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段时间里，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无论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还是历史学、文艺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视实践、脱离实际的现象。某些研究对象看上去是讨论中国问题，但研究的方法不是立足实践、面向现实的，而是以外国人的结论作为判断中国问题的出发点。这种现象，被统称为“言必称希腊”

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更加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

拒绝“盲人骑瞎马”

实践优先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首见于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中，有三条直接表述了实践优先的观点：

其一，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其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解决。

其三，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实践优先的思想，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基本关系出发的，肯定了存在对于思维的优先地位以及思维必须符合存在的正确性标准，浓缩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髓。有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人们便可知晓如何获得正确的思想、如何评价思维成果的正确性、如何运用正确的思维成果去解决现实世界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在于确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了一个道理：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这种坚持并非字字句句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可以了，而是要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创新马克思主义本身。

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还要创新马克思主义？这正是马克思关于实践优先思想的逻辑结论，而不是出于主观愿望。追溯历史，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过程中，党内曾发生过“食洋不化”、教条主义的错误：思考中国革命问题不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党的实践出发，而是从本本上的论断或者别人的经验出发，违背了实践优先的原则。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期指出，当时在学校教育与干部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如此，一些人对中国问题无兴趣，一心向往的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真是谬种流传、误人不浅。

毛泽东同志批评的教条主义，其实质性的危害还不仅仅体现在理论教学上，更体现在革命的实践中。上世纪30年代，由于教条主义者迷信本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也不屑于深入实践，使得当时的一些理论、方针政策脱离实际，本身亦成为僵化的教条，失去活力和生命力，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险境。最终，在1933年至1934年间，给我们党和我们的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

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拨乱反正，重新在全党普及马克思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基本原则，纠正理论和实际分离的错误倾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充分体现出自主性、独创性的伟大理论成果，才得以引导中国革命走上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直面中国问题实践中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解决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问题。历史证明，只有坚持实践优先这一马克思主义核心原理，才能产生自主性、独创性的伟大理论成果。在广义上说，它标志着20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飞跃进步，标志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实现了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不应该“自废武功”

当前，我们已经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一方面，中国在解决“站起来”问题的基础上，迎来了“富起来”和“强起来”的阶段。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人均收入也已迈入中上国家行列。

另一方面，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的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基础还有待夯实，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并非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愿而快速实现。

从国内来看，还存在收入分配差距、生态保护及教育、医疗、住房等众多复杂的民生问题，社会价值观失范等问题也有待正视；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泛滥，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单边主义势力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依然存在。这说明，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都处于新的发生过程中，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矛盾不存在了，新的矛盾又不断产生。

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每时每刻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不能守着对过去中国实际的认识不动，不能守株待兔、刻舟求剑。只有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准确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才能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经艰难曲折而取得的伟大成果。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一大证明。这样一个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不是简单延续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它没有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充分自主创新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要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也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深入实际生活，研究各种矛盾以及矛盾的各个方面，找出解决办法，形成新的理论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一段时间里，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无论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还是历史学、文艺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视实践、脱离实际的现象。某些研究对象看上去是讨论中国问题，但研究的方法不是立足实践、面向现实的，而是以外国人的结论作为判断中国问题的出发点。这种现象，被统称为“言必称希腊”。

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由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构成的创新性结构。事实充分证明，它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奇迹。因此，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对于这个基本经济制度中发生的问题和弊端，我们当然应该去深入研究和解决，这本身就是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契机。可有的人总是认为这样一个结构不行，总是提出极端性的主张，或者要取消公有制经济、实现私有化，或者是否定、怀疑民营经济，希望民营经济离场。这些主张之所以错误，恰恰在于采用了错误的研究方法，要么是依据西方发展模式，要么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

回到马克思的正确思路，可以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为什么不把社会生活本质说成是“理论的”而说是“实践的”呢？其实，这与马克思的另一句话是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要改变世界必须先尊重世界、认识世界，而不是先尊重自己的主观意志。面对因两个“毫不动摇”而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现实，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与书本的差异或者与别人经验的差异而“自废武功”呢？

当然，实践的结果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带来了成功，另一方面产生新的问题。既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抛弃成功经验，当然是有难度的。但唯其如此，才恰恰需要创新。因此，我们必须牢牢地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事求是地提出自主创新的理论观点。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