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最近重新读了美国黑人作家爱丽丝·沃克的《紫色》，其中写了几位黑人女性的生活。虽然是20世纪70年代写的，但是到今天，当我们再读书中几位女性的命运，对于我们思考整个人类的命运依然是有价值的。好的书籍是超越时空的，其中蕴涵着具有人类普遍的某些价值，或者某些感受。不管任何时候去读，不管在什么样的心境下去读，什么样的国度里去读，可能都会激起不同层面的思考。

在中国的语境里，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报告文学，在近七八年以来才开始兴起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其实，分析近10年或近20年中国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史，非虚构思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潮流。什么是非虚构？在西方，非虚构概念是non-fiction，就是非虚构，虚构就是编造或者讲故事。当然不是说非虚构就不讲故事，它也要讲故事。

有一个美国的文学家批评家，提出非虚构的概念，说是用类似新闻的客观调查，用文学的技巧来表达人类某种道德或者是良心的某种作品。这个界定是非常窄的。

在美国，普利策奖有个专门奖项叫非虚构奖，比如非虚构小说、非虚构报道等等。中国到了近10年以来才开始有这个思潮。在2009-2010年，时任《人民文学》的主编李敬泽提出一个叫非虚构的栏目，我的《梁庄》当时就放在非虚构这个栏目下面，后来又出版了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等。从这个栏目开始，慢慢延伸出“非虚构”的概念。

其实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文学里面的真实就是生活本身。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地理解文学里面的真实，因为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穷尽生活本身，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把生活的全貌给写出来。我们所有人写的都只是一部分真实，或者说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部分真实。在这部分真实上我尽可能地把握准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真实。

当我们在说非虚构客观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每一种客观的背后都有作家的声音，这是非虚构里面的真实——只是无限可能地接近某种真实，而非真实本身。因为每一个作者都是有限度的，每一个作者都要受到自己的思想、出身背景、知识谱系的局限，受到观察事物的理解能力和观察能力的局限性，所以说只能是无限接近某一个真实。当然，非虚构要讲究作家一定要推远、要相对的低调、要相对的客观。虚构就是编造或者讲故事，非虚构也要讲故事。

其实文学本身就是文字的编排，它不像电影全方位一下子呈现出来，文学是文字，文字是先后排序的，既然有安排，那么就意味着文学里面的即使是真实，也一定是有叙事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写作的“真实”，只是无限可能地的接近某种“真实”，而不是就是“真实”。 一个非虚构写作者，可能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性。但是整体的把握，并非意味着就能够去说出这个事件的全部，你只能告知大家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子。所以说在非虚构写作里面，作者要战战兢兢，要非常谦卑，尽可能地进入生活里面去写作。非虚构写作很重要的一点是“到现场”。只有深入生活和群众，才明白写作的逻辑和生活中一层层像褶皱一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作家才能写出生活内部的“褶皱”。

当作家用这样的态度去写作的时候，笔调和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不会有感叹号的，或者非常少的感叹号。一个写作的人首先要意识到，其实我是有限度的，是基于生活的。这也是非虚构文学和报告文学的区别。报告文学可能大部分的时候告诉你，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是唯一的、类似于某种真理的声音，确定无疑的回答。但是非虚构文学也是关于真实的，但却是有可能性的，它告诉你：我写到的是我看到的真实，我在尽可能地接近真实，我作为一个作者，我并不是真理的所有者，我也不是真理的把握者。这就意味着在非虚构写作中，作者的位置非常重要。是站在上面俯瞰众生还是在下面仰望众生，还是坐在人群里面看人群？这个位置说起来好像有点太抽象，太夸张，但是其实非常重要。如果说你是站在人群里面看人群，那你要知道你没有高于人群，你也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之一，所以你是谦卑的，你是战战兢兢地表达你所看到的东西。那如果你是俯瞰的话，那么你能够看到所有人，你能看到所有人的心中所想。

所以在进行非虚构的写作的时候，我们应当特别注意我们的“个人视角”。因为在所有写作里面都不可避免地携带有个人性，要承认这一点再开始写作。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够意识到个人性，尽可能回避个人性。

