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简介

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教授、名誉教授、顾问，中国海洋大学文新学院院长。现居住在北京，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其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曾获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与澳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约旦作家协会名誉会员等荣衔。作品翻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在各国发行。获茅盾文学奖等众多奖项。

往事如烟，邮事如梭，从简便温馨到烦琐冷漠，人被信息操纵着，抑或是人来操纵信息，不得而知，著名作家王蒙在该纪实小说里叙述的邮事遭遇，经常处理作者稿费的编辑会否感同身受？

从前——装腔作势一点，可以说那工夫儿，我是多么年轻啊。我迷上了邮局，就像后来政治运动里落马，迷上了火车乘务员。我的想法是：工作在一个瞬间百米迅跑之列车上，每分钟的风景都是新的，给怀着激动的心情出远门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添茶倒水，每一张面孔，都是新的。聆听钢铁轮与铁轨的清脆的撞击与机车汽笛的自信的地动山摇，声音与呼吸，黑暗与强光，嘈杂与絮语，一切都那么饱满地诱人。特别是午夜里经过某个过去只在地图上看过地名的车站，看到工匠敲着锤头，举着煤气灯，检查列车的机件，我相信火车里充满了我还没有完全把握的人生与文学，这种力量与热度还需要我做许多努力才能达到。

“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这是那时的我的信仰，我的沉醉。

此前，我的一篇习作中写了“邮差”。按：1949年以前，送信人叫作邮差，环卫工人叫作清道夫，派出所叫作“段”，民警叫作“巡警”。编辑老师告诉我，不能叫邮差，叫邮递员。我脸红了，大家都是员，元帅是指挥员，列兵是战斗员，喂猪的是饲养员。我更爱邮政了。我爱他们的绿色着装。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绿帽子成了一句骂人的话，用绿帽子一词代表奇耻大辱的人，暴露无遗的，只能是他自己的野蛮、老土、无知、国民劣根性，多半还有性无能。历史上对于女人的风流所以疯狂地仇视，是因为那时的男性太弱势，食物链中缺少动物蛋白与维生素E。沿用绿帽子一词，才是真正的耻辱。

邮政邮件，比火车更能奔跑与拓新，不声不响，它们永远是激流，是风驰电掣，是与时间赛跑，是天下之政，是全覆盖之政，是万里江山一掌间。那时候许多美好都是通过邮政传布的，比如《人民日报》与《北平解放报》，比如纪念邮票，比如文学刊物。比如北影厂创作人员潘叔叔的信，他读了我的《青春万岁》小说初稿，说“你有了不起的才华”，这几个字让我如醉如痴，一魂出窍，二魂升天，只想哭趴下，最好是就地实时三魂涅槃。

我也钦佩邮递员的风度，他们的锃亮的自行车，挂靠在自行车大梁上的双邮包，装载着多少使得收件人望眼欲穿的我爱你、喜讯、录取通知、汇票、书报、包裹、赠品，还有朝鲜前线的捷报与烈士牺牲通知。反正是好东西靓东西比晦暗压抑的东西多五倍，伟大的强壮的信息比渺小的衰弱的消息至少多五十倍。我有一位亲戚，在国民党时期当过县长，在1950年底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判了死刑，执行前邮递员送来了当年的有关方面寄来的起义证书，立即无罪释放，并且被安抚酒肉松花蛋捏饺子散白酒过庚寅虎年。邮政帮助了党的春风化雨，海纳百川，老树新枝，邮政使一个自己也承认死有余辜的人又为人民服务了十五年。

比如我，我给亲朋好友写信，我给小小年纪的老战友写信，我还响应号召给苏联青年写信——用简单的俄语写在明信片上，给志愿军战士——最可爱的人写信，给边防军人写信，它们载着我的爱与祝福，它们代表着新生活新期待新风尚，邮政使相隔万里的年轻人彼此不陌生。“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他比一切尊称都光荣。”这是苏联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的歌词，列别杰夫-库马契作词，杜那耶夫斯基作曲。幸福的希冀就盘旋在自行车大梁上，邮递员的大口袋里。邮递员的车有极好的铜铃，清脆的声音告诉你，叮叮叮，当当当。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

有一点我弄不太清晰，想起那个时代的邮政，我往往会想起同时期广播中的小喇叭节目，“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喇叭的“定场诗”中，是不是提到了模拟的邮递了呢？哪位老小朋友告诉我，谢嘞！

