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经常在校园看到一个人的身影，中等个头，身胖体重，慢步，略显拖沓。不用近看，此人乃中文系王文彬教授。

记不清从哪年哪天开始，只要天气许可，他每天必定在校园散步。从春走到冬，从中年走到老年，不知不觉他把自己走老了，把校园也走老了。走着走着，他把《雨巷》的诗意也走出来了。两年前，他一声太息，把自己走到了另一个世界。

七十四岁，走早了。他本是一个善待生命且生活节奏慢的人，为何这么匆匆离去？我与他同事三十多年，知道他是一个自我矛盾到妙不可言之人。性急，遇事好激动又冲动，行动却缓缓慢节奏。他喜读书善思考，一旦有所感悟和发现，无论大小，便激动难熬，急于向人述说。说这个发现（问题）如何重要，如何超越，如何原创，若写成宏文，又如何了不得。这个时候，你最好不要去怀疑他，更不能否定他。你只要虚心地听着就行了，如能顺应上去，连夸“好”“精彩”，真能把他点燃起来。他有高血压，真的这么激动下去，还不送命？我了解他，他会自我缓释降温。一般情况下，过不了几天，他自己就冷静下来了，要不觉得这个发现（问题）并非很重要，要不觉得它太难，一时做不了，于是又回到读书思考的常态。

写文章，他也慢，那是精雕细刻的结果，我常笑他写文章像滚雪球。比方万字文，他一般要改好几稿，第一稿五六千字，第二稿改到七八千字，三稿、四稿才改到万字。我与他截然不同，我最没耐心改文章，那简直比写文章还累。他则批评我这般作文太随性，又不推敲，马虎为文。我们治学为文各自形成特点，他要的是精耕细作、严谨扎实，我要的则是文脉贯通、开合自然。文无定法，各有长短，无可非议。

自从沾上“三高”后，他生活有规律，早睡早起。早睡是习惯，早起是生理乱象。他对我说，大约从中年起，他每天黎明时分就醒了，睡不着。天未亮，做不成别的事，只能看书。久而久之，就熬成了习惯。他有几套不知从哪里学来的保健之类的小套路，经常向我传授。说真话，我对他说的这些既不上心又颇怀疑，主要还是我没耐心搬弄身体。前些年，我也沾上高血压，虽不轻不重，毕竟是身体出了状况。他一再告诫我，一要散步，二要调理饮食。在他的指导下，尤其是在每年的体检后，总是发誓每天要走几千步，走了几天，感觉不出明显的效果，索性又回归静养。说穿了，是犯懒。

最搞笑的是，他一再向我传授他的饮食妙招，比方少吃肉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细粮多吃杂粮，不能暴饮暴食，每餐吃六七分饱为好。这些我都懂，但懂是一回事，做不做是另一回事。有段时间，他叫我每天吃醋泡洋葱，隔几日，又叫我用醋泡黄豆、花生米，每天吃多少粒。我在他的指导加告诫下，曾尝试了近一个月。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眼见人开始消瘦，整天感觉饥饿，见肉就馋，不见肉想肉也馋，而血压似乎不领情，依然如故。既然如此，我何必还要如此虐待自己呢？于是告别饮食虐待法，开吃，心情跟着大好。

凭我对他的了解，他对饮食的节制，一准是既有效也有限。十多年前的某一年，全系教职工到金寨山区采风，中途在一家饭店吃午饭。当用土法制作的一笼米粉肉上桌时，他和王多治先生立马眼发精光，连连说好。二位先生都是超水平的“三高”患者，照理说不能吃肥肉。架不住他们都是性情中人，平生最爱米粉肉、红烧肉，我料定他们今天要破戒了。果然，不用别人劝说，二人则互相怂恿起来，吃一块吧，没关系。一块下咽，又夹一块，自己为自己找理由，也不多这一块。笼子里还有几块，大家客气地让着他们，他们也就不客气地吃了第三块。

