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看了徐怀中的新作小说《牵风记》，使我联想起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战地钟声》（FOR WHOM THE BELL TOLLS）。只是《战地钟声》没有音乐，钟声是死亡的象征——“丧钟”。《牵风记》中的古琴不但是音乐的，也是悲剧的。

《牵风记》书名很典雅，遗憾的是我不了解是什么意思。翻开书看了序言“演奏终了之后的序曲”，使我联想到西洋歌剧的序曲。既然是“序曲”，为什么是演奏终了的“序曲”？“序曲”演奏出一群老革命同志们年年必有的“叙旧畅谈”聚会。一个突出的“乐调”是在每次聚会时，大家必看“一张摄于1947年6月30日强渡黄河前夕”的照片。从这张照片中，小说的“序曲”介绍了1948年初春在大别山牺牲的年仅19岁的女孩子——小说中的英雌（heroine）汪可逾。在照片里，来自北平“颇为洋气的”汪可逾抱着一个木质琴盒，盒内的乐器是中国古琴。

奇怪的是所有人看这张具有长年历史的照片时，最先瞩目的总是汪可逾。惟一恰当的解释是汪可逾的笑容，“正如含藏于心底的一汪清泉，永不干枯”。《牵风记》的序写得很单纯，只是“序”出了小说的时代，一个主角人物，她爱笑，笑声清脆跟她怀抱中的古琴声一样。读者们无缘看到那张历史性的照片，只好想象汪可逾的微笑，想象汪可逾弹奏古琴的乐声节奏。

“演奏终了的序曲”给读者带来一幅充满欢笑的画面。但是当我看完了小说，再次翻看“演奏终了之后的序曲”，我吃惊地发现这个“演奏终了之后的序曲”，的确是我在看完这部小说之后才能更深入地体会其中的含义与启示。

除了“序曲”，《牵风记》主体共有28章，外加5页类似音乐的小调（minor key）与序曲同步之尾声结束。

第一章“隆隆炮声中传来一曲《高山流水》”。开始于1942年，年仅13岁的小女孩汪可逾，带着她的古琴出现在“野政文工团”一个小分队为前线部队独立第九团演出的场合。汪可逾不是演员，只是凑巧（或是幸运）地来到场地。为了维持演出场地的纪律，独立第九团的团长齐竞（小说第二个主要角色）出场。

《牵风记》情节的发展围绕着三个主要角色，齐竞、汪可逾、曹水儿。此外，还应该加入齐竞的坐骑——一匹名叫滩枣的战马。齐竞从小说开始时的八路军团长，跃升为国共战争时解放军独立第九旅旅长与军分区司令员。曹水儿是跟随齐竞，并为其信任的警卫战士。汪可逾不拿枪，只拿着她那件无价之宝古琴跟随着军队，在军队中做参谋。小说的主体情节始于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将近17岁的汪可逾在太行中学念完书，回到齐竞领导的队伍独立第九旅，结束于1949年初汪可逾受伤病死于大别山内一个大山洞里，及曹水儿被枪毙。战马滩枣的死也加重了《牵风记》的悲剧氛围与读者的惋惜之情。

虽然《牵风记》有很多篇幅叙述战斗的场面，包括不是直接描绘战斗的“战争时期”情景，但是我以为小说情节的主题不是战争。战争是《牵风记》小说人物生存的现实环境。齐竞、汪可逾、曹水儿和齐竞的战马滩枣生活与生存都受着战争现实的影响支配，他们必须在这种特殊条件中作出选择，或作为军人，在严格的纪律要求下难得有选择的可能。简单来说，《牵风记》三个主要人物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人物，是战争决定并影响了他们对生活以及生存的适应与选择。但是人都在可能的、有限的条件下作选择，包括违背自我意愿的选择，或是在无可选择的环境条件下仅求生命延续的斗争。这首先是齐竞与汪可逾的悲剧境遇。曹水儿的悲剧有不同等的意义。“人格化”了的战马滩枣的死同样具有悲剧的震撼力。

在《牵风记》里，汪可逾及她的古琴具有深一层意义。汪可逾仅仅十二三岁，已经精于演奏古琴。齐竞一眼认出“这不是张宋代的古琴么？”这显示齐竞是一个极有文化艺术修养的人。敏感的读者大致可以预料到，在环境与条件许可下这个八路军军官与这个尚未成年的古琴演奏家未来的可能性。果然，4年后汪可逾在太行第二中学毕业回到齐竞任参谋长的独立第九旅。见面时“齐竞抢前一步，从汪可逾肩上取下古琴”。至此，我认为作者实际上已经把传自宋代的这一张古琴预示为小说《牵风记》的首要主题。随后证明，古琴在小说中再出现传递了小说的情节意义与人物间的关系，特别是紧密联系了汪可逾与齐竞的恋情。连战马滩枣也“欣赏”这古琴的乐声，听懂了古来流传的战地乐曲《关山月》。

曹水儿的出现，几乎近于所谓的“闹剧”。傻气、糊涂、天真，都不足以形容这个形象。新婚之夜他不知道怎么履行他作为丈夫的义务，第二天他就跟随在“欢送新兵”的行列中离家上路。入伍后受了骑兵训练，而且样样精通，当了一名骑兵通信员。第一次出任务，傻头傻脑却被团长看中，收下他担任警卫任务。多年后家乡谣传，曹水儿在大别山作战光荣牺牲了。后来又“风闻”他因为“奸污妇女，被五花大绑执行枪决了”，他始终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

