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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正万:无限的虚构和有限的小说

来源:《创作评谭》 | 冉正万  2019年04月10日08:36

给自己的小说命名,也许为时尚早,但如果这种命名对今后的写作有利,那么早一点命名又是很有必要的。这个命名总有一天会被别的名字代替,比如当我不再写作的时候,或者当我去世以后。当然,也有可能到那时根本就没有人再来读我的作品,那么我的命名就会像昨天的蝴蝶消失在姜姜荒草中了。还有一种可能,我在这里慎重其事地给自己的小说命名,弄不好这个名正好可以成为把栖,让某些人拿起它对我的作品甚至人格进行攻击。这是一个“可能”的时代。任何一种未知和已知的可能都会在今天或者明天发生。但不管明天如何,我都想给我的小说命名,我叫它“有限小说”。

十九世纪尤其是十八世纪以前的文学大师们,他们出门只能乘马车或蒸汽机车,他们要旅行或者拜亲访友,可没现在这么容易。他们的生活空间和现在比起来,是多么狭小。现代人的地理生活空间越来越宽广了,有钱人都已经上太空旅游去了(比如美国富翁蒂托)。但我们痛苦地看到,从前的大师们生活空间相对狭小,可他们的精神空间却是那么广阔,像托尔斯泰和福楼拜这样的文学巨匠,他们的精神空间是整个人类和世界。而现代作家的生活空间宽了,充满了各种可能和选择,可他们的精神空间却显得那么狭小,他们的大脑似乎已经装不下太多的事情,像国家、民族、世界这样的词语,在他们的精神空间里越来越只剩所指的功能,而不再有能指的想象了。他们更喜欢的是一些“细小”的具象的词,鸟飞翔的姿势,麦穗的颜色,身体的感受,某种曲线等等。或者可以说,现代人的生活空间并没有拓宽,只不过是生存空间拓宽了。这是人类掠夺自然的结果,表面上是科学进步使人类走上了不归路,实际上却是因为人在自然面前的自我膨胀已经不可抑制,已经成了精神领域和潜意识里不断复制和遗传的基因。世界存在的条件足在运动中保持平衡,人类有所得的同时,必然会有所失。

但是,我并不认为可以因此来指责当代作家,我认为这是无可指责的。因为这是这个“可能”的时代所具有的属性之一,这是当代作家共同的宿命。如果说描述精神空间广阔的作品最好是长篇巨制,那么反映我们这个时代最适合的作品就应该是短篇。因为生存空间的广阔反作用于人时,只会让人更加自卑,增加了人的无所适从以及深深的危机感。普通人是这样,作家也是这样。精神上的局限,已经不可能产生长篇巨制。出文学巨匠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出文学大师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了,如果有,这个大师我相信也是写短篇小说的大师,而不是其他。写其他最多可能制造出几个名人。写作者不再可能像前辈们那样思考,即使有那样的思考,写出《复活》写出《追忆似水年年》,在没心没肺的读者面前你也很难获得共鸣。这是双重的无奈,但恰恰也是现代文学获得创新的动力。

由于现代小说描述的主要对象不再是现实世界,而是这个现实世界后面的种种可能性,真正的作家以虚构的力量来接近真实,来向世界的本质靠拢。作家想象力的高低越来越成为评价作家优劣的标准。强调虚构和想象力的重要性也就等于承认世界的复杂性和不可复制性,作家描述的借界有知梦景,只是比梦景真实,比现实生活更丰富。但是在世界本来的丰富性面前,作家的任何虚构和想象都仅仅是一种或几种可能,而不是所有的一切。虚构对个人而言是无限的,对可以虚构的空间则是非常有限的。就像一滴水里有一枚太阳,但真正的太阳绝不仅仅在一滴水里。我觉得可以虚构的“空间”比宇宙更无边无际,又像时间一样无始无终。某种意义上讲,虚构似乎还是物质的,它既可以描述,也可以观摩鉴赏。在现实生活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虚构给人带来的精神享受也就越来越大。因为虚构就是创造。

当我写出了几十个中短篇之后,我痛苦地感到我根本没有能力去写每一篇作品之外更多的东西。每一篇作品都在一个有限的、局部的块状的生活空间里,它们已经足够表达我对世界的理解。写作过程中的虚构有时自己也感到离奇,但写出来之后,我立即发现这仅仅是一种或几种可能,而不是虚构的全部。我当然想突破这种局限,使作品的内涵更深刻,让文本具有多重性和更多的可能。但最后往往总是徒然长叹。我越来越觉得我能写什么是有限的,能写多长是有限的,这辈子能写多少也是有限的。于是产生了一种也许是没有志气的想法:能把“有限”的东西写好,或者写出那.点有限的东西,自己就应该满意了。因为想象力作为一种力量,它的能量的确让人难以置信,但是与无边无际的虚构的可能性比起来,它又是多么单薄和微不足道。写作中的虚构,仅仅是撬起另一片空间的支点。这恐怕也是为什么每一篇作品在完成以后都会有一点小小的缺憾,而不是绝对的完美。追求完美是天赋人权,但完美是无边的。上帝本来要在第七天思考这个问题,可到了第七天他累了休息了,于是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人。

我想申明的是,我并不希望别人来承认这种有限,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很多想象力极为丰富的作家,他们砍瓜切菜一般把这种有限性一直追到天边。我得承认我没有那样的本领,这是天生的,后天的学习仅仅是开发这种能力,不可能通过学习或者别的渠道去掌握。不过我仍然要说,“天边”不是有限的结束,而是另一种有限的开始。想象的天边还有九重天,九重天外还有万重天。

常常想,作为贵州作家也许应该有自知之明。如果长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和写作,是不太可能大红大紫的。中心话语权不在自己手里,同时由于没有集团优势而让人觉得了无声息。在经济集权的时代,经济落后、地域偏远的作家,已经逐渐沦为这个圈子里的弱势群体了。这也是一种有限。一种和写作本身并不相关却客观存在着的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