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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平:文化是大树根基下的湿润

来源:人民文学(微信公众号) | 艾平  2019年03月30日10:03

艾平,呼伦贝尔人。多篇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见诸国内重要报刊,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百花文学奖、“观音山杯.美丽中国”征文一等奖等多种奖项,出版有《呼伦贝尔之殇》《聆听草原》《草原生灵笔记》《风景的深度》等九部作品集,多篇作品收入各选刊、选本和教材。曾在《人民文学》发表报告文学《一个记者的九年长征》、散文《风景的深度》《牧马人》。

科右中旗对于我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熟悉是因为,几十年来在我生活工作的周边,一直有科尔沁蒙古族朋友存在,包括单位同事、草原上的牧民、写作者、歌者和摄影家、画家以及诸多周边机关的公务员。他们汉语讲得好,名字的前面往往像我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包·哈斯一样带着姓氏,也有人用了汉文名字,我不敢说十分了解他们,但一旦接触起来,我马上就能知道他们来自哪里。我之所以亲近他们,是因为我发现了他们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爱草原如命。

我的好兄弟包虎,是我们单位的司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科尔沁草原来到呼伦贝尔,在巴尔虎草原放牧过八百匹马的马群。他慈祥的老母亲虔诚信佛,他也是满心怜悯和厚道,嘴上常常挂着“可怜哪……”这三个字,不论是一只受伤的银鸥,还是一朵被践踏的野花,都能触动他的恻隐之心,他最伤心的事情是草场沙化。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坐着他的车在草原和森林里穿行,但是我记住了每一次出行时我们的谈话。他的荒野知识全部来源于实践,他的游牧文化理念是骨子里的。我总是洗耳恭听,他总是侃侃而谈。呼伦贝尔地广人稀,我们走得辛苦,但是他不知疲惫,一说起往日的草原,一说起大自然养育的牧民,便渐渐豪迈起来,像换了个人儿似的。我听过很多人唱《诺恩吉雅》这首科尔沁民歌,只是觉得好听,但是听包虎唱,我受不了,总是要强抑住眼泪。他的音色并不亮丽,气息常常跟不上,但是他的歌声中有深深的忧伤,有地道的蒙古男人的情怀,一下子就把你带到那长长的缓缓的老哈河畔——只有那孤独的老马拖着缰绳徘徊,美丽的姑娘已经出嫁,只给惆怅的张望留下一个空旷……只有心里深埋着别离的人才能唱出这种意境。

 我的老哥哥马鞍巴特尔,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父母从科尔沁草原来到呼伦贝尔草原的。科尔沁在他的血液里,呼伦贝尔在他的心里,听说我要写一写他几十年传承马鞍制作技艺的事情,便郑重地穿上蒙古袍,向我讲述了一辈子秘不示人的人生故事。我发现草原上的事儿没有他不知道的,他是草原生态的见证人,也是草原历史的见证人,草原的故事和细节已经长在了他的身上。他总是说:“我回来对了,遇到了好领导,遇到了好师傅。”你听,他说的是回来,而不是来。呼伦贝尔对于科尔沁草原上的哈萨尔后裔来说,是永恒的故乡,自幼就有人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有一条额尔古纳河,河两岸的山林草原,是蒙古祖地,咱们就来自那里。那么对于我哥哥巴特尔这样身世的人来说,科尔沁则是一块留存着亲情和童年的地方。

就这样,呼伦贝尔和科尔沁血肉相连。

科尔沁右翼中旗地处科尔沁草原腹地,是全国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地方,这里传统的蒙古族文化氛围十分浓郁。由于历史的原因,科右中旗成了特困旗,现在是中宣部和内蒙党委宣传部、内蒙文联的定点扶贫对象。我来到科右中旗,第一个印象就是到处生机勃勃,每一个行业系统、每一个苏木嘎查、每一个家庭都在想辙致富;每一个有志气的人,都在为家乡的未来做着实实在在的事情。如果写一篇通讯报道,素材俯拾皆是——有五十多岁的女人大主任白晶莹,义务组织全旗贫困妇女恢复传统刺绣;有入驻到各个嘎查的青年扶贫干部团队,夜以继日地为农牧民排忧解难,出谋划策;有为了在盐碱地种水稻一天打一百多个电话求助求知的第一书记韩军;有在庭院经济中获益的村民;有从放羊改行养猪的牧民……生活在变,人的精神总体是奋发图强的,并没见到某些小说中出现的那种凋敝景象。同时,科右中旗的致富之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其思维和操作都呈现出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例如,传统的牧马业在高端经营的影响冲击下,并没有垮掉,反而有了新的举措和生机;乌力古尔、科尔沁民歌、传统的四胡制作、安代舞都在推陈出新……这里使我想起了蒙古族的古老谚语――雄鹰飞在天上,影子跟在地上——当一个民族向前走的时候,其文化底蕴的力量不可低估,那不仅仅是影子一样的外在色彩,还是大树根基下的湿润。然而,我当时捕捉到的只能说是生活中的一个个散碎亮点,我想要的适合写小说的故事和细节并没有出现。老朋友岳晓青一直在辛苦地陪我采访,她说,真愁死了,可怎么写啊?我不作声,心里想,我要是有一根针就好了,一定能把这些散碎的亮点穿起来,穿成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

 到了夏天,我也没想出来这根针到底是什么,以致一连否定了几个构思,用一句网络语——郁闷到几乎怀疑人生。我咋就那么笨呢?这时我的小外孙女从上海来到呼伦贝尔避暑,我每天再也不敢想这件事了,因为我开车常常溜号,见着红灯跟没看见一样,直接往前开。

直到年底安静下来以后,有一天我突然心头一亮。我想到,如果去科右中旗的不是我,而是巴特尔哥哥或者包虎兄弟,那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让他们带着记忆、情感和希望,去触摸去对接眼前的一切,一定会有精彩发生!后来我选择让年迈的巴特尔哥哥来成就这个故事,相比之下,他年龄大,一举一动都是历史,都是文化,他也更加从容。正如小说里说的那样:一个人年龄到了,什么都经历过了,就没有慌张了。或许是巴特尔哥哥在我的精神世界里特别清晰,小到他上马时的架势,大到他一辈子跌宕起伏的故事,于是我有了自信,决定用一个遥远的记忆来脱颖崭新的生活,努力把一段生离死别的故事写得沉稳而诗意。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包·哈斯可以和我的老哥哥巴特尔合二为一,事实上,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倒是常常猛然觉得包·哈斯就是我自己,当然,阿妈、姐姐有时也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呼伦贝尔的女儿,草原已经浸透了我。

从前写散文,我习惯炼意、炼句、炼字,本能地抵制叙事倾向,有时候会强迫自己,每篇文章只写一个细节;写纪实文学,我生怕出现失真之处,为的是经得住现实的诘问和历史的检验,因此时时如履薄冰。这次写小说,想象力充盈,好像脱缰之马,终于跑起来了。虽然还有点儿胆怯,但是感觉还是挺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