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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历史感与新气息：乡村文学的一种张力——读葛水平长篇新作《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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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与地域联系颇为密切的小说类型，乡村小说的写作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局限性。21世纪是中国社会的极速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乡村的现实面貌和精神内蕴发生了很大改变，也成为一段时期以来乡村创作的突出主题。一大批作家写出了大量的作品展现这一历史变迁，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酋长女人讲述了鄂温克族的衰落史，贾平凹的《秦腔》描写了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的秦腔和清风街一同走向衰败的过程，山西女作家葛水平早期创作的《喊山》《地气》等作品也同样写出岸山坪、十里岭等由兴旺热闹到无奈的凋敝，这些都深刻揭示了城市化重心对乡村世界的强烈冲击和巨大影响。然而，乡村小说的创作近年来却也不能不说显现出某种滞后、单一或模式化的问题。诚如学者丁帆先生所言：“能够看到乡土社会生活的危机，并关心着这个群体的疾苦，已经是很有文化批判精神的底层意识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来超越普泛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从而确立新的有价值意义的‘乡土经验’，就会在转型期失去最佳的观察视角和创作视角。”在我们以往的阅读视野中，多半看到的故事是城市文明对乡村世界的侵蚀，或是随之出现的乡民出走和乡村消逝现象，大家公认乡村小说形成了“空山”模式和“留守”模式的固定套路，地域色彩弱化，缺乏新鲜感。当然，要想敏锐地找到新的有价值意义的“乡土经验”，对作家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就像贾平凹当年在《秦腔》后记中坦言的困惑和焦虑：“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来……”如果说在《秦腔》初版的2005年乡村现实的波动尚难把握，那么随着历史的行进和时代昭示，乡村变革日益走向一个澄明的态势，即城乡交融发展的新阶段。前些年人们熟悉的是“进城打工潮”，而近年来随着国家振兴乡村战略的实施已经出现了“返乡创业潮”，一部分进城打工者重回故乡生产和经营于城乡之间，另一些有知识有技术的城里人也看准了乡村机遇转向乡村开发，可以说，乡村世界在新时代下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有些敏锐的作家已经意识到和捕捉到这种历史的递变与现实之情势，像关仁山的《金谷银山》、格非的《望春风》、付秀莹的《陌上》等，都以独特的创作视角写出乡村社会的新现实和新气象，葛水平发表在《人民文学》（2018年第9期）上的《活水》正是这其中较为突出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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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磨一剑，《活水》是葛水平继《裸地》后创作的又一长篇力作。小说主要描写了太行山深处一个叫“山神凹”村庄的前世今生和历史变迁，人物活动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写到现今当下，其中全是清一色的白丁式小人物，就是平常日子如何生计，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却在璞真笔法中透过中年一辈、年轻一辈两代人的生存故事，原生态般地写出了中国乡村近几十年来的一种典型形象，即如《人民文学》“卷首”所按：“未经‘暴风骤雨’，仍有‘山乡巨变’……人们在生存在创业在流动在歌哭，他们既在历史的延递中也在时代的更新处，既在山神凹里也在大千世界上……”正是在这样一种乡土与流动、山神凹与外世界、历史延递与时代更新的双重变奏中，形成了小说文本的巨大张力和丰富蕴涵。

《活水》首先给人以强烈审美冲击的，无疑是作者对山神凹的历史化叙事，由此也带来作品的历史厚度和深长意味。这里的“历史化叙事”自然不同于“历史小说”，作为历史观的自觉和文化原型思维对文学的渗透，它其实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构成中自我认同的叙事行为。小说开篇“引子”从“山神凹”的来历和“申”姓人家的落户写起，将遥远时代的山村初有和祖祖辈辈形成的传统生活方式呈现于读者面前，由此形成一种历史的回声和村庄不散的灵魂精神。而后小说主体到尾声部分转为现在时，一方面，写了中年一代在社会冲击下带来的生存变迁，他们原本靠着自己的传统手艺制羊皮、锔缸、做二胡、做豆腐甚至做神婆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后来许多人离开家乡去城里打工，干起了饭店厨子、摆摊崩爆米花、剧团帮工等，当然也有像韩谷雨这样的坚守者；另一方面，写了长大了的年轻一代也不甘于山神凹的粗糙、落后和务农，同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进城打工、做小生意。然而，小说深刻的一笔在于，就在这种不断地出走潮中，同时伴随着不断地流动和返回，因为山神凹永远是他们困境时的港湾和再创业的资源地，就这样来来往往盘活了村庄与人生。可以说，在这部乡村史诗中，葛水平敏锐地捕捉到并写出了社会转型期乡村发生的“往 昔 （记 忆）——出 走——坚守——回返”这一历史过程，既写出了出走者割不断的乡村记忆和乡愁，也写出了坚守者对生命之根的守护精神，还写出了回返者开启未来美好希望的思与行。