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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2019年第3期|张丽萍:远去的足音响彻月夜

来源:《北京文学》2019年第3期 | 张丽萍  2019年03月26日09:01

碗里的父亲

小时候大家饿肚子,我家就不同,大自然养着我,碗里都有好吃的。我妈去世前,都还常常说,你爹那个老鬼啊,星期天一休息,就去大沟里捉鱼挖黄鳝,回来用油煎好,让你一直吃到星期三。

早早地,太阳还没出来,父亲就把那个破旧的小鱼篓麻利地系在腰上,扛起锄头,拿上瓷脸盆、撮箕,出发了。那时候,小孩子没有玩具玩,我妈说我吃鱼吃黄鳝到四五岁时,就不甘心在家里坐等父亲,吵着要跟父亲出去了。

父亲带着我欢快地走着。遇到凸凹不平难走处、跨沟处,父亲就把我抱起来,背到背上。他手里有好多东西,背我有些困难。他用右手扶着肩上的锄头,左手拿着瓷盆别到身后,搂住我,跨过沟,才放下来。我蹦蹦跳跳,踩着沟埂,一摇一晃穿过栽满稻谷的绿茵茵的田野,不时伸手去捉捉蜻蜓、蝴蝶,惊叫几声。来到大沟边,父亲伸出宽大的手掌,一下一下压平杂草,抱来一个扁平的石头,叫我坐上去,不要大声讲话,父亲说,“你一讲话,鱼被吓跑你就吃不到了哦。”

父亲叮嘱完毕,脱掉上衣,光着身子,弯腰卷起裤腿开干。他举起锄头,一锄头一锄头挖沟边的土,一大块一大块放在沟里堵断水流。我现在写作此文时,已到了父亲当时的年纪,仍能清楚看见父亲挖土的动作,他那时候正当年啊,有使不完的力气,浑圆的胳膊用力挥动,挖土的姿势轻巧优美。他双手把锄头高高举起,使劲挖下去,一块裹着草的泥土,就牢牢贴在了锄头上,父亲再用一只手拎起锄头,轻松地把这块挖起的土填进水沟,等把沟里的水流截断,形成一个小水塘,父亲就把撮箕放在土埂外边,拿起盆,一下一下往撮箕里泼水。有调皮的鱼不知父亲的脸盆是陷阱,欢快地跑进去,被父亲倒进撮箕里,鱼才感到死期来临,拼命挣扎,跳起很高,想再蹦进水里去,父亲赶紧伸手捉鱼,放进腰上背着的小鱼篓。等水全部泼干,小水塘变成干涸的烂泥潭,大大小小的鱼跳来跳去,我也像鱼一样,叫着跳着要下去拿鱼,父亲哈哈大笑,抱起我,小心地放进泥潭。

我高一脚低一脚踩着烂泥,到处捡鱼,裤脚全湿,衣服上沾满泥巴,快活地不断惊叫和尖笑。等泥潭里的鱼全部捡完,父亲佝下身子,仔细查看沟坎上有没有黄鳝洞。有的话,父亲就又甩开膀子,一锄头一锄头挖下去。一条条安睡在洞里的黄鳝受到惊吓,慌不择路,蹿溜出来,父亲伸手去捉,黄鳝扭动着灵巧的身子,滑腻腻地从父亲手里溜脱,父亲又一次一次把它们捉起。父亲与黄鳝斗智斗勇的滑稽动作,逗得我咯咯咯笑,烂泥潭萦绕着父女二人欢快的笑声。

读者们不要以为到处是鱼和黄鳝,谁都可以去捕捞,吃得欢乐和幸福。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很多人饿肚子找不到食物,只有我的父亲,在离家很远的一条水沟里,发现了大自然的秘密,于是开动脑筋,找来了美食。

