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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老子》更靠谱 

来源:北京晚报 | 李之柔  2019年04月17日07:56

老子多了,对于正常人来说,可不是好事;《老子》这部书的传本多,对于爱好者来说,也不是好事。多到什么程度?元代有“注者三千余家”之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无求备斋老子集成续编》中,收录有三百五十六种!到今天,这个数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不仅说明老子学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也表明《老子》的确存在让人难以洞彻之处。

好在,被后人推崇的《老子》传本并不多,常见有以下几种:

一、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本《老子》

竹简分为三组,形制、主题各不相同,行文古朴,时间可以追溯到战国中期,距老子生活的年代最近。甲本存简三十九枚,乙本存简十八枚,丙本存简十四枚,汇总起来,文字只有今本的五分之二,由于年代久远,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字残缺。我推测楚简本《老子》很可能是摘抄本,其主人只是留取了对自己有用(主要)的一部分;当然也有可能是《老子》一文最初的流行版本,毕竟从现有内容来看,竹简“被盗”的可能性并不大。虽说“近古必存真”,但写文章的人都知道,初稿不一定就是定稿,也不一定最好,更何况古人原本就有“完善”经典、“箭垛”前贤的嗜好,这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今本和楚简本相比,词句要流畅、华丽了许多。

二、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篆书和隶书两种《老子》

这两种《老子》俗称“帛书甲本”、“帛书乙本”,时间被认定为汉初前后。在郭店楚简本出土前,帛书本《老子》被一些人奉为圭臬,因为最早嘛!其实,还是注者高明在《帛书老子校注·序》中说得公允:“帛书《老子》甲乙本在当时只不过是一般的学习读本,皆非善本。书中不仅有衍文脱字、误字误句,而且使用假借字也极不慎重。”同时,高明在“校勘说明”中第一条就写道:“本书以王弼本为勘校帛书老子之主校本。”

三、北京大学西汉竹简本《老子》

2009年初,北京大学获赠了一批海外回归的西汉竹简,其中包括全本《老子》,比之帛书本保存得更为完整。到今年都已经十年了,不知什么原因,人们对“海归本”的重视程度普遍远远逊于“本土本”,我曾向北京大学的几位老学者请教,西汉竹简何时、何地出土?大家都摇头。有一位老先生直接建议:与其研究一个来历不明的传本,不如直接读王弼本《老子注》。

四、王弼本《老子注》

今天我们读到的王弼本《老子注》,出自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底本为明代张子象刻本,是当下《老子》各种传本中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者,可以上溯到郭店楚简本,渊源有自。王弼本中,凡是存疑被后人修改之处,在帛书本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几乎没有“衍文脱字、误字误句”,难能可贵。在帛书本《老子》出土之前,王弼本《老子注》是最早的研究传本之一。王弼虽只活了二十三岁,却留下《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指略》、《老子注》等著述,他这一生,真是为读书而来。

五、唐玄宗本《御注道德经》与《唐景龙二年河北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

古人好攀龙附凤,唐朝皇帝也不免俗,他们自称是老子后裔,颁布了《先老后释诏》,称“令老先,次孔,末后释”,确立了“老子天下第一”的顺序。高宗李治在位时,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见《新唐书》),玄宗李隆基更是“恐失无为之理……随所意得,遂为笺注”(见唐玄宗《御注道德经》自序)。李家皇帝的真实水平自不待言,但他选择的传本,我推测一定是初唐时期公认的最佳,十分值得我们关注。同理,《唐景龙二年河北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景龙碑)作为现存最早的唐代道观《道德经》碑刻,不容忽视。

六、其他

《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严遵道德真经指归》、《老子道德经敦煌五千文本》、《傅奕道德经古本篇》等也曾广为流传,限于篇幅,就不介绍了。至于宋以下诸公,东拼西凑、脑洞大开者多,不看也罢。

那么,到底是哪个《老子》更靠谱,更可信?繁琐的建议是不妨以王弼本《老子注》为基础,以帛书本《老子》、唐玄宗本《御注道德经》、《唐景龙二年河北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郭店楚简本《老子》作参照,辅以《说文解字》、《尔雅》等工具书,比较《论语》、《礼记》、《庄子》、《文子》、《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史记》等典籍的相关内容来阅读,这当是很有趣的方法。任何名家的翻译、新注、心得和新观点,都不如自己用心读原典靠谱,毕竟直接从老子的原文中求其大义,看老子如何自圆其说才最为可信。当然,如果只是泛泛一读,王弼本《老子注》就够了。

读书如读人,总要有些恭敬心,胡适先生说:“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古人读过的书,我不一定读过;我见过的典籍,古人未必没有见过。在没有翔实证据的情况下,质疑前贤或者拼凑“百衲本”以为学术成就,如此做法稍显草率。作为不朽的经典,《老子》恰似一曲优美的乐章,一直有谱,有时,不靠谱的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