《牵风记》不是战争小说，却是以1946到1949年的国共战争为时代背景，衬托出齐竞、汪可逾、曹水儿，以及滩枣的彼此关系与他们生存、矛盾、向往的生命意义。内中有甚多的篇幅生动地描述国共双方部队的对阵厮杀。第20章有非常细致生动地、电影式地叙述曹水儿如何干掉对方4名训练有素的巡逻士兵，保护了身受重伤的汪可逾。但这些描写不是为了展示战争的胜负，而是出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

《牵风记》一个甚有深意的独特艺术成就，我以为是作者在这三个人物的塑造中，赋予了中国文化及古老文明的历代积淀，带给他们丰厚深切的思想影响。汪可逾的古琴，一个中国古典文化的具体形象，不仅联系着齐竞与汪可逾之间的相爱与矛盾，也使得小说全篇浸润着一种深沉悠扬的音调与韵律。

第14章，汪可逾渡黄河船翻失踪，齐竞给曹水儿一项任务是寻找失踪的汪可逾。齐竞要曹水儿带上古琴，找不到汪可逾，就把这古琴系块石头沉下河去。“小汪去到那个世界，不能没有这张宋代古琴陪伴她。”齐竞虽然没有这么说，但作者作为一个全知的叙述者说出了齐竞内心深处的感受。汪可逾获救了，是一个被俘虏的“国军”从河里救起来的。

这只是齐竞的一个假想，却深深打动了汪可逾，“她一把从曹水儿手中抢过古琴，迫不急待地打开布包，顺手调好了琴弦，弹出一个空弦音”，琴音随着宽阔的黄河水面飘向远方。我引用这段，是由于作者的描述不单是具有诗意的美，而且奏出了齐竞与汪可逾相互的了解，进入了更高的情感境界。

古琴在《牵风记》里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象征，也是齐竞与汪可逾在艰苦万难生死难测的环境下具体的情感联系。书法是齐竞与汪可逾另一个能彼此欣赏了解的意象。汪可逾与别人一样在墙壁上写大字标语，可是她的写法不同一般。这个女孩子“毕竟是经名家教授过的，讲究整体布局与排列组合彼此呼应，显得全篇文字生动活泼意趣盎然，找不出一处败笔，一个呆字”。在墙上书写大字标语，又是“两人（齐竞与汪可逾）通力合作，成就了这样一次盛举”。从这些叙述中，读者可以了解到，真正使齐竞和汪可逾相互了解，进入爱慕是他们两人深沉的中国文化艺术修养与爱好。后来发展到相爱的根基，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表现，象征着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传统。

《牵风记》同样生动地描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的行为标准：“忠”。这个“忠”表现在通信员曹水儿与他的上司齐竞的关系上，以及他尽一切可能给予汪可逾的呵护与关照。这一时期野战军离开原有的根据地，对作战非常不利，必须分散行动。齐竞就将受重伤不能随军转移的汪可逾托付给曹水儿。在危机重重陷入绝地的时刻，曹水儿保护汪可逾的机智、勇敢以及无微不至地照顾，完全是超乎于常人的。用“责任感”是不足以完全形容曹水儿的表现的。从作者对曹水儿应付各种危险遭遇，以及他对伤重病危的汪可逾倾心照顾的描绘，读者可以体会到曹水儿的所作所为，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忠”的最集中最彻底的体现。

使我大惊的是当我看到最后，曹水儿回到部队，却被判处死刑。原因是他强奸“良家”妇女。第一次看《牵风记》时，我的注意力绝大部分为汪可逾与齐竞的情节吸引住，我完全忽略了一个普通士兵曹水儿对妇女的“不礼貌”。看了曹水儿被判死刑后，我立刻翻看了有关曹水儿的第三章那几页。在第二次翻阅《牵风记》后，我对曹水儿这个农民出身的通信兵有了新的认识。

曹水儿生命的结束，我以为是《牵风记》最为悲剧的一幕。作为一个军队的通信员，曹水儿的军级大致不可能再低了，但是他的“道义”勇气，对“首长”无保留的忠诚，使这个愚忠而又野性的青年达到了人伦道义上的高度。《牵风记》的第26章与第27章，使小说达到了极为戏剧性的悲剧高度。激起阅读者的同情反省。小说作者徐怀中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塑造了一个地位最低的军人，一个乡野农民，但是道义勇气（虽然也屡犯错误）高超的悲剧英雄。

最后第28章是《牵风记》的结束。在此汪可逾的尸体被找到了，忠诚的马儿滩枣也死得“忠诚”。滩枣把汪可逾的尸体“拖出了溶洞”，可是滩枣的尸体被鹰群抢食了。滩枣的死也颇具深沉悲剧和感动人的力量。

“与序曲同步之尾声”，叙述了这个悲剧中惟一的生存者齐竞，多年来心灰意冷、无声无息，彻底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前后有三四只可爱的小猫围绕在这位老军人身边。最后只剩下一只具有“丹风眼”“性情温顺安详”的布偶猫。细读这个“尾声”，我感到齐竞心情类似西洋乐曲的“安魂曲”，庄严安详却也是十分悲伤的。这个比喻可能很不恰当，很表面。只是对我这个读者而言，这个“尾声”是极具诗情、哲理且引人深思的。我曾想做些分析，但是写出来可能会是一篇论文，而且哲学与宗教不是我之所长，只得作罢。对《牵风记》寓意的了解，以及对于齐竞的最后选择，最好由读者自己去感受、体会。

（作者系美籍华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与导师。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