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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宏伟:告诉世人真实的宫廷生活

来源:齐鲁晚报 | 张九龙  2019年03月17日09:40

故宫是个超级“网红”,可我们了解到的却可能是个假故宫:金銮殿其实常年大门紧闭,并没有大臣之间的唇枪舌剑;皇帝是真正的“孤家寡人”,常年自己一个人吃饭;后宫的女人们一进宫便几乎与世隔绝,哪还有勾心斗角……

章宏伟,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故宫学,希望告诉世人真实的宫廷生活。近日,他做客齐鲁晚报和省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大众讲坛”,并接受了齐鲁晚报记者的专访。

>> 故宫建院李煜瀛起关键作用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腾出的紫禁城由皇宫变为博物院,在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看来,有一个人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便是李煜瀛。

李煜瀛,字石曾,是前清清流李鸿藻之子,曾组织京津同盟会、刺杀袁世凯。作为国民代表,他与京畿卫戍司令鹿钟麟、京师警察总监张璧参与了驱逐溥仪出宫的过程。故宫博物院开院时匾额上的墨宝,便是出自他之手。

李煜瀛早年赴法留学时,在巴黎见到法皇的卢浮宫,经法国大革命改成卢浮宫博物馆。他希望回国革命成功后,将清宫改为博物院。“在他的提醒和坚持下,溥仪及其后妃的住所、存储文物的主要宫殿都贴上封条、加了锁,后来才有机会促成紫禁城财物分公私、成立博物院。”章宏伟介绍。

很快,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李煜瀛就任委员长,主持清点清宫物件,并将成立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的计划写入了组织条例中。不久,北京8所高校学生代表也发声支持,紫禁城改为博物院逐渐成了社会各界的共识。

经过近一年的文物清点和紧张筹备,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开院。“大家都知道,开院当天北京城万人空巷,各路参观者将博物院里里外外堵得水泄不通。实际上,故宫在此之前,已经向社会开放一段时间了。”章宏伟透露。

1925年4月12日,清室善后委员会为满足当时社会各界一睹故宫状况的愿望,公布了《参观故宫暂行规则》,率先开放御花园、坤宁宫、交泰殿、乾清宫、弘德殿、昭仁殿、南书房、上书房等处,也就是故宫内廷的中路。不过,参观时间只有星期六、星期日的下午一时至六时,且下午三时即停止售票,因此得以先睹为快的机会并不多。

故宫博物院开院当天,开辟了五条参观路线,即中路、内东路、外东路、内西路、外西路。至此,昔日禁苑皇宫真正为国民所共有共享。尽管1块大洋的门票在当时价值不菲,但是市民们还是愿意一睹神秘皇城的风采,参观者不断。

此后,国内政局动荡,军阀政权更迭频仍,北京城并不太平。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京,并派易培基接管故宫博物院。

可是不久,就出了一件闹心事。“南京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委员经亨颐提出了‘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在易培基等人的力主下,这项提议被否决,决定继续保留故宫博物院。”

1928年10月,《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公布,明确故宫博物院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章宏伟补充说:“当时,直属南京国民政府的就是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五院,由此可见故宫博物院的定位之高。同时,《组织法》也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博物馆的立法。”

此后,易培基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的任内,故宫博物院在组织架构、文物典守、藏品整理,以及馆舍修葺、展览陈列、出版流传等方面,成果显著,是抗战之前故宫博物院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章宏伟说。

>> 《故宫日历》民国已是文创“头号礼物”

博物馆不仅要收藏、保存文物,而且还要开展公众教育、普及文博知识。因此,从建院之初,故宫博物院便陆续编纂、出版了一系列学术研究专著和大众普及读物,介绍故宫藏品、传播传统文化。从紫禁城出版社(今故宫出版社)社长到故宫博物院出版部主任,章宏伟在故宫博物院跟出版打了12年多的交道,见证了故宫文化走向民众的过程。尤其是《故宫日历》的畅销,更让他感慨不已。

“《故宫日历》并不是近几年才有的,也并不是近几年才红的。”章宏伟说,上世纪30年代,故宫博物院一无经验二缺经费,但是已经明确了博物馆为国家公器的概念,换言之,就是“服务公众为本,播扬文化为宗”。

故宫博物院收藏着大量的珍宝,尤其是书画作品,平时书画爱好者难得一见。出于普及文化的考虑,1933年至1937年,故宫博物院推出了《故宫日历》。封面和日期所用文字,除了采用时任院长易培基先生的楷书手迹和篆书、仿宋印刷体外,均集自院藏古代楷书和隶书碑拓,方便临摹、研习。故宫藏品图片每日一张,历代书画、器物交杂穿插。

《故宫日历》一经推出,便成为民国文创爆款,文人雅士相赠的“头号礼物”非《故宫日历》莫属。章宏伟介绍:“俞平伯就曾将《故宫日历》赠送给老师周作人,梁实秋也在信中提过获赠《故宫日历》的事,称其为‘日历中最佳之作’。当时《申报》也有很多相关的报道和广告。”

2009年,遗忘经年的《故宫日历》,重新进入故宫出版社的视野。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里,出版社工作人员找到了当年的《故宫日历》。开本适中,装订简洁,手感极佳。翻开早已泛黄但图文依然清晰的书页,似乎可以嗅到时光的味道。

