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奠阿里》创作谈：一部尘封之作
来源：《收获》 | 卢一萍 2019年04月09日08:52
五十年前，当进藏先遣连入藏之际，阿里的乡亲们还没有听说过“解放军”。由于进藏先遣连是最早进入西藏的部队，当时把解放军翻译成“夏保”，即朋友之意；“金珠玛米”是后来对解放军的称谓，意为“大军”。
当年进藏先遣连翻越昆仑山脉，孤军进藏，无疑是一首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
记得，当我二十年前在叶尔羌城的晨曦中走过“零公里”这个路标，前往阿里采访时，车轮刚刚启动，我就感到了一种近乎仪式的神圣感。
我似乎听到了某种召唤。
血像被传说中的英雄之火、血性之火点燃了。
我听到了已很难听到的壮烈、悲怆的长歌。它一直萦绕在那片辽阔的高原上，回响在时间的深处。
它听起来，如此像一个传说。
但它是真实的。
其实，这已不重要。一个连队的故事能够在高原成为传说，证明它已是高原的一个部分，已是一缕永存的精神之魂。
我踏上的是一条寻觅英雄的曲折之路。我想解开一个谜：六十九年前，一支孤军深入藏北数千华里，在补给线中断半年之久，他们是如何战胜世界屋脊险恶的自然环境，求得生存的？他们又是如何承受近一半战友因疾病、饥饿而死的巨大悲痛的？作为人类，他们战胜自我和恶劣环境的极限到底有多大？最后，他们又是如何蒙冤受辱的?如此悲怆、壮烈的一页，何以只在阿里流传，而在更应被人们知道的地方却被长期埋藏？
传说也许比历史更为真实和感人?
在一个被物质利益所驱使的时代，“英雄”这个崇高而伟大的词语，这个自古以来人类用生命和血性创造的词语，正被人们漠视。
我在那个时候，却执意要踏上“天路”，翻越莽莽昆仑的冰山大坂，深入雄阔阿里的雪山荒原，越过时光的千碍万障，去寻觅英雄，是不是很不合时宜?
我管不了这么多。我决心已定，毅然前往。
阿里三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第一次去采访时，才六万多人口。吉普车从一个毡帐到另一个毡帐常常需要半天，甚至一天。
这些游牧于高原的藏民们大多目不识丁。牦牛驭着帐篷，人们骑着矮壮的藏马，赶着羊群，唱着流传千年的民歌，依靠着对神灵的信仰，自由地游走在这阔天阔地里。虽然说法在细节上有些差异，但很多人都能讲起先遣连的“夏保”的故事。无论讲起这些故事的人当时是喝着酥油茶，还是喝着青稞酒，都会因激动而把黝黑的脸涨成黑红。然后让自己慢慢平静，然后以传唱《格萨尔王传》一样肃穆、庄重的神情，向你娓娓道来。每讲到动人之处，他们会仰起脸来，灌下一大口酥油茶或青稞酒，以抑制自己的情感。抑制不住的，就让眼泪毫不掩饰地流出来。
有位叫扎西的老人已经很老了，他已不知道自己的岁数，只知道夏保刚到高原时，自己已活了很多年。英雄们最后含冤押走时，他是护送囚队过界山的几个人中的一个。讲到这里，他会泣不成声，与我抱头痛哭。最后，他说：“他们都会进入天国的，他们都会，即使不用超度也会进入，因为他们是英雄啊。”
无论扎西老人游牧到何处，他每年都至少会返回扎麻芒堡一次。他会去那废弃的营地转转，在那已被迁走的墓地旁，有他专为英雄们设置的玛尼堆。
我永不能忘记他那黑色的、沟壑纵横的、有如千年古树皮一般的皮肤，脏乱的白发和浊泪喷涌的双眼，以及他嘶哑的嚎啕痛哭之声，还有他努力计算自己年纪、最终却没有答案的孩童神情。
对于英雄，人类的景仰是超越民族、文化、语言、文字、地域，甚至是超越时空的。这就像我们对待中国史诗中的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王和印度史诗中的婆罗多、罗摩以及希腊史诗中的奥德赛、罗马史诗中的埃涅阿斯、德国史诗中的尼伯龙根和英国史诗中的贝奥武甫一样，无论这些英雄产生于哪个民族、哪个地方，人们对他们的崇拜总是永恒的。
但我尤其对藏民族这种源自灵魂和民族血脉中的对英雄的敬重和热爱感到震憾。
这正如扎西老人告诉我的：“不做雄鹰的人不知道天空的高度，不爱英雄的民族不会英雄辈出。”
这次寻觅之旅使我感受到了传说的力量。
它没有历史真实，但比历史感人，也比历史具有力量。
而我首先要完成的是真实地再现那一切，我不得不一边拍打着历史书页上的尘灰，从它那简略得仅二三十余字的记叙中搜寻出那被它省略、从而被人遗忘的往事。
1998年，我还是名少尉，有机会在西北边防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采风。当年10月，走到阿里，我听到了先遣连的传说；然后我走进了阿里军分区史料馆，我惊喜地发现，军分区收集了他们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先遣连的史料、遗物和照片，并用连环画的方式重现了先遣连史诗般的进军历程。
其后，我又两次前往阿里采访。每次到阿里，我都会去狮泉河烈士陵园，瞻仰和祭拜他们。
陵园在一面寸草不生的山坡上。奇怪的是，在烈士们的纪念碑周围，却丛生着茂盛的红柳，红柳花像火一样开放着。我感觉到了，那就是真实，它像火一样炙烤着我的心；我也感觉到了，那就是真实的生命力，它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下，都会顽强地生长。
1999年，我写完了这部作品。但总觉得不满意，我又在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寻访了部分幸存老兵；2007年，我在上海作家研究生班读书，又利用到阿里代职的机会，再次对进藏先遣连的史料进行了搜集，完成这些补充采访后，对书稿进行了重写。在发表前夕，我再次细览了拙作，对部分当年使用的有些词句进行了修改，它便有了如今的样子。
在写完这本书后，有出版社曾准备出版，已完成编辑工作，但因为各种原因，终未能成。我后来回去写小说了，一摞稿纸放在那里，再也没有去管。它也就成了一部尘封之作，一晃，二十年已过，我从少尉时采访，到离开军队，成为一名退役老兵，它才得以在《收获·长篇小说》以如此庄重的面目发表，令我不胜唏嘘，也尤为激动。
我认为，先遣连辉煌的进军，以及进军途中所经历的一切，是人类最坚硬的部分，我们理应心怀敬意。我想，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至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人在面临绝境时，如何为了生存而倾尽全部的力量和智慧，来面对它。
现在，它的发表，让我有了一个祭奠英雄的机会。这部拙作发表后，我想再回阿里，带着这本书去祭奠英雄。虽然，七十多年后的祭奠已经很迟了，但我仍要衷心地为英雄们祈祷——愿你们的灵魂安息!
本书的采访得到了原先遣连副连长彭清云前辈的支持，我多次和他促膝而谈，我记得，最后一次采访他是在新疆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他在病床上满含深情地向我讲述了当年的往事。他说，他死后要魂归阿里。但愿他已去了那里，并像风一样自由。
还要感谢袁国祥将军，他为我提供了他多年收集到的、珍藏了数十年的先遣连的资料和自己当年拍摄的图片。
写下最后几行字时，成都已是春天，春光从窗外映照进来，我感到了一种纯洁的力量。但愿这部拙稿能像战胜了冬日寒冷，姗姗而至的春色一样，给予我们一点内心的暖意，使我们即使在冬日，也有勇气去面对凛冽的寒意。
2019年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