后来呢，邮政带来的是我的文学燃烧、梦想、感觉与命运，包括编辑部、早闻其名的作家、评论家与作家团体，后来还有爱你的读者的信。还有，不好意思，我不能不谈本身不无庸俗，但是获得之道绝对不庸俗，不但不庸俗而且崇高伟大动人迷人，像歌声、像“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像梅里美也像邓肯一样地潇洒翩翩，我说的是稿费邮汇通知单。当然，那是后来的事。

开始时期多是退稿，多数只写给你“不拟用了”。个别人写道：“你的文字很有感情，但是……”但是没有写好——没写成，不像样子，当然喽，王蒙明白。那篇被认为有感情而没有写成的稿子，开始寄到《新观察》，得到退稿信后我用了45分钟，一节课时间，加上了点情节，加了点前后交代，没费吹灰之力，再走到邮局大柜台前，转寄给了《文艺学习》杂志，一个月后就发表出来了，题名《春节》。那时寄稿件按印刷品收费，大概只用了两分钱。

顺便说一下，现在的大部分编辑部公示的约稿公约中都说明，“一般不退稿”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而到了1955年底，当我收到一封信，公用信笺上面是印刷体“中国作家协会”几个字，到了此时，我真不知道应该到何方何处去叩头感恩与三呼万岁，去号啕大哭与浑身嘚瑟，有了这样的邮件，夫复何求？

我怀着与邮政的亲和温馨感觉，还有在原单位的蜕变与脱皮，更正确地说是活活地揭皮的感觉，成了写作人。按：“温馨”是我最不喜欢的词儿之一，此外还有“鳞次栉比”与“天麻麻亮”。原因是，不知为什么，对于我，“温馨”显得假招子，温馨的嫩稚与小微令我无法认真对待。喜欢说什么“温馨”的人保证从没有经风雨、见世面，他们脱离了时代，脱离了历史的雷鸣电闪。我要的是高尔基的海燕，不是小男女小娇包儿的“温馨”。而“栉”与“鳞”的形象都不可爱，栉是梳子，带有没有条件经常洗头更没有听说过也确实尚未存在的“香波”与护发素的男女的头油、发屑、尘汗与哈喇气息，再说我还常常将栉错读为“节”。至于鱼鳞的腥气与排列的不舒服感，还有我绝对无法将朝日正在喷涌出现的辽阔天空与“麻麻”二字联系起来，都是无法改变的条件反射。而且，麻怎么可能不让我立即联想到麻醉、麻烦、麻痹，尤其是脸上的麻子呢？

但是青年时代的绿衣使者，扭转了我对南国小资喜欢的“温馨”云云的印象。何况，对不起，这是我首次晒自己的少年时代的浪漫，我花了不少邮费，给苏联中学生写了不少半通不通的俄语信件，我得到了一个“捷乌什卡”（姑娘）的回信，内有她自制的一张贺年卡，她画的是一棵枞树。当时的苏联不喜欢东正教，不承认12月25日是圣诞或者耶诞节日，但是又无法消除是日前夕搞树搞家人团聚晚餐搞长胡子老人送给儿童礼物的风俗习惯。便命是日之名为枞树节，命该长胡子老头之名为枞树老人，实现了耶稣与枞树代码的互换，互换其实就是共享，这其实很美好，很干净爽利，枞树本来就是世界、宇宙、温馨与恒久的例证，而崇拜与向往，天堂之梦落实为一棵棵挂满花花绿绿小礼物的枞树，让这样的小树遍布每家每户，也令人觉得是神来之笔，是冬日苏维埃时期的温馨幻想曲。

然后，1958至1962，1964夏秋，1965到1966，1971到1973，在北京郊区、在新疆麦盖提县，在伊犁，在乌鲁木齐西郊乌拉泊“五七”干校，在一些我成长的关键时刻，在生命的新鲜与酣畅，艰窘与奇葩化的时间点，在我半认真半潇洒、半狼狈半随遇而安地品味着人生的远比“温馨”更恢宏阔大刚毅凛冽一千倍的真味的时候，我数次都有与家人不在一起的经验，那时最快乐的莫过于见到绿衣人，见到邮局、邮所，至少是邮筒与邮箱了。世界由于布满邮政而……而什么呢，哈哈，只能说是世界因通邮而不再陌生，人生因邮务而不再寒冷，家人因邮驿而如闻声在耳，爱情因书信而高贵动人，只能说邮事增加了人间的温馨，亲情友情人情因邮政而不再遥远坚硬。但那时开始，邮递员已经不怎么讲究穿绿衣装了。

