议题：如果一个人成功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之后她（他）会怎样？“作家李西梅”的“消失”显然没有真正地让李鸣玉获得心理层面的纾解，因为“前史”的“销声匿迹”反而使其顿生出莫名的焦虑感。从这一角度来看，李鸣玉“忽然决定”调整自己的身份与生活，并不全然是为了从“作家李西梅”的“前史”里挣脱出来，而是要以参照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前史”的意义。李鸣玉在不断否定自己作家身份的同时，又会在得知自己“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后从网上购买“作家李西梅”的作品，这两种形成逻辑悖论的行为实际上也说明了李鸣玉对于“前史”充满着惶惑却又依赖的心理。这个女性人物在成为“李鸣玉”后仍无法避免地要以“作家李西梅”这一“前史”作为确认“当下”生活形态的前提条件。尽管“作家李西梅”已然消失，但“作家李西梅”曾经经历过的“挫败”“误解”“庸碌”“无意义”却在李鸣玉的生活里延续了下去（以至让人怀疑李鸣玉是否会成为另一个张谷来）。这也是“前史”为何如此“折磨”李鸣玉的根源所在。

尽管《河流的十二个月》依旧局部保留着孙频创作“前史”的若干具有“惯性”的“面貌”，但是这篇小说在更多时候却处于“背反”状态。如李鸣玉、张谷来，不再对“前史”抱有某种坚定不移的“执念”。即使是储东山这样曾经虔诚信奉《幸福的哲学》的人，最终也将李鸣玉所赠的《我喜欢生活本来的样子》《守望的距离》悄悄塞回了书架。这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集体性的精神幻灭。但另一方面，小说人物身上的“背反”，也使得《河流的十二个月》在叙事层面屡屡陷入到特殊的“停滞”当中。值得注意的是，也由于相应的“停滞”，李鸣玉、张谷来、储东山等人才不至于完全成为“情绪的动物”。这种“停滞”实质上也涉及到孙频对于自我创作“前史”的某种“背反”，以及一种潜在的写作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