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有一年，一个毕业很久的学生，和他父亲来找我。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在高中教《论语》。课堂上，我看到他俩在门口打招呼。学生们正读到“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那父子俩站在一块，父亲不可思议地年轻，像儿子的兄弟。那一刻，配合书声琅琅，荒谬得有点恍惚。

家长后来告诉我，因为做了肾移植，手术很成功，所以身体机能特别好，人就年轻了不少。但他真是年轻得过分了，返老还童似的，看他在那儿侃侃而谈，一个停止不了思考的小公务员，整幅画面就像什么警世恒言了。我把这位家长写成了《暝色》里的老赵，一个沦落而自珍的男人，由于不得不换肾，由于不知道换谁的肾，让自己和他人都陷入了对生存境况的思考。不过因为我是个没什么用处能耐的人，讲话会随口荡荡，不保证真有这样的原型家长，不保证真像警世恒言。

讲到“沦落又自珍”的人，比如废名、周作人、朱生豪，几个我喜欢的作家，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同一类。朱生豪的文学创作就是写情书，我很喜欢看朱生豪的情书，他把“我爱你”演化成不能更具象的“贪嗔痴”。因为见不到宋清如的回信，便总是不太理解他的一些爱情逻辑，经常想反驳甚至想把那些信都给回了。有一封信里，他写“一切都没有意思，代定婚姻、自由恋爱，以及独身主义三件事的价值同样等于零……比较起来，我觉得代定婚姻比自由恋爱好些，假如那父母是真有识见而真爱儿女的话，即使结果不美满，也可以归咎别人，不似自己上了自己当的有苦说不出”——我给他的信做标签，这一种表达的，都归入“情愿你虐待我”那一类。自己上自己的当，有苦说不出，自己怪自己，总归好过自己怪别人，因为存在过一个“选择”的幻觉了。

废名有一则日记，讲爱女人不得，索性不愿意结识她，引了胡适的诗句“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追求爱，追求理想，追求同世界的相处，这些抽象的命题，背后是最具体的选择。结果无非是“选”或“不选”，不选的结果是“不自由”，选的结果还是“不自由”，后者总算可以说有过了选择。

求而不得、沦落现世，一个“有选择”的幻觉好过“没有选择”的事实，或者说，清楚“没有选择”的事实，宁愿相信“有选择”的幻象。每个人都在受苦，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大家都在挣扎，以为挣扎可以不受苦。在泥淖中苦苦挣扎，把“自由”当成目的，难有自由。意识到这是挣扎无用的受苦，才有一个自己的自由可言——这种认知上的“自由”才有打开无限的绝对可能，最终的真相也就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吧。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那实在是一个真的勇士了，勇敢救自己，方知救别人之不可能。知道绝对的可能才有绝对的不可能，这大概是自珍的源头。

前面病了很久。有时昏沉地看一个忧国忧民的长文，放下手机觉得自己，呀，满脑袋只有普鲁斯特。以前也没有抗生素，呐，吃点中成药，或者放放血，一点点感染可以拖好多年，这么多年就把人变成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一直生病看世界是不一样的，就是死也是很接受的，不挣扎的。然后真切地觉到了“自己的园地”的存在，觉得自己跟世界终于可以没关系了，恰恰就是在这样想的时刻，才产生真正跟世界合一的感觉，才觉得可以拥有世界。

在北师大上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公共课时，那位把黑格尔康德演绎得性感无比的周老师吧，每到课间，就在讲台后弯下腰品尝几块带来的小饼干，表情慈祥，让我觉得饼干最好吃人间最值得。黑格尔称赞“希腊人把他们的世界化作家园”，一个具有绝对自由感的自我意识，总是坚信自己能够克服异己性，使其成为“为我的”。

可惜像我这样的人，用一个病中的姿势，才能假装有点自己的园地。今年收到一个很文艺的病中问候是这么讲的：斯多葛的策略是默默预演过最糟糕的命运，于是从容面对。我不厚道地想到朱生豪的哈姆雷特说“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最糟糕的命运，我能上下左右演化一遍又一遍，做一个不挣扎不接受的解释，从不从容，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