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叙事，使其凸显出历史的过程性和克罗齐所说的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例如《活水》中对太行山一带乡民往昔的生活和独特民俗所做的细致描绘，无论申寒露锔缸、申斗库手工磨豆腐还是根宝画炕墙画等，都将往昔的乡村痕迹和生存状态记录如真，这些民间传统手艺随着科技发展已濒临失传，但作者通过文字使其保存成为永远的乡村史。再如小说中写到的申丙校重新创办“八音会”及其民间演出，再现了流行于山西上党地区的“八音会”这一闻名的乡间文娱形式，展现了当今民间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历史对接。小说中的历史化叙事还表现在鲜明的地域色彩以及人物名字的古俗味，诸如“山神凹村没有瓦屋只有清一色石砌窑洞”、“山神庙和庙里供奉的五谷神炎帝”、“炎帝庙正门口的戏台”、“年年秋罢唱戏”，都是古上党特有的风物民俗；小说中人名常常以我国古代二十四节气中的名称直呼，如韩谷雨、申白露、申寒露、申芒种、申小满、申大暑、申小暑等，虽为艺术虚构，实际折射出当地炎帝故里强烈的农耕文化色彩，天籁、简朴、粗糙，很是合乎乡村农家情境那样一种特有的历史古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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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山西文学来说，一个突出特点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现实主义传统，葛水平大多作品既凸显出太行山地域色彩，又往往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活水》也正是这样一部作品，但传承中有发展。不妨谓之历史化的现实主义或人文化的现实主义，也即在历史观、文化意识上葛水平显然有着当今自觉的寻根与重构，是从人本哲学的生存论出发的，所以《活水》的现实主义是在历史叙事的张力中呈现出来的，并折射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文化寓意。这突出体现在两个主要人物的塑造上，那就是乡村守望者的韩谷雨和回返乡村创业的申小暑。放羊人韩谷雨是小说中最后留在山神凹的代表，是乡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广大农民的缩影，也是乡村世界的坚实守护者，他热爱和熟悉自己脚下的这片沟坎圪梁，给那些没人住的窑洞贴上红彤彤的对联，其中一副对联是“党有良策，人欢马跃新崛起；国当盛世，海啸山呼大腾飞”，他坚信也找出了“山里人借山居住，赚城里人钱，是庄稼人活着的正理”。正是靠着山村土地的滋养和自己的勤劳，走出一条养羊致富路，一年里养羊的收入可抵两个城里人的工资，过上了新型农民的理想生活。与韩谷雨隔辈的申小暑是改革开放中长大的年轻一代，也是城市反哺乡村的“回返者”典型。她先是不甘于乡村的落后和寂寞，中学毕业后进城打工，带着山里人的善良和真诚，兢兢业业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在饭店端盘子送菜善待顾客，还要把山神凹的窑洞收拾出来开发乡村旅游，最终汇入到了当今振兴发展乡村的时代大潮中。就像作品“尾声”中写到的：“当山神凹大面积土地种植了旱地西红柿时，申小暑明白了，拥有土地的人才能理解生活的美好。”尽管这种新的现实在小说中还只是曙光开启，但无疑预示了发展趋势，尤其当申小暑的婚礼在家乡举行时，新恢复的八音会器乐响遍了整个山神凹世界，昔日清冷的乡村又开始人气旺盛起来，这样的一种新气象、新气息，不啻是当今许多乡村现实的一种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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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水平的这部小说取名《活水》，看似俗常，其意深远。乡村的悠长历史是一溪流动的活水，乡村百姓的生活也是一溪流动的活水，而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又何尝不需要一溪活水？作者能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透视乡村，不能不说来自生活体验与艺术感觉的“活水”。评论家段崇轩曾感叹乡村小说创作的困境：“面对广大农村的沧桑巨变，乡村小说已没有什么突破和作为。它集中描绘的是一个个村庄的没落和困境，而没有去表现这种困境中的转机和新生，更未能揭示出乡村的历史脉动、发展路向。”葛水平的《活水》显然跳出了这些年乡村写作模式化的框框，它写村庄的衰落和村人的出走，也写坚守者不离山村的由穷变富，同时写出了出走者的回返和乡村新貌，这样一种感应视角，是因于她与故乡山神凹水乳交融的关系。一般说，作家久居城市后难免对乡村生活疏离和陌生，葛水平虽离开了乡村，但尚处于城乡交叉地带，并时常回到村里乡亲中间，带回家晾在院子笸箩里的是老南瓜、大红枣、山里红。她曾坦言：“是我的故乡山神凹打开了我命运的章节，我阅读他们的故事，风吹过去的痕迹成为烙在我情感上的伤疤，我必须爱抚，因为我的故乡生长着慈善和悲悯……”作者在《〈活水〉创作谈：活水养命》中谈到，小说中放羊的韩谷雨身上有着她祖父的影子，独守窑洞的李夏花有似她的祖母，申芒种身上隐现着他父亲的事情，而做二胡拉胡琴的申丙校就像她的五爹，申小满、申小暑们则是她的亲戚晚辈。可见山神凹对葛水平不是一个简单的过路，而是她精神的皈依和生命的源泉，由于依赖于这样的 “活水”，才写出了山神凹历史进程中的现实脉动，才写出了一个典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缩影。当然，无论对于葛水平还是乡村文学来说，如何进一步沉潜生活深处，写出时代本质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众所周知，一场深刻改变中国未来格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大潮正方兴未艾，在新的社会变革和现实关系下，如何重塑城乡关系、进而探索人们的生存变化、情感波动和命运走向，是乡村文学写作的一次再出发，也是打破近年模式化僵局的文学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