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作家简短的履历介绍可知，陈毅达不仅曾经担任过电视新闻记者，而且还有过在行政机关的工作经历，这就难怪《海边春秋》这样一部长篇“问题小说”会出现在他的笔端。说到“问题小说”，我们首先须得明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两种不同类型的“问题小说”。一种，出现在新文学草创的“五四”时期。另一种，则出现在我们所谓的“十七年”文学期间。这个时期“问题小说”的提法，出自以书写乡村和农民而著称于世的作家赵树理。如果我们把陈毅达也看作是当下时代出现的一位“问题小说”作家的话，那么，他实际所传承的是以赵树理为重要代表性作家之一的“十七年”文学传统。

既然是赵树理或者说“十七年”意义上的一部“问题小说”，那么，陈毅达在 《海边春秋》中所集中关注表现的，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重要问题呢？直截了当地说，这个重要问题，就是闽省岚岛上一个名叫蓝港村的海边渔村的搬迁问题。这个渔村的搬迁与否，直接影响关涉到了岚岛是否可以很快建设成为一个国家级的改革开放综合实验区。小说的主人公名叫刘书雷，是毕业于北京某名校的一位文学博士。故事发生时，刘书雷已经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回到老家闽省，担任了省作协的副秘书长，他受李然书记指派，前往蓝港村进行搬迁调研。在这个过程中，诸如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乡村第一支书、干部下派支援地方工作、乡村青年返乡创业这样一些不无时尚色彩的主旋律元素，被陈毅达及时而巧妙地编织到了 《海边春秋》这样一部现代“问题小说”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问题小说”的《海边春秋》，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事关刘书雷工作能力成长的成长小说。

事实上，也正是在刘书雷进入蓝港村调研处理村民拒绝搬迁问题的过程中，陈毅达相对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刘书雷这样一位带有鲜明理想主义色彩的青年干部形象。尽管已经在前往蓝港村的途中通过与驻村第一支书张正海的交谈，刘书雷已经对村子搬迁所遭遇的阻力状况有所了解，但进村后召开的第一次村委会，却还是给了这位青年干部当头一记“棒喝”。那么，刘书雷到底应该如何破局呢？值此关键时刻，还是张正海给了他必要的人生点拨，那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前去走访一下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大依公。只要是对“十七年”期间的小说作品相对熟悉的朋友，就都知道，在那个时代的小说中，类似的故事情节并不鲜见。其实，刘书雷与张正海翻来覆去地学习《摆脱贫困》一书这一细节，也同样可以让我们联想到 “十七年”文学传统中的相关书写方式。

或许与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乡土情结紧密相关，大依公在内心深处恐怕还是更加倾向于反对与拒绝搬迁的立场。唯其如此，大依公才会面对刘书雷和张正海他们做这样的一种表达：“你们都是有文化的，我只想告诉你们，这地上是有魂的，我们的人最后都会离开，但魂会丢在这里，你说他们搬走了我们怎么会过得自在，过得好！”当然，除了故土情结之外，绝大多数村民反对搬迁的现实理由，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岚岛成为自由贸易区和国际旅游岛之后难得一见的发展机遇，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成为旁观者。

综合以上各种情况，刘书雷得出了与张正海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如果从实际情况出发，蓝港村人其实并不应该搬迁。恰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岚岛实验区管委会两位最高领导的批示精神传达到了他们这里。批示的主体精神，竟然与他们的所思所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初必须要求蓝港村人全部搬迁的决策。就这样，刘书雷所面临的蓝港村究竟该不该搬迁的难题就此迎刃而解。 《海边春秋》也因此而如同“十七年”间的绝大多数小说作品一样，以一种圆满的“大团圆”形式而做结。

能够在一部明显传承了“十七年”文学传统的长篇小说中，通过一系列矛盾冲突的营造，依托一种成长小说的框架，以一种“浓墨重彩写春秋”的方式，相对成功地刻画塑造出刘书雷这样一位明显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青年干部形象，正可以被看作是陈毅达这部《海边春秋》最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