慢的心态、慢的生活节奏有益于身体健康，生命的延长，怎么到他这里就发生了变故？他时刻提防着“三高”，没想到另一恶疾乘其不备击垮了他。

人走了，文字留下来了。说他的文字留下来了，不是说他的文字还存在着，而是说他的文字进入了学术传承之道。大约以二〇〇七年他退休为界，之前的二十多年，他的学术研究几乎全围绕着戴望舒，先后出版了《戴望舒评传》（与郑择魁合著）、《戴望舒穆丽娟》、《戴望舒全集》（三卷本）、《中西诗学交汇中的戴望舒》、《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他的著作能够进入学术传承之道的是《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戴望舒全集》为传主之作，文彬先生的贡献在于，经过他的搜集、整理、校订，第一次呈现了戴望舒生前创作的所有文字。在他的戴望舒研究中，前四种自然构成塔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第五种之中，因此，第五种自然形成塔尖，成为戴望舒研究的总结。

又不得不说，对于怀有学术雄心且学养丰富的文彬先生来说，二十多年只研究戴望舒这么一个诗人，确实有点少。我曾建议他在中西诗学构架中写一部《戴望舒论》，或写一部《中西诗学传统的比较研究》之类的著作，他顿显难意，谦虚地说自己不善于理论构建。这就怪了，他明明有很好的理论素养及独到的观点，怎么又说自己不善于理论构建呢？我从他的藏书及平时的言谈中了解到，他读的中外理论著作不比我少，其谈吐中所包含的有关哲学、历史、文化及思想史的见解，远在一般学者之上，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旦涉笔为文，这些理论几乎都隐退了。他善于实证、考据、阐释，从史料里爬梳解析，“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他对这的表述是，“史料要一点一滴地积累、梳理，实证也要一点一滴地进行，时时警惕抽象和简化的诱惑。不蹈空，做离开事实的形而上的演绎；也不取巧，仅依据先验的观点择取事例。遵循‘言必称据’的学术要求，一切都通过实证，从史料的发掘到鉴别，从观点的升华到提炼，实证精神贯穿研究的始终，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研究置于坚实的基础上。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我孜孜以求的目标。”（《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后记》）

话对理通，但话没有说透，欲言又止了。解开也不难，无非是这个意思：实证研究是唯一可靠的方法，抽象的理论思维容易蹈空，靠不住。据此而推测，文彬先生是不善于理论构建呢，还是拒绝抽象的理论构建？莫衷一是，难以断论，也许是二者兼有吧。

有次我们聊文章，他突然冒出一句既像自得又像自否的话，我现在是没有史料就不能写文章。我终于明白，他这么多年为何写得不多，为何一到笔下理论纷纷隐退的原因了。实证依靠史料，一点一滴地发掘发现，精耕薄收，在成果的数量上自然不占优势；实证成为惯性，理论插不上去。我在想，文彬先生若能将抽象思维和理论构建纳入他的研究之中，岂不更好？这又是我的一厢情愿，人人既有所“长”又有所“短”，彼此，彼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分析阐释可靠可信，文章平实扎实耐读。

说他完全拒绝理论构建，恐怕也不是他的真实想法。其间，他几次想突围做宏观的论题，试试又退回去了。他心有不甘，又只能如此。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是一桩非常痛苦的事。退休后，他沿着戴望舒诗歌往前推进，选定新的目标研究“中国现代纯诗”，想写一部《中国现代纯诗史》，一个他倾心已久的课题。我给他泼冷水，劝他别再做这类专深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此时他的精力远不如以前，真要他做，他也做不动了。还说你现在彻底自由了，没有教学、科研和指导研究生的种种负累，正好能够随心所欲地看看自己想看的书，写写自己想写的文章。可视学术为生命的他根本听不进我的话，一直到他去世，我都不敢也不忍心问他的这项研究做到了哪一步。

其实，该努力的，他努力过了，这就够了。幸运的是，二十多年来，他硬是把自己打造成著名的“戴望舒研究专家”，说他是国内外戴望舒研究的第一人，应该也不为过——到目前为止。学术有传承，后来者的研究肯定会超过他。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后来者的戴望舒研究都绕不开他，这就是他及他的研究成果的存在价值。戴望舒研究，他功莫大焉！

转而一想，书少了又怎样？处于二三流学术平台的学者，一辈子能够有《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这样一部名山之作，足矣！

说到底，文彬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学人。他和我一样，平生无长技，只配亲近文字。他最大的乐趣，可借用戴望舒的诗来表达，“你问我欢乐何在？——窗头明月枕边书”（《古意答客问》），还应该加上一句“寻书读书自写书”。

王达敏，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评委，安徽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安徽省文学学会会长。出版文学和哲学研究专著《新时期小说论》《余华论》《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理论与批评一体化》《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稳态学》《第三价值》等十余部，文化随笔集《批评的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