不久,父亲捉鱼挖黄鳝的秘密泄露,全农场医院(我家住在农场医院)的人,都说我父亲这个老四川耗子(父亲是四川人)办法多,我家的锅里总比别人家的锅要多些油水,他们纷纷效仿父亲,去沟里捉鱼挖黄鳝。人一多,鱼和黄鳝就少了,尽管父亲起得更早,摸着夜色,凌晨四五点钟就出发。走得更远,去找更偏僻的水沟,更卖力地挖土堵沟,那些鱼和黄鳝,却像蒸发了一样,再不见踪影。

父亲每次回来,我都满心欢喜地跑去翻看小鱼篓,小鱼篓却空空的、干干的,让我流口水的好吃的煎鱼煎黄鳝没有了,世界翻倒了,这还了得!我把父亲取下来的小鱼篓狠狠砸在地上,一屁股跌坐下去,蹬着两条腿大哭。父亲抱起我,哄我,胡子拉碴的脸往我脸上贴,我一巴掌一巴掌地推开他的脸,在他怀里使劲挣扎,他身上没来得及换下的脏衣服上,干硬的泥巴被我蹭得一块一块往下掉。我妈说,我当时的哭声,就像山黄牛在叫,大得很,整个医院都听见了。

沟里的鱼捞不到,还有大河。父亲把眼睛瞄向了离家三四公里外的大河。那里,河面比大沟宽广,清水悠悠,水流时急时缓,水位时深时浅,有更多的鱼和虾。

父亲开始攒钱,等攒到三十五元钱时,他去街上买来白生生的渔网,要去河里撒鱼给我们吃。可是,父亲不会撒网,从来没有撒过网,他就在家门前的空地上学习撒网。我现在清楚记得父亲练习撒网时的样子,那是头号大新闻,是多么新鲜的大事啊!整个医院,没有一个人去河里撒网捕过鱼,更没有人在陆地上一次又一次地练习撒网。所以,父亲的撒网练习场,成了全医院老老少少取笑他的场地。

父亲从家里背出渔网,身子一歪,渔网叮叮咚咚掉在地上。父亲再躬下身子,一点一点捋好散乱的网,把长长的网拖起来,费力地搭到左肩上,左手捏住网头,右手把网一点一点细细分开,前倾身子,猛地奋力撒出去。

围观的人们哈哈大笑。

我也笑。

我的父亲母亲结婚较晚,生我和弟弟,都已经四十多岁了。到父亲被饥饿逼得苦练撒网捕鱼的本事时,他已经五十多岁,尽管依然健康,却很难像年轻人一样,轻松地向前撒出十几公斤重的渔网了。相反,每次撒出渔网,他都会被重重的渔网拖着冲上前,趔趄几步,摇来晃去。围观人群笑的就是这个,他们指着我父亲说,这个四川耗子,老都老了,还不安分,还要不知好歹学习什么撒网?母亲心疼父亲,不准他去河里撒鱼,骂他找死,一次又一次去抢父亲手里的渔网,但抢不过来。

我那时年纪小,不理解母亲的担心,更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我的父亲不会游泳!他要是摔倒在河里,要出大事,会被河水冲走,母亲将失去丈夫,我将失去父亲。我只觉得好玩,只想吃鱼虾,跟其他小孩一起,在空地上蹦啊跳啊,笑啊闹啊,看父亲奋力撒网,捧着肚子,笑他吃力挣扎的狼狈样。

父亲认为自己学会了撒网,可以去河里实战了,就扛着沉重的渔网,去大河边,开始撒鱼。我跟着去过几次,河水浅的地方,父亲牵着我一起蹚过河。河水深时,父亲扛我过河。

他把渔网搭在肩上,再把我放在渔网上,扛着渔网和我,低着头,艰难而有力地抬起脚,踩着河底溜滑的石头,一步一步向前走,直到把我送到安全的地方,叫我坐好,不要乱动,才开始撒鱼。

我手里常常会有一把鲜花。鲜花长在河边,俯下身子,蜻蜓点水一样,一点一点地亲近河流,我指着五颜六色的鲜花说:“爸爸,我要。”父亲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蹚过去,采来鲜花。时不时,父亲还飞舞着灵巧的十指,把野花编成小花环,套到我的脖子上,或者戴在我头上。

