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读小说，常感作家在描述时代现状、处理现实问题方面并非那么得心应手。不难发现，当下有不少小说是各类新闻事件的串烧，似乎和现实贴得近，却少了一份才情与想象力；也有的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方法，想象力看起来是大而飞扬，可少了细节与逻辑的坚实支撑……其实我们很难读到一种真正素朴、有力的现实主义，更不用说像胡风所言刻画出“精神奴役的创伤”时，见出作家与人物的灵魂。

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及精神的落寞，其实也隐含着作家的写作“症结”：一方面，是对现实的疏离。比如很多作家依然在写着与乡土相关的主题，但对乡村的现状已然陌生，凭借的还是年少经历或者有限的见闻。另一方面，是思想力的贫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界与思想界是紧密互动的，很多社会思想问题在文学中得到了回应，比如青年的出路问题、乡村的发展问题，这可能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学能引起众多共鸣的原因之一吧。作家有了思想力，才能对现实发问，而不会流于一般的“问题小说”，对政策及时局进行简单的图解。作家应对时代现状及人的精神处境保持一份警醒，要持续思索并追踪这些境况背后潜藏着怎样复杂的成因。

对现状的陌生与思想的无力，写作上容易陷入思维固化，比如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很多人还是停留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上。写乡村必写人去村空的凄凉景象，写城市似乎也只能写欲望的膨胀与各种恶念丛生，看不到新的气象，也无从把握这种新的气象所带来的变化。精神上也多半是悲观的，且这些悲观的成色相近。如何用精确的笔墨来描述当下，又如何让小说重获一种感动人心的力量，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炫目的写作技艺并不能掩饰一个作家在现实面前的慌乱与无力。当然，理解当下并非让作家开具明晰药方，或者指明方向，写出现状、问题及迷惘，同样是一种当代意识。从疑问出发，也可呈现出一种真实与坚定。对很多作家来讲，当前主要的疑问之一，莫过于理解正在发生的现代性进程，愈来愈显著的城市化背景，偏远家乡在这一场发展的博弈中处于怎样的状态，人的精神与伦理又会迎来哪些巨变。

读完陈毅达的长篇小说《海边春秋》，颇受触动。小说给人以感染的主要是它所塑造的人物，尤其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总有一种力量能让你动容。这些人都是有情义的，大至对国家、家乡，小到对长辈、亲人，作者能够捕捉到他们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情感，不突兀，不夸张，把他们放置在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中，细微中见真情。还有，整部小说中所洋溢出的那种久违的暖意和进取精神，也可见出作者对现实的理解力和思想光彩。

小说讲述的是省文联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刘书雷参与援岚工作的故事。偏处一隅的岚岛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想要推进其经济发展及各项设施建设，并想引进兰波国际对岚岛风景的开发项目，一系列的矛盾由此展开。《海边春秋》里也有地方与中心的背景，传统与现代的语境。因为海岛固有的地理环境，之前一直是被现代性所遗弃的对象，闭塞，贫穷，落后，后来时代风习一变，她的风景资源被发现，成了现代性所同化的一个对象。

事实上，现代性就是这样一场趋同化的进程，我们置身的已不再是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经验来生活的自足社会，本雅明所说的老人给下一代讲故事传授经验的时代早已经结束。小说呈现这样一个变迁背景的方式之一，是将人与人的命运、人与村庄的命运勾勒出来，或者说，人与村庄的命运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到了这一场现代化的实验当中，没有人可以逃脱现代性对他的影响。

对岚岛开发建设的焦点问题，也就是蓝港村村民是否搬迁，海岛是与自身优势、传统底蕴、本土风情，与当地村民及新一代年轻人的利益、愿望与情怀结合起来进行建设，还是完全由外在的力量来做主？放大一点说，这也是当下许多村落或偏远之地所面临的困境。村子里像大依公这辈人，靠海而生，生命也就听天命，让大海做主，倘若让他们离开出生地，离开故土，不啻是对他们的致命打击；而比他更年轻的人已经不再以海上资源为生，而是以现代知识和技能去城市谋生，如果整个村庄搬迁，他们也将成为没有故乡的人——但在他们心里，其实是愿为家乡的发展奉献一己之力的。故事里还有一位想着卖画攒钱来找父母的小姑娘虾米，她的生活及家庭景况大致也可以反映出社会一角。

现代性的力量并不一定就是破坏性的，许多时候也是建设性的。也正是在围绕岚岛的建设问题上，众多矛盾汇集在一起，不仅有政府、国际公司、村民多重力量的较量，也有众多人物心力的对决，时势所趋之下乡村的发展与未来，以及青年的出路问题呼之欲出。

《海边春秋》里大致写到了三类青年形象：一是刘书雷、张正海这样的援岚或基层干部；二是以海妹等为代表的现代知识青年；三是像虾米爸爸这样的外出务工人员。其实每一类人物形象在当下都具代表性。