分别两地时，芳给我写的信尤其多多，有时候到了我这里，是同时收到两封，个别情况下甚至是三封信。我憾憾于亲爱的命根子一样的邮递员投递频率赶不上写信的热情与思念的苦痛。我们的信写得认真，当时我被封冻，写作的情绪全部表现在家书上。除了芳，包括父母的信也充满文采真情。真应该出版一部我与父母妻子的通信集啊，至少可以发行八十八万册。不巧的是，在1966年春天我把所有的信全焚烧掉了。同时丢掉了我的有点奢侈的英雄金笔。直到1973年开始写《这边风景》，我写小说的时候更喜欢用蘸水钢笔，蘸水钢笔有点古典，令人想起鹅毛笔，它能控制我的写作速度，增进我的推敲投入，强化每个字的笔画感觉与形象结构。

与邮政朋友最熟悉最套瓷的时候是1965年春天在新疆伊犁伊宁县巴彦岱，那时我的公干称作“劳动锻炼”，真棒！有一次王副大队长（就是我，时任红旗人民公社二大队副大队长），在公社党委管委大院大门边看到了邮政所的房间。屋里有好几个多格柜子，里边放着到来的各种信件与邮递物品。我找到了我所属的大队生产队邮件格子，里边赫然放着芳给我写的信，要是等着他们送，不知等到哪一天，于是我喝吼叫唤两嗓子，快乐之极地自动取下了我的信。这时，恰恰是邮所中我比较不够熟悉的一位回族人员来了，看到他我赶紧自报家门，如此这般，他的脸上半是不快，半是狐疑，向我盯视良久，批评了我的擅自取邮件，但最后还是勉强含笑地把我放走了。我出了公社大门，看到了伊犁白杨树棵棵微醺摇曳多姿。我再一次咂摸思考白杨林与邮政以及家庭爱情带来的幸福经历。啊，我的太阳！噢，吽索罗蜜噢，我们走在大路上！并想有朝一日，我要写一篇小说，歌唱一大二公的人民邮政。

我回想起来，快乐直至此日此时此分，是我登堂入室，从乡镇邮政所里自己找到来信，并径直取出，并且向着伊犁的白杨林带有所嘚瑟，“家书抵万金”，天真美好奇异甚至于要说是凄美，那是一种舍我其谁的无双幸福。

甚至于大量信件化为火中蝴蝶，也不十分引起我的痛惜，为了平安与未来，当然要舍得。此后我与家人们基本上团聚在一起，一起生活一起吃饭、说话、打羽毛球与板羽球，一次比一次更好更大的家被我们搬进去，这比最好的家信情书还更幸福。

我想起了德国作家、《铁皮鼓》的作者君特·格拉斯的名言，他回答法国《世界报》“你为什么写作”的提问时，答道：“由于其他事情都没有做成。”一些小哥们儿为我的引用此语而遗憾，他们以为是老王竟然出口成贬，贬了自命不凡牛气多情的文学。他们也许一二十年后能体会到，把“未能”转变成了某种宝贵的才能、功能，把“未成”转变成了某种成品哪怕是半成品，变成了环绕地球历经许多岁月犹存的作品，填补了人生的某些失落与失意，充实了那么多不够充实的空荡，使一切俗人们认为是白干了白费了白过了的经历得到纪念与反刍，使一切的蹉跎与遗憾变成智慧与心得，使沃土与非沃土上都长成了奇葩，使你感动，使你趣味，使你兴奋，使你饱尝，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不正是我们向往的、因了别事的未能做成做有，而终于做成与做有了的文学吗？

我去各色各处邮局越来越多了，住南池子的时候去八面槽邮局，那里经常有新疆伊犁来的商贩往家乡寄服装织品，我感到的是货物与世俗生活的复苏，挣钱与赚钱的道路开通，伟大的国家与辛苦的人民同心。而且我趁机过一过瘾，讲讲代表北疆伊犁口音的维吾尔语，与他们寒暄几句。至于附近的清华园浴池与利生体育用品商店，也给人几多快意，几多活泼。放眼全国全球小球，要洗浴干干净净，要健身与游戏，要跳跃与接住抽杀提拉，把攻过来的球反杀回去。

1979到1983年住前三门的时候是前门东大街6号楼邮局，东长安街邮局，我成为它们的常客，我熟悉了营业员，营业员也熟悉了我的面孔。他们有一次在我外地出差时给我寄来了包裹通知单，我回来后去取包裹，他们说是因过期而要罚我的款，使我恼火，我干脆不要这个包裹了。我的表现不无浮躁。我应该怎样反思这个举动，怎样三省吾身与加强修养，欢迎读者赐教。