生活内部充满无限的可能性，文学反对用一种确定无疑的结论性写作来解释生活、来书写生活。当你用一种个人的有限的视角来看待生活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生活内部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哪怕是一个生活场景，不同的人来写，可能也会有不同的通道。所以我们要警惕一些已经成为“常识”的词语，像农民工，像乡愁，像知识分子，这些大而化之的词语，都是人类为了叙说方便把它简化掉了，把很多复杂个性东西抽取掉，只取共性。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而言，我们恰恰要明白，所有概念的背后，都是以牺牲个性，牺牲多样性为代价。如果文学作品不能够把这种多样性、复杂性，把暧昧的地方给呈现出来，那就不是一个好的文学作品。

因为深知非虚构写作的复杂性，我在写《出梁庄记》这本书时，为了写好梁庄人在梁庄的生活，我要求自己每到一个地方，至少住一个星期以上，我也尽量要求自己跟采访对象在一块吃，一块住，能“全天候”就尽可能“全天候”地跟他们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对他们的生活有一个相对深入的了解，包括老人、妇女、儿童，还有梁庄在外的打工者等。因为只有把他们写出来加在一起，梁庄才是一个完整的村庄。所以说，非虚构的写作者能否真的进入到现场、体会当事人的情感非常重要。我是用别人给我讲故事的方式写出来的，不加入个人判断，但这里面并非没有我个人的声音，只不过是尽可能地把自己压下去。所以当你在听他们讲故事，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其实你个人的观点已经出来了，所以也不要把自己打扮得像我没有观点，那都是他讲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这个意义而言，对非虚构的写作者要求更高。

我为什么写梁庄？首先写梁庄是跟个人有关系，是自己生活了20年的故乡。其次想投射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这种无家可归并不是说之前的家有多好，而是说“不管你的好家或者不好的家，不管你家是富裕的、贫穷的，它都消失了”。中国近20年农村的变化是非常大的，自然生态的、人文结构的统统都在变化。梁庄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中国生活文化性的一个巨大变化。我想留下一个样本，我想把这些活生生的生命给体现出来，写出来，让你们读到，让你们为之感动，或者为之流泪，为之思考。另一个层面，我想写一个大的文化标本。在这个时代里面，有这样一种人类生活、一种大规模的迁移、大规模生活的变动，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个写作者重要的东西，就是把时代内部的各种脉络呈现出来，把社会场景内部的复杂性，如一片叶子上的每一个脉络般呈现出来。

非虚构作者更要是一个博学者，一定得具有更高的思想要求。不管哪个国家的非虚构作品，实际上都是关于这个社会非常重要的生活书写。一个事件出来，如果用非虚构的方法来写，都是非常重要的、关乎民族、生活内部的重要事件。在这个意义上写作者的观点、价值观、理解力是极为重要的。非虚构写作者并不容易。哪怕只写一个人、一个故事、一种人生，背后也一定是跟整个人类的生活相关联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当我说非虚构写作中“主观的真实”时，并非意味着没有真实，而是说真实是用来无限接近的，而不是说真的就可以做到真实。

生活内部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是因为“我们貌似了解生活，其实我们一点都不了解生活。”貌似所有的生活都在我们身边。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所有的信息瞬息之间到达我们的手机上，我们通过手机新闻，通过公众号，通过私聊、群聊，了解各种各样的事件。好像我们的内心特别的丰富。但是想一想，10分钟之后，浏览了100个新闻，我们还能记得什么呢？

我们既记不住前一分钟的哭喊，也记不住后一分钟的欢笑。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看似信息爆炸的时代，其实我们的内心是非常贫乏的。我们内心很难真的留住什么东西，或者很难真的有什么东西在你心里留下一道划痕，很深很深的划痕。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由人的精神组成的。文学虽然并没有直接对社会的改造发挥作用，但是文学一定是对人的精神发生某种作用的。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位非虚构文学写作者都不应该妄自菲薄。要用一种平常心，在非虚构写作中，尽最大可能把社会、人类精神的某些层面呈现出来，哪怕有一个人来读，哪怕有一个人用一分钟来为我们的作品发发呆，这种作用也许非常小，哪怕是一颗微尘，只要在那，相信就一定会慢慢发酵出某种东西来，这就是文学的作用！

（整理：曾金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