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成为当下文学发展的最强音。“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应以中国人正在展开的实践为主体，记录、书写新时代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回答时代的课题。同时，当下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产物，尤其是20世纪中国的产物，“讲好中国故事”因此就不能仅局限于记录和书写这几年的巨变，也需要重新讲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重新讲述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在一种长时段、连续性的视野中，把握作为动态的文明体的“中国”。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述20世纪中国的历史，正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的核心论题。这些年围绕“新清史”、“蒙元史”的辩论溢出历史专业的领域，成为当下思想论辩的热门话题就是表现之一。在“20世纪中国”的论域当中，“新革命史”、“社会主义儒学”等话题也折射出“重述”所带来的张力。这种“重述”的潮流是中国这些年飞速发展的伴生物。“重述20世纪中国”，重新讲述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情感，以新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这种“重述”的潮流是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而出现的。“中国崛起”的历史图景不仅带来了政治经济上对于“中国道路”的自觉自信，也带来了思想文化上对“中国道路”的自觉自信。文学向来以对现实变动的敏锐性而著称，理应对当下社会发展和思想论辩的动向做出回应。

从“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中取材、讲述“20世纪中国”的故事，也曾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重要取向。但是，相比于过去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步潮流的乐观描写，八九十年代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的讲述多以悲情化叙事为主；相比于过去侧重于对集体的描写，八九十年代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的讲述多以个体化叙事为主；相比于过去的宏大叙事，八九十年代文学多以日常生活化叙事为主。去政治、去历史、去现实成为作家们的普遍追求。“20世纪中国”，尤其是“20世纪中国”中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被与“人性”、“人道”、“自由”等概念对立起来，似乎要肯定后者就一定要否定前者。

上述创作特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新时期文学”在面对“20世纪中国”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创作取向有其历史意义，但在今天，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作家们应当在一种更加综合的视野中逐步反思“新时期文学”的话语模式，重新讲述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此而言，“讲好中国故事”与“反思新时期文学”及“重述20世纪中国”是同步的。

所谓“重述”，是指相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观点，作家们应该以一种更具内在化和现实感的态度来理解和呈现“20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道路、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应该基于20世纪中国人自身的历史逻辑对于“20世纪中国”这一巨大的历史存在或者这一存在当中的某些重要时段、重要事件进行书写与重构。在“重述”中，必然伴随着对于“启蒙”、“救亡”、“革命”、“文明”、“个体”、“人性”、“世界”、“国家”等等概念更具主体性的理解，对于启蒙与革命、文明与野蛮、东方与西方等等二元对立观念的松动与综合。

在对“20世纪中国”的“重述”中来“讲好中国故事”，特别应注重以下几个主题：

第一，对“20世纪中国的战争和革命”的重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中，战争与革命被做了较为纯化的单面的描写；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战争与革命在人道、人性等概念底下趋于解构而多呈现出压抑性的特质。在这些时期，传统、启蒙、革命等常处于相互否定的对立关系中。战争与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重大主题，当下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20世纪当中浴血奋战的结果。战争与革命有其残酷性，但严肃与正面的态度应是战争和革命书写的基本态度。

第二，对“中国城乡关系”的重述。在20世纪文学当中，对城市的描写一直是薄弱环节，同时，城市对于乡村又一直扮演着“不在场的对立者”的角色。相比于“现代的”尘世，乡村或者被描写为愚昧的、破败的，或者被抽象化为诗意的园地。城乡关系在文学中常处于对立地位。进入新世纪，客观上具备了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野中来看待乡土变迁和城乡关系的契机。在长时段的视野中，对20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乡土世界应有更具动态性和内在性的描写，不仅表现出乡土世界的苦难，也表现出这种苦难的变化轨迹。对于城乡关系，也应逐步尝试摆脱对立的思维格套，以“中国”的整体视野来理解城市和乡村的关系。

第三，对“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重述。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中，知识分子常被表现为“受难者”的形象，民众多呈现为愚昧的群像，知识分子和民众常处于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当中。这种关系模式在当下不少作品尤其是影视改编作品中还有表现。新时代文学更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基于此，作家应对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自我崇高化进行深刻反思，促使知识分子的形象摆脱理想化和理念化的套路。在大时代的动荡中，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不再显示为简单的启蒙与被启蒙，而是一起在时代的发展中成长和进步。过去作为“精神史”和“心灵史”的知识分子历史，在新时代作家笔下，应逐渐丰富化为“社会史”。

第四，对“少数民族与边地”的重述。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中，少数民族和边疆世界常被选择来传递“先锋”和“奇异”的文学效果，少数民族和边地常流于“景观化”的地位，这是对“20世纪中国”真实图景的遮蔽。20世纪中国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多元一体的中国。对“20世纪中国”的重述，应包含对多元一体历史图景的完整呈现，从不同的族群、地域、文化的视角对20世纪中国进行书写。

第五，“重述”中对传统文学形式的重新评估和选用。上世纪的文学书写，在文学形式上布满了向西方学步的痕迹，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多数时间表现为空白。新时代文学应自觉在语言、结构等各方面重新认识和汲取传统文学乃至范围更大的文史之学的书写特点，在文体上同时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对传统文学形式的采用不是对传统要素的现成摘取，而是结合讲述中国故事的需要，致力于创造新时代的美学风格。

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以上主题对“20世纪中国”加以重述的作品已经涌现出不少。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胡学文的《血梅花》等对于战争的描写，王安忆的《启蒙时代》、韩少功的《日夜书》等对于新中国成立后重要历史时段的描写，都展现了对“20世纪中国的战争和革命”的重述；付秀莹《陌上》对如画的乡村风俗的表现、陶少鸿《百年不孤》对乡绅道德力量的关注，更呈现了20世纪中国乡村的多维画面，王安忆的《考工记》、金宇澄的《繁花》、石一枫的《心灵外史》等从不同角度对城市的描写，都展现了对“中国城乡关系”的重述；在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宗璞的《东藏记》、刘继明的《人境》以及韩少功的新作《修改过程》等作品中，知识分子的形象被放置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段中，在和真实历史的互动当中，展现了对知识分子形象的重新理解；王蒙的《这边风景》对新疆地区集体化历史的书写、范稳的《水乳大地》和《碧色寨》对滇藏地区历史变迁的书写、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对新中国成立之后西藏地区历史的书写，展现了对“少数民族和边地”的重述；《生死疲劳》对章回体的采用、《上塘书》对地方志形式的采用、《老生》对《山海经》结构的采用、《日夜书》对纪传体的采用、《古炉》对于世情小说手法的采用等等，展现了在对“20世纪中国”的重述中向本土化文学形式不同程度的回归倾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具备历史视野，立足当下实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历史统一起来。对“20世纪中国”这段历史的重述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新时代的文学发展，应在新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对“20世纪中国”的“重述”，充分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战争、革命、建设、改革中所表现的一贯的强韧力量和创造精神。同时，对“20世纪中国”的“重述”，只是新时代文学“讲好中国故事”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有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重述”，从而展示出作为伟大文明体的“中国”持久的、生生不息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