前三门时期的一个重要收信经验，是那个时期的大量读者来信。一个作者会获得许多读者的爱、信、心，中国文学写作人这方面的幸福，全世界无与伦比。这样的幸福也是来自价廉方便的邮政服务。

1983至1987是住虎坊桥作协高知楼时去永安里的大邮局，然后至1999十余年是东四邮局。去邮局的主要任务由发信变为取稿费汇款。

那时的邮汇可能是民间汇款的主要形式，老百姓最多有个活期储蓄折子，加几张定期储蓄存单，只能到开户的人民银行、后来的中国工商银行储蓄所去存款取款。每一步都离不开现金零整货币。而邮局的汇票，竟然能把新疆的或者上海的或者全国各地的文学报刊书籍出版机构的稿费，通过一张小小纸头变成你的凭据，而后你带上随便什么证件，持此凭据，找到投送此小小纸头到你家的邮政点窗口前排上队，通过很简单的手续，张张化成了货真价实的人民币，买成四鲜烤麸、香肠腊味、花生瓜子，一直到天坛衬衫。

后来产生了一个逐渐复杂化的过程，中国好像越来越大了，人丁繁育，金钱往来倍增，经济犯罪开始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坏事与好事竞相争先。出现了洗钱一词，最初对这样的经济学兼法学名词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洗？用肥皂还是洗衣粉？对证件与手续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必须是护照或者身份证。身份证的号码起初是15位、后来是18位数字（含最后符号），记下这18 位数字不简单，好在中间是自己的出生年月日，而且我自以为是记忆力不赖的人，一看到这样的数与号我的血压也疑似升高。

我无话可说，但有微词，有腹诽：既然只承认一两样证件，还要求在汇单上填写“证件名称”干什么呢？更要填写“发证机关”做什么？身份证或护照难道是民间验方，可以由多种多样的人员、机构、传销团伙多渠道发售的吗？邮局与非邮局人士，有谁当真不知道身份证是哪里发的吗？填了那么长的证件号码，而且格式固定，前面6位数字表示住地省份、城市、区县代码，然后是出生年月日，然后是同一辖区的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人氏顺序码，最后2位数字是性别码与校验符。这样周密得风雨不透的码号，一星半点不落地填写上了，还需要说明是什么证件吗？至今我国有这样长长号码严严规则的其他证件吗？还需要查究竟是哪里发出的吗？先进的现代化国际标准的邮政业务，给顾客找那么多互相重叠、唯恐不麻烦死你的手续究竟有什么必要呢？有时小小一张汇单，邮戳黑乎乎、脏乎乎盖得干脆找不到写字的地方。我隐隐感觉，我们的邮政的运数似乎碰到了什么挂碍了？是“夕惕若厉”，还是“潜龙勿用”，还是干脆到了此时，《易经》卦爻添上新口令：“脱裤子放屁”？

但是我仍然喜爱到东四邮局的狭窄而且常常显得拥挤的营业点。那里人气洋溢，那里有许多供顾客使用的物美价廉好使的圆珠笔，靠尼龙绳固定在柜台上。东四是商业区，那里似乎也洋溢着一些货品、服装、玩具、家电用品的气味。那是生活、城市、经济发展、日子红火的气味。那里还常常能听到北京人的多礼的口语，“您啊您”的称谓，“劳驾”与“谢谢”，“麻烦您啦”与“让您费心啦”的感谢词。啦啦啦，哈哈哈，嘞嘞嘞。那里充沛着乐趣。那里的业务员个个麻利快。那里的寄信寄包、买报订报以及汇款取款的人都驾轻就熟，妥当准确，没有一个人拖拖拉拉或者缺心眼子。

我干脆再多说几句东四，我喜欢朝内大街上的永安堂中药铺，它的清谈的草药香味令人安宁和淡定。我喜欢东四东北角的食品店里卖的牛骨油茶、八宝饭和北京果脯。我喜欢来来往往的行人与车辆，它不像西单、王府井那边的生猛与豪雄，也不那么阔绰与洋气，当然，它又从来都不寒酸。1950~1956，我在东四区工作，住北新桥，常常到东四牌楼（后来拆了）吃一毛五一碗的大馄饨。1987~1999，又在朝内北小街一口气住了十二年。对于东四邮局的感情与对于东四风情的认同，与对于改革开放的欢喜，它们是合而为一的幸福指数。