我盯着父亲撒鱼,总不见他捕到一条鱼,好失望。河里的鱼太狡猾,河面也太宽敞,不像沟里,鱼没有地方逃窜,容易捉到。河里的鱼,只要感受到父亲脚步划动的波浪,就逃窜得无影无踪。倒是不时出现的一群群鸭子和大鹅,牵引住我的目光。它们悠闲地在水面上玩,不时高翘起屁股,把头伸进水里去啄食。突然间,为争一条小鱼小虾,打闹起来,呱呱呱叫,大张起翅膀,你追我,我啄你。

这种吵闹对父亲撒网捕鱼非常不利,鱼会被吓跑的。父亲拾起石头,冲向它们,边冲边骂,叫它们快滚开,再不滚开,就一条鱼儿也捕不到了,他心爱的一双儿女的碗里,就不会有好吃的鱼虾了。他骂过,再撒网,还是没有收获。父亲撒网老捕不到鱼,我有些无聊,就把目光投向天空,天空蔚蓝,几只鸟儿盘旋着、鸣叫着,忽然俯冲,一下子扎入水里,叼起一条鱼,敏捷地冲向天空。

忽然扑通一声,父亲笨拙地摔倒在河水里了。

河底石头很多,凸凹不平,滑腻,站不稳,很容易摔倒,父亲挣扎着爬起来,又再次摔倒在水里。庆幸的是,他每次摔倒,都爬了起来,重新站好,继续撒网。但有一次,父亲摔倒,被湍急的河水卷走了,河水翻卷着,把他推向下游深处。我在河边吓得大声哭喊,“救命啊!救命啊!”几个在附近游泳的年轻人奋力游过来,救起了父亲。父亲浑身湿淋淋地坐在岸边,涨红着脸,不停地咳嗽,稍稍平息下来,他扭头望着我,严厉警告,不准我告诉母亲。

回到家,我还是把父亲的遭遇告诉了母亲,母亲收缴了渔网,坚决地不许父亲再下河撒鱼。

母亲阻挡了父亲下河撒鱼的脚步,却阻挡不住一位父亲在艰难环境下,为儿为女向大自然索要美食的决心。他放下渔网,又拿起手电筒,向离家更远的一个废弃瓦窑前进了。

瓦窑里有个很大很深的水塘。现在想来,大约百十米宽,二三十米深。由于废弃时间久远,塘底聚了些水,四周长出了碧绿青草。夜幕降临,无数的青蛙在水塘里呱呱呱叫,大声赞美夜风送来的微弱月光。

不知道父亲何时发现了这个“粮仓”。每天吃过晚饭,父亲就带上母亲、弟弟和我,前往粮仓取粮。母亲背着弟弟,父亲腰间系着小鱼篓,手拿电筒,我也手拿电筒。一家四口人,在夜幕下,借着手电筒光亮,欢喜前行。

到了瓦窑,父亲嘱咐母亲看好弟弟,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走下塘底,去捉肥美的青蛙。

青蛙不知危险已至,趴在草丛中,继续高兴地你唱我和呢!我跟着父亲,循声搜寻,把手电的光亮,准确投向蛙声。父亲伸出手,扒开草丛,又绿、又大、又油亮的青蛙出现在眼前。我屏住呼吸,看到父亲把双手举到胸前,渐渐向下、合拢,“嘭”的一声,连人一起趴下去,罩在青蛙身上。

看到父亲的滑稽样,我想起《地雷战》里偷地雷的坏人,笑出声来。青蛙发现险情,一只接一只逃走,扑通扑通跳进水里,在水面上弹奏出清脆声响。父亲在我头上轻轻一敲,警告我不准再出声。他手心里的青蛙伸出一只腿,扑腾扑腾蹬我的脸。

