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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在实践中推动精品创作

来源:人民日报 | 李云雷  2019年03月29日09:24

当谈及“盛唐气象”,我们会想到李白、杜甫、王维等;当谈及“魏晋风度”,我们会想到“竹林七贤”等。正是这些经典作家作品,直接凸显了一个时代的个性与气质。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能否创作出精品乃至创作出代表一个时代的经典,既取决于个人主观努力,也取决于其创作追求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程度。可以说,精品创作面临着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问题,需要我们做出深入细致的梳理与分析。

高远的追求

其一是“精品”与创作者主体性的关系。创造精品是每一个创作者的追求,要创作出精品,必须尊重艺术规律、尊重创作者个性与主体性。提出“精品”要求,不只是对写什么、怎么写等提出要求,而且是推动创作者克服浮躁心态,推动文艺界克服收视率、点击率、票房至上的创作取向,推动社会各界提高对文艺重要性的认识,在整体上营造重视艺术创新与艺术创造的社会氛围,从而为创作者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创造良好条件。在我们这个飞速发展变化的时代,创作者能否克服浮躁,潜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创作是关键问题,倡导精品创作可谓恰逢其时。与其追求数量,不如追求质量;与其涉猎众多,不如独擅一技;与其原地徘徊,不如勇敢攀登艺术高峰。

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攀上高峰,但是勇攀高峰的艺术追求却是每个人都应具备:它会带来新的眼界、志趣与勇气。柳青之所以为人敬仰,在于他在《种谷记》之后又写出《创业史》;路遥之所以为人敬重,在于他在《人生》之后又写出《平凡的世界》;陈忠实之所以为人敬佩,在于他在《信任》之后又写出《白鹿原》——他们不仅超越同时代许多人,而且以艰苦卓绝的努力实现自我超越,不断以自己的著作提升文学与精神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创作精品既是社会所需,也应是创作者的自我要求与自我期许。近年来,吉狄马加《马雅可夫斯基》等长诗,让我们看到创作者如何充分发挥主体性与创造性,进而成就艺术上的精品。

丰富的体验

其二是“精品”与生命体验的关系。优秀文艺作品是有生命力的,生命力来自创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及其“对象化”。也就是说,创作者在每一部优秀文艺作品中都注入了自己的生命、情感与心血,也正是由于这种投入,作品呈现的不是纯然客观的物理世界,而是有主观色彩的艺术世界,其中蕴含着创作者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价值观念与审美体验。

我们强调优秀文艺作品与生命体验的关系,并不是将这种关系神秘化,而是将创作者从固有的生命体验中解放出来,鼓励创作者不断拓展生命体验,将更多的时代经验纳入其中。每一个个体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之中,其生命体验必定受到个体的局限;当时代变化超出个人熟悉的经验与想象,我们如果不能打开生命体验的边界,便只能抱残守缺,无从理解和展现这个时代。比如,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等科技已经或正在取得突破,这将会极大影响人类社会进程;伴随中国进入新时代,近代以来所形成的“落后—追赶”意识也正在发生改变,并逐渐改变着我们每个人的思维习惯、情感结构与生活方式;伴随城镇化进程推进,“乡土中国”也正在转变……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这些新现象都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新经验,这些新经验同时也是中国的新经验、时代的新经验、人类的新经验。如果我们不能将这些新经验纳入生命体验范围,而只是固守个体体验,那我们的生命体验便是单薄狭隘的。我们的创作者如果不能从时代、环境中汲取营养,进而丰富自己的生命体验,艺术创作之树便难以根深叶茂。令人欣喜的是,从陈彦《装台》等近年新涌现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作家不断拓展个人生命体验、捕捉时代经验的努力。

透彻的思考

其三是“精品”与思想探索的关系。所谓精品应该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之作。其中,“思想精深”是指想得深、想得透,可以为读者观察世界提供一种有益的角度。比如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切入世界的独特视角。他们的思想从哪里来?从他们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思考而来,是思想观念和社会现实碰撞的结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处在俄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年代,新思想层出不穷,在那样的时代一个人该如何生存、一个国家该往哪里走,这是他们思考的中心命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以及不同思想之间的交锋,构成他们著作的思想根基,推动其作品成为令世人仰望的高峰。

过去曾有作家将“感觉”与“思想”对立起来,放弃思想的深度、追求感觉的新奇,现在有的作家笔下也是有细节、有故事、无思想。我们需要将感觉凝结为思考,将思考提炼成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转型时期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才能讲好新的中国故事。我们有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有城乡结构的现实处境,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一个中国“乡下人进城”的故事自然不同于西方同类故事,较之而言内涵也更丰富、人物内心历程也更曲折。我们应当抓住类似题材深入挖掘,这就尤其需要创作者思想的敏锐与思考的能力。

有根的创造

其四是“精品”与艺术创新的关系。艺术创新不一定能够创作出精品,但创作精品一定离不开艺术创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创作者热衷于创新,但大多只是形式、技巧与叙述方式上的创新。真正的创新来自表达的“刚需”,即现有的艺术方法与艺术形式已经无法表现创作者要表达的内容,创作者在表达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会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与方法。契诃夫的戏剧是这样、鲁迅的《野草》是这样,许多现代主义经典作品也是这样。

我们一些作家的创新其实只是借鉴,上世纪80年代主要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当提倡讲好中国故事时转而借鉴中国古典文学。借鉴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起到自我学习、自我更新的作用,但仅仅是借鉴并不能真正切入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心灵。“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只有从生活出发、从丰富复杂的生命体验出发,才有艺术创新的动力,才能创作出真正的精品。在这方面,李敬泽《会饮记》等当代散文集,就展现了自由灵动的艺术创新以及对“人民与美”的追求如何转化成了艺术精品。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提出“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的号召。我们的创作者只有充分发挥主体性与创造力,不断在时代经验与人民生活中拓展生命体验,坚持思想探索与艺术创新,才能将更多的艺术精品奉献给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