后来我住到了北四环，我常去的是亚运村邮局，它地方宽大，柜台线很长，经常是少半个柜台营业，其余的窗口上挂着“暂停”的招牌。

可以想象，可以回忆，1990年9月22 日，在北京举行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那天我也在举行这个开幕式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坐在场中的一个马扎上，我欢呼拿着彩旗花环从低空跳伞而降的天兵天将们，我鼓掌欢呼各国运动员的方队，我庆祝了亚运会火炬的点燃……我只是没有想到那时的亚运村需要一个多么大的邮局，以及亚运会结束后，这个邮局的空间会不会一时派不足用场。更想不到2010年以后，1878年开始试办起来的中国现代邮政事业会怎么样发展变化。

亚运村的邮局尤其留下了温馨与亲和，我搬到那边的时候四环路正在抢修，五环路也正在安排开工，每年节假日前后，邮局里大批的民工在那儿汇钱、寄包裹，熙熙攘攘。农民到城市打工，大大改善了农民现金收入的状况，而看到他们拥挤地排着队往老家家属那边寄钱物的时候，我确是感觉良好。我与农村来的家庭服务员也交谈过，她们说，只要允许农民进城打工，农村就不会有人解决不了温饱上的困难。

亚运村邮局里有一位我认定是首席的营业员，她30多岁，面容上透着文雅与和穆，若笑若颦，忽然在为我办理邮汇取款的时候问我，“您，写作？”她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说什么悄悄话。我也悄悄点点头，笑一笑，她一下子满意地笑了，好像脸上出现了阳光和春天。她的笑容远远比在邮局、在公交车、在商店、甚至在餐馆里看到的所有其他服务员更温馨、单纯、自然、大方，她显然受过良好教育。我觉得惭愧，按习惯我自己说是“斩鬼”，当某种场合被认出是王某的时候，我的感觉并不太好，因为我厌恶的是招摇过市，我讨厌那种说不定需要向人众摆摆手的念头。我不想被一个陌生的，尤其是文雅美貌的女生所辨认；我不是影星歌星，不是刘欢也不是韦唯，他们俩在亚运会开幕式上唱《亚洲雄风》，“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也不是李宁那样的获得多枚金牌的奥运冠军，哪怕是后来一次汉城奥运会上从木马上跌落下来。请给我一次真正的辉煌，然后我可以下落到我所原本不希望下落的去处。

我从服务牌上看到可爱的营业员名叫苏霞。以后的状况发展到了，只要是我去，只要是我填写了汇单背面的一些项目，我根本不需要拿出证件原件来。而且，我学着邮政工作人员的样儿，证件名称中填一个“身”字，发证单位最多填上“东城”，代表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总之不论碰到什么问题，苏霞同志都帮助我解决做好。去亚运村邮局办事，愈加令我快乐温暖，比温馨又升高了摄氏8度，譬如温馨时是17度，温暖时是25度。

虽然对邮政服务的复杂化有些微词，但是苏霞的笑容令我温暖。笑容？非常见人，见教育，见文明，见质素。过犹不及，笑大发了傻，愣愣磕磕。不及了，酸，装猫儿。而苏霞的笑容恰到好处，亚运村邮电局对于我，它正是北京市邮政的一个暖暖的笑容。

有一次苏霞办理业务时多找给我10块钱，我当然实时退还给了她。笑容与亲和感也有它们的问题，财务不需要微笑，财务需要的是冷冷的准确计算。天地不仁，圣人不仁，首席邮政员也未必需要那样美好的笑颜，更重要的仍然是符合严格的要领的服务，服务需要人性化，也需要程序化规范化。她脸红了，我也觉得活活斩了鬼。后来，说是她调动到东四邮局去了。这与多找10元无关，那是自然。我觉得不无怅惘。我一直决心去一趟我所熟悉的东四邮局，去看看她，然后八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过她。她已经退休了，我以为。顺致我最诚挚的祝福。

亚运村邮电局对我还有一个不同之处，那时遇到所谓大额汇款，所谓包裹通知单，都需要先进入邮局内部，窗口后方，从严办理预审手续，领到正式文书以后，才能再出来，到柜台窗口前排队等候处理。我有多次进入此局后方办公区的经验，经验可喜，感受欣然：集集散散，来来往往，捡起放下，装载上车，停车卸货，都动人。它很少说话，它做着一整套主与客、得与失、送与收、财与物、体力脑力、人脑电脑、彼此内外的运作，它似乎在体会着什么总结着什么蕴藏着什么深刻的道理。邮何言哉，邮岂有言？四方通焉，八面喜焉，亲人亲焉，友人友矣。

不管苏霞在不在，亚运村邮局是我的一个邮局，我喜爱它更熟悉它，它是我的老朋友，是我的一个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