刘书雷是京城毕业的高才生，小有名气的文学评论家，如果没有这一次基层体验的机会，他大概一直在自己的文学小世界里怡然自得。虽然博士毕业时，也曾为是留京还是回乡的问题有过犹疑，回到省城后，他也并不大乐意参与外界的事，毕竟他所在的单位是文化部门。一旦他实地参与到基层的建设问题，不管是文化人的人文关怀，还是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都催迫着他去为当地的村民做些实事，结合他们的实际所需与现实欲求来寻找岚岛建设与发展的最佳方式；他对虾米的爱护，为她买衣服、手机，为她寻找父亲，主动融入当地村民的村务及感情世界，积极地帮他们解决问题。长时间接触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刘书雷找到了一种有别于文学的实践方式来面对所置身的世界，并且从中获得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感。

张正海也是如此。他回到家乡，利用自己所学的专长，为自己家乡谋福祉，他感受到的同样是一种舒心的畅快。再如海妹、晓阳哥、依华姐这些从岚岛走出去的现代知识青年，海岛给他们留下过心灵的创伤，他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劣，他们的父亲或是在出海中遇难，或是为了救他人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相同的遭际让他们惺惺相惜。他们对家乡有着很深的感情，家乡的发展及变迁将他们召唤在了一起。而像虾米的爸爸曾小海这样的外出务工人员，因为知识技能的局限，很难在城里有所发展，所谓工作，不过是糊口罢了，而家里还有老人、小孩等着照顾，倘若家乡有一席之地让他能有所兼顾，生活的重负就会减轻许多。

这些青年的现状，都在指向同一个问题，那就是象牙塔所学的理论知识、读书人的良知与情怀，是否能够真正在社会实践中有所作为？个体的发展能否与家乡、时代的发展同步？除了在城市安营扎寨，家乡、基层是否还是年轻人实现梦想与价值的广阔天地？这个看似宏大的问题，从五四以来直到当下，一直在追问，也一直有追问的价值。虽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状况，但问题的实质并没有重大改变。记得费孝通曾讲过乡村的损蚀，在他看来，城市带走了乡村的精英，而在城市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已很难再回到乡村有所作为，他们所学的知识、技能与乡村的实际所需已经格格不入。

而现代以来，大多数时候，中国小说倘若涉及城乡问题或村庄在现代性进程上的发展机遇问题，几乎都在讲述青年离乡出走、乡下人进城的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反映知识青年与乡村命运的小说，比如《浮躁》《人生》《平凡的世界》等等，虽然还在赞赏乡村的美德及发展前景，乡村的美德仍然是这些青年所眷念的，离乡进城的青年最终也有回乡继续自己人生的可能，但乡村的发展大势已经昭示了青年并不明朗的现状与未来。

九十年代以后的小说，离乡，“往城里去”仿佛是一个焦灼的命题，牵引着众多年轻人的人生方向。归来者是少有的，更不用说是知识者的归来——即便归来，或许也是带着现代性所遗留的身心戕害。贾平凹小说《带灯》里的主人公带灯，可以算是一个乡村归来者的形象。作为一个基层工作者，她以女性的柔情和读书人的良知来面对乡村事务，但她的身心状态每况愈下，她不自知的夜游症正如乡村不知如何发展的迷局。与之相对的，是在城市的魅影下，年轻人的各种迷思，以及他们在城市的空间里试图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常常是让人心生悲凉的。这从近年的《篡改的命》《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作品中，可见一斑。

但这些形象终归让人觉得欠缺了一些什么，也许，我们还期待着青年精神形象的变化。当年轻人不再有乡愁，当所有的发展指标都指向城市，或者以城市现代性的标准来度量，那么，留给那些渺小个体的空间也许会变得越来越局促。

而在陈毅达《海边春秋》里写到的这些年轻人，可谓是真正的归来者。他们当然是一群有情怀的人，也是一群仍对乡土有所感念的人，愿意将个体的价值置放到广阔天地之中，现代的知识、城市的见识，还有他们独特的人生经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可以看到并欣赏家乡的优势所在，有着反哺家乡的愿望与动力。作者着力塑造这些人物，写出了他们的热情与抱负、欢喜与隐忧、果敢与动力，显然可以给当下的青年形象提供有力的参照——至少这类形象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

对青年问题的再次提及，不仅关系着城市、乡村的发展，也是对当下青年思想资源与精神状态的一次梳理与考察——中国的文学需要有一束这样的审视的目光。前一段时间在《文化就是身体》一书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物质主义带来了一种机械式的宿命论，支配了当代生活的各方各面，导致我们让自己囿居于狭窄、可预见的范围内，使得我们对一个不同于宣传中的世界的想象能力越来越式微。艺术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应该是给人们制造重新感知世界的机会，刺激他们的想象，好让他们‘活在提问里’。通过启动新的对话，创意地面对冲突，艺术家能刺激广大的群体，从结果衡量标准中把自己解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陈毅达对现实的敏感与提问，尤其是他对青年问题的关注，激发了我们的想象；青年如何归来，乡村如何发展，也有了新的可能方案。他所写的，也许还不具有普泛意义，但他之所思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