当年9月,2010年版《故宫日历》出版了。稳妥起见,新版《故宫日历》采用了复刻形式,除日期信息外全部采用1937年版《故宫日历》图文内容,只是装帧、装订形式有所调整。“从此,《故宫日历》再度火了起来,2019年《故宫日历》首印已经达到了70余万册。”

“其实,故宫文创开始得很早。”章宏伟解释说,1925年建院之初的时候,故宫博物院就已经有明信片、导游手册等文创产品了。当时博物院的门票是1块大洋,常规游览线路是3条,但是每张门票只能参观2条线路,也就是说,想把故宫博物院3条线路转遍,至少得进去两次,花2块大洋买两张门票。当时的导游手册是1块大洋一本,而且3条线路的导游手册各不相同,需要单独买。

“转遍故宫并且配全导游手册,一个人至少要花5块大洋,这差不多是当时北京平民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时月薪才8块大洋。”即便如此,当时的故宫博物院仍是“打卡”胜地,各种文创产品的火爆程度并不比今天弱。

对民国时期普通民众来说,小小的《故宫日历》年复一年打开了古代艺术宝藏的一扇窗,来自故宫的明信片、导游手册成为探寻中国古建筑、宫廷文化的一把钥匙,成为许多人醉心传统文化、走上求艺之路的开端。

>> 学术研究促成天灯重亮

《还珠格格》《甄嬛传》《延禧攻略》等电视剧的热播,引发了人们对故宫及背后明清宫廷生活的一轮轮关注。3月9日,自带故宫流量的章宏伟让山东省图书馆“大众讲坛”人气旺了不少。章宏伟带来的题目是《清宫过大年》,他的讲解,让很多听众直叹“没想到”。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太和殿,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金銮殿。照着影视剧里拍的,这是清朝皇帝和大臣们议政的地方。影视作品中,皇帝坐在大殿上,底下文武大臣分两班站着。他们为了一项决策从各自利益出发,唇枪舌剑,争个不停,最后由皇帝拍板定案。

不过,章宏伟介绍,太和殿常年是大门紧闭的,它只是一个国家象征,更多是进行王室礼仪性活动。这里一旦开门,比如冬至、元旦、万寿节,那就是要仪仗、韶乐全都备上。还有皇帝大婚、科举考试发榜那一天传胪的仪式,也会在太和殿举行。所以,只有在国家盛典,太和殿才会开门。

“很多清宫剧除了把故事的背景放在清宫之外,无论是编剧、导演还是演员,都没有展现出清宫的真实样貌。当然这个我觉得我们也有责任,我们的研究还不够,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让更多的人知晓。”章宏伟反思说。

他对当下流行的宫斗剧颇有微词。“清代皇帝平日独自用膳,只在年节时才与后妃一起吃饭,称为家宴。宫中规定,后妃在50岁以后才可以与非亲生皇子见面,所以后妃平时很难见到皇帝以外的男性,何谈宫斗呢?”

守正才能创新,如果说如今的故宫文创产品团队主要负责创新,那么章宏伟和他所在的故宫学研究所便是负责守正、清源的。故宫学是一门新兴学科,2003年10月才创立,研究对象是明清宫廷和故宫博物院,涉及到方方面面。“还原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故宫,是我们研究故宫学的责任。”

故宫学诞生后,类似皇帝印章、办公椅这种当时的日用品,也逐渐被重视起来。故宫现在馆藏的戏本有11000多册、服饰道具16000多件、鞋子和冠近900件。“这些常被忽略不计的物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也是惊人的。”

今年年初,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最大展览“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正式亮相,其中,实景体验最受关注的就是天灯和万寿灯。腊月廿四在民间是所谓“扫房日”,但在宫中却是安灯的日子。这一天乾清宫丹陛上左右各安设一座万寿灯,丹陛下左右各放一座天灯。四座木杆上又各悬金字万寿宝联。除夕夜,随着营造司首领一声“上灯”,台阶上《火树星桥乐章》响起,紫禁城三大殿五百余灯同时亮起。一时间悠扬清乐、灯火辉煌、宫殿巍峨、气象万千。可以说,立天灯、万寿灯,是明代起宫廷过年时最盛大的活动之一,然而过去一直只是停留在史料里。

“这样的景象,故宫已经百年未见。”章宏伟说,正是故宫研究人员不断努力,才在文献中查出天灯、万寿灯的使用方式、历史沿革,乃至各部分的详细尺寸,更在各个库房中找到了灯身模型、灯联小样和灯杆原件,成功复原出来,并重新竖立在乾清宫和皇极殿的台基上下。

随着研究的深入,故宫的展陈也越来越有当年的味道。奉先殿位于东六宫南端,是明清帝王祭祀祖先的场所,近年来一直以钟表馆的面貌呈现给世人。章宏伟介绍,奉先殿将恢复原状及供奉明清帝后的场景,计划2020年9月向公众开放。

故宫学研究不局限在故宫,流散于故宫外的清宫旧藏,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60余万件器物、典藏、档案,以及国内外各机构的清宫典藏都是学者们关注的。在章宏伟看来,敦煌学树立了榜样。有哪些敦煌文物流落海外?分别在哪些博物馆里藏着?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敦煌学已经基本厘清了这些问题。“我想我们现在的条件比做敦煌学的学人们要好多了,他们用了一百年厘清家底,这对我们是一个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