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名著《哈扎尔辞典》有阴阳两个版本，而帕维奇的人生，其实也有一个“阴本”，那就是由他夫人雅斯米娜·米哈伊洛维奇讲述的故事。帕维奇的生平，较之卡夫卡、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等其他20世纪重量级文豪，实在不为国人所知。我们只能从国内陆续出版的帕维奇作品、他妻子的回忆，再加上译者的序跋中，抽丝剥茧地组合起一个模糊的形象。2018年末，笔者得知米哈伊洛维奇女士的作品《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有了中文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且是与帕维奇合著之书，于是很快购入。

《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薄薄的一册书，九万字，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迟到的情书》，围绕帕维奇的小说片段展开，实乃作者对亡夫的回忆文，感情真挚，贯穿了对亡夫含蓄隐忍而又痛彻心扉的怀念。这种感情，借迟子建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开篇所述，就是“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

《迟到的情书》同时也是帕维奇作品《双身记——一部虔诚的小说》的解码书。米哈伊洛维奇女士直陈：“我读了《双身记》，一本献给我的小说。”正如《双身记》情节一样，宠妻狂魔帕维奇果真一次次地带夫人来到巴黎——这座他俩都很迷恋的城市，在巴黎享用大餐、游览购物。米哈伊洛维奇称：“我一直相信，男人的声音和他们挑选鞋子的品位决定了他们的魅力！”我们可以脑补帕维奇一定具有迷人的嗓音和不凡的品位。甚至帕维奇自己都不无自黑地写道：“失眠的夜里，我决定不再清点活到现在到底买了多少双中看不中用的鞋子。”

可以比照杨绛回忆钱锺书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该文中杨绛自称努力避免写成所谓“亡夫行述”之类的文章，她回忆了钱锺书创作《围城》的过程，“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这是何等默契！帕维奇与米哈伊洛维奇的生活也有这样令人羡慕的场景，“因为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因为我们对彼此的迷恋。”

然而，两人的婚后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神仙眷侣”，同样存在着柴米夫妻的烟火气，“贫贱夫妻”的“百事哀”。两人之前都经历了一段失败婚姻，帕维奇甚至可算净身出户，“一位享有世界性声誉的作家，却连一张写字桌都没有”，“未来的婆婆借给我两只水壶，前夫还留给我一台搅拌机”。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两人度过了17年有情饮水饱的日子，也总有说不完的话。灵魂伴侣这个词，他们当之无愧。在笔者看来，帕维奇的文学地位，就好比是巴尔干半岛的博尔赫斯，而他的妻子与博尔赫斯的遗孀也颇有相似之处，首先是两对夫妻之间的年龄差距。玛丽亚·儿玉比博尔赫斯小40多岁，而米哈伊洛维奇也较帕维奇年轻30余岁。维系老夫少妻感情的重要一点，就是妻子对丈夫的崇拜之情。玛丽亚·儿玉与米哈伊洛维奇结识未来丈夫之时，他们都已是举世闻名的文豪。我们可以从《双身记》中看出这种情愫，小说中“我”的妻子，就是“我”的书迷。在米哈伊洛维奇的讲述中，也不难看出这种“迷妹”情结。作为女性，又同样具有女性共有的占有欲和敏感，“那种女性特有的独占之爱，驯顺的，满怀同情，却又难免紧张，神经过敏”。

不囿于书迷的身份和崇拜之情，妻子身体里还有个声音，不甘心居于丈夫名声之下：“‘但你也是作家啊’，我听见身体里有一个声音嚷嚷着。”类似的语句在全书中多次出现。全书第二部分是与书名同名的《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夫妇俩合作的一部小说。小说的第一部分，是米哈伊洛维奇所写《女人的故事：文学遗产》，与其说是小说，更像是真实的“亡夫行述”，小说中的“我”要求丈夫为自己定制一个故事，“得到一处虽不真实、却永远属于我的房产”，为此，“我”甚至拿出了自己的稿酬作为奖励。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缩写分别是M.P和J.M，显然正是夫妇俩的名字缩写了。故事中丈夫写成的作品《白色的突尼斯塔形鸟笼》，现实中也的确是帕维奇的作品。我们可以回看第一篇《迟到的情书》，米哈伊洛维奇已在文中剧透，要求丈夫“写一篇以我为女主角的故事”，所以，《女人的故事：文学遗产》某种程度上真是一部回忆录。有意思的是，鸟笼这个意象，在米哈伊洛维奇看来，“犹如生活的隐喻，人们却误以为它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每个人的生活都近似牢笼。只在极少数时候，鸟儿得以从笼中放出，自由地飞翔。尽管还是在屋子里！但毕竟获得了隐秘的自由。”莫名让人想起了《围城》，以及“围城”之喻。

丈夫对待这篇小说的态度非常认真，仿佛在打磨精美的艺术品，甚至冷落了妻子，而且最终还收获了意外之喜，不仅赢取了妻子的稿酬，还进一步激发了灵感，写成了系列小说出版并获奖。妻子半是出于占有欲，半是醒悟地发现：“他爱他的作品，这些作品才是他唯一的真爱！其次，是他自己！”或许天神不该把皮格马利翁的雕像赋予生命，人家爱的可能就是那雕像本身。

从这个故事中，能看出米哈伊洛维奇隐藏的与丈夫较劲的心结，虽然丈夫已经是著作等身的文豪，而自己的作品无论数量抑或质量，都远逊于丈夫，但她就是不服气，一直努力创作，想为自己赢得文坛的一席之地。同时，还能看到米哈伊洛维奇的女权思想：“按市场行情，男作家和女作家的报酬并不相同，男人和女人从事其他工作时也是如此。”也许这种对性别不平等现状的无奈和不满间接成为了她开展文学创作的动力。“我是一位女作家，我写作；偶尔，我也戴首饰。”

日本作家井上靖创作了《敦煌》等很多中国古代题材的历史小说，生前数次访华，晚年之时终于来到了自己年轻时就描绘的西域。帕维奇没有此等幸运，生前未能踏上哈扎尔故土，由妻子代为完成了远行。米哈伊洛维奇也与儿玉一样，去了丈夫笔下常常出现却从未去过的地方。儿玉在博尔赫斯去世十年后访华，米哈伊洛维奇则在帕维奇离世三年后到访阿塞拜疆。全书最后一篇《哈扎尔海滨》，就是记录这次阿塞拜疆之行的游记。阿塞拜疆政府出于对于帕维奇及《哈扎尔辞典》的尊重，斯人已逝，故邀请遗孀前往昔日哈扎尔汗国的所在地。

在帕维奇离世后的三年里，在米哈伊洛维奇的努力下，全世界范围内有包括汉语在内的超过40种帕维奇著作出版。她还用了三年时间修订《哈扎尔辞典》，累到咯血。当然，得益于亡夫的名声，她游历世界各地，在学术机构做关于帕维奇的主题演讲。

文豪遗孀的际遇大抵如此。如果遗孀本人也是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如杨绛、米哈伊洛维奇，我们就能通过她们看到作家人生的另一面，如月球背面那不为人知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