我接过父亲手里的青蛙,举起来,向坐在塘顶往下张望的母亲和弟弟炫耀。他们肯定看不清楚我手里的青蛙,但看得见我高高举起的右手,知道碗里又会多出一份美食。弟弟拍着小手哇哇叫,母亲赶紧抱住他。

母亲和弟弟的头顶,是一轮圆圆的月亮,月亮悄无声息,在夜空里游走,低头望着我们一家四口,也在笑。

一只鸡消失在中午

我出生前,父母双双被下放到农场医院当清洁工。几年后,母亲暗夜的花,如期绽放,生下我和弟弟,我们俩姐弟相继来到这个家,做了他们的儿女。

父亲母亲白天上班,打扫医院的旮旮旯旯。下午六点下班,匆匆吃完饭,洗好脸脚后,拿着小板凳,就去中药房开会,参加政治学习,天天如此。

不能自己做饭,肚子问题,统一由公家的食堂解决,到钟点,有人当当当敲响铁钟,各家各户就拿着锅碗出门,去食堂打饭回来吃。顿顿莲花白和丰产瓜,见不到油腥,更别说吃一顿肉了。

我十来岁那年,一天中午,母亲带着我,正坐在我家的大草房里吃饭,阳光普照的大门口,突然走进一坨黑乎乎的东西,等那东西走近,我们吃惊地微微张开了嘴,看清楚是一只小公鸡。

母亲停住了咀嚼。

那年月,我们这种坏分子家庭不能养鸡,养了就是改造不彻底,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资产阶级的低级享受,是要被重点批斗,甚至加刑的。只有紧邻我们医院的村民们,可以养鸡。这只大摇大摆走进我家的小公鸡,就是村子里某一户人家的鸡。

我不明白母亲在想什么。四十年后,当我到了当年母亲的年龄,膝下有儿时,才知道母亲的心思。当时她脑子转开了,在想吃的,想着吃鸡。她看见的不是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公鸡,是煮在锅里香喷喷的肉,是我们姐弟俩饭碗里长久见不到的肉腥,是我们身体成长需要的骨骼和血肉。

“关门,”母亲坚决地说,“抓了这只鸡。”

母亲轻轻放下手里的饭碗。

我吓一大跳,那不是偷鸡吗?不是做贼吗?不是要我去做《半夜鸡叫》里的偷鸡贼吗?我还是班长呢,胸前还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呢。

但鸡肉的念头马上把我打垮,我也放下饭碗,在小公鸡慢慢走近饭桌时,谨慎地贴着墙绕过去,把草房的门轻轻关上了。

光线被房门突然挡住,屋里黑下来,小公鸡不知怎么回事,惊恐地望着我们。

等它明白自己已是瓮中之鸡时,迅速反抗,上蹿下跳。我家的大草房,瞬间成了撵鸡场,我们追,小鸡跑,小鸡跑,我们追。小公鸡平时咯咯咯好听的嘀咕,此刻叫得尖利响亮。它跳上饭桌,踩得锅碗瓢盆叮当响,惊叫声更加绝望。

现在回想起来,我背脊发凉,当时,只觉得好玩,不理解小公鸡的绝境,更不知道我母亲也处于绝境。

我家的大草房并非绝世独处,躲在没有人烟的地方。那里热闹得很,医院有很多住房,我家的草房就在那些住房中间,草房的左边右边前边都是房子,都有人家,都有眼睛和耳朵。

时间是中午,大家都在吃午饭。我家草房的后面,就住着小公鸡的主人,他家跟我家,仅隔着七八米宽的一片芭蕉芋林。村子里的人平时不跟我们来往,他们是本地农民,是好人;我们是管制在国家单位里的坏分子,人民的敌人。

假如有人知道母亲偷鸡,等待她的将是什么结局?母亲是贼,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人家会把母亲逮起来,用绳子把双手反捆在背后,再在她胸前挂块大牌子,上书“偷鸡贼”三个黑体大字,不断揪斗她,让她游街示众,接受万人的辱骂、唾沫,和砸在她身上的小石子。也许会扣她几个月工资,用来还小公鸡的钱。也许会把她从医院发配出去,押送到遥远的农业队种甘蔗。也许,她已经破碎的人生,将从此崩塌。

但母亲不管那些,不想那么多,只盯住眼前的这只鸡。或者她想到了,知道自己跟小公鸡一样身处危险,却义无反顾。或者她记忆短路,大脑空白,眼前只有一双吃了鸡肉快乐欢笑的儿女。

我真的吃到了鸡肉,真的幸福无比。

事后,有人找上门来。说他家的小公鸡进我家后不见了,母亲当然不承认。母亲捉到鸡后,迅速地把它杀了,烧了开水烫小公鸡,拔了鸡毛,把鸡毛装在一个大包里,提到很远的地方,埋了。然后,母亲熬到晚上,等众人都进入了梦乡,在寒冷的深夜,才敢关门煮鸡。她守着炉子,用蒲扇一下一下扇火,小心地煮着。我陪在母亲身边,母亲轻轻哼着小曲,是云南著名的民歌《小河淌水》,那是我第一次听母亲唱歌,第一次听《小河淌水》,我觉得歌好听极了,母亲美极了,鸡肉香极了。我们都忘记了我家透风的墙会泄露秘密,它确实把我们出卖了。有人找上门来了。

那个年代,诱人的鸡肉香味,能把一个村子或一座城市唤醒。

来人说,有人闻见你家煮鸡肉了。

母亲不承认,争辩着。

她的争辩声我至今记得,柔弱而坚定。我不知道平时温婉可亲的母亲,从来不与父亲吵架、不与邻居红脸的母亲,哪来的镇定和勇气?来人问不出所以然,气势汹汹地搜查我家,把锅碗瓢盆丢得乱七八糟,到处弄出叮叮咚咚的响声。我很害怕,怕得发抖。母亲紧紧抱住我,不断用手抹我的后背。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的后背,还能感觉到母亲手掌的重量和温暖。

来人终于没有找到什么,骂骂咧咧地走了。

1980年2月,母亲平反,回到原单位工作。她办公室里有一种东西,很平常又很稀奇,我最想要,那就是公家的信笺纸。我们同学间,谁有信笺纸,就是公主和王子,就是有身份的人,表明父母有权。只要从书包里拿出公家的信笺纸,露出红彤彤的“某某单位信笺”一行字,在上面打草稿,演算数学题,做对做错,都很骄傲,都能赚尽全班同学羡慕的目光。

我跟母亲要信笺纸。

只是几张纸。

母亲坚决不给。

我气得几天不理母亲。

母亲绝不让步。

她说:“不是自己家的东西,不能拿。”

我想起了那只鸡。

那只中午消失在阳光里的小公鸡,那个被时光掩盖的秘密。

一只别人家的鸡可以偷吃,几张办公桌上的信笺纸,就不能拿来用吗?

“不行!”母亲坚决地说。

几番交涉,毫无收获。后来,在同学的鼓动下,有一天我跑进母亲的办公室,趁她不在,拿了一本信笺纸,装进自己的书包。没想到,很快就被母亲发现。她严厉呵斥,要我交出信笺纸,我不干,母亲就翻我的书包,我摁住书包,母亲就抠我的手,在我的手上打了几巴掌。

最后,我失败了,信笺纸被母亲收缴。

若干年过去,我也没有想明白,信笺纸跟那只鸡,有没有关系?

作者简介 张丽萍,云南澄江县人,原澄江县文联主席,现任澄江县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小说、散文、诗歌发表于《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小说界》《安徽文学》《边疆文学》《滇池》《小小说选刊》《诗歌月刊》《中国文化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作品多次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佳作选本《2013散文》《2014散文》《2018散文》等,出版短篇小说集《婚姻与爱情无关》、散文集《世俗生活》《澄江笔记》,中国第七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