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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2018年第11期|杨玉祥:被糟蹋的名画

《北京文学》2018年第11期 | 杨玉祥  2019年03月04日16:08

大杂院里的发小聚会。在猴三家,他说准备了两瓶二锅头,喝它个一醉方休。

我说:“要是不见外,到我这来。我请你们喝茅台。”

“哇塞!你发了。不瞒兄弟说,这辈子还不知道茅台是啥滋味呢!”

发小们来到我那整整一栋楼的画室,经过曲径通幽的过道,进入宽敞的大客厅。

想象当年一条炕上滚大的伙伴,见面时一定和我勾肩搭背,搂搂抱抱;可这一切都没有出现,甚至好几个人连手都没有和我握,只有侯三拘谨地张大嘴巴问:“乖乖!我们见过富的,可没见过像您这么阔的。您这一幅画得卖多少钱呀?”

他们把称谓改成了您。

“拍卖价,一幅几十万、数百万、千来万的都有吧。”

“千来万!”又是一阵唏嘘声。

酒足饭饱,带大家参观,经过健身房、台球室、咖啡屋、电影电视音响厅、进入我的画室。

画案后面,我用碳素笔画的恩师伊默的画像。白皙的面庞,慈祥的眼睛,温和地注视着我的画室。

侯三眼尖,手指照片说:“这人忒熟悉,好像在那见过。”他拍拍自己脑壳说:“想不起来了!”

我想大声说:“是咱大杂院里的老太太。我跟她学过画画。”可话到嘴边咽下去了。只是淡淡地笑笑,奇怪的心里驱使,我沉默了。

临别,送发小到楼下。这七八个人是骑自行车来的,车子斑驳破旧,手一动车子,除了铃声不响那里都响。

雍容揖让,挥手告别。在内蒙插过队,曾在大草原以马代步的侯三,像牧民一样,冲大家吆喝一声:“上马——走喽!”发小们纷纷撇腿跨上车,晃悠晃悠地远去了。

我脑海浮现了五十年前的情景。

事发生在1966年的九月。

学校、工厂、大街、院落都贴满了大字报。偶见男人或女人被剃个阴阳头,撅着被批斗;有人给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坐土飞机。大杂院的茅坑里,一早发现扔的七八根金条,还有花花绿绿的票子——那是美元。

大杂院分前后院。成吕字型。外院住的是自来水公司的员工,院最里面有个大门,涂着严峻的黑色油漆;这个通向里院的门总是紧闭着,给我们这些孩子一股神秘感。据说,推开门是个影壁,转过去展现在面前是个清净的院落;坐北朝南是五间高大的青堂瓦舍,雕花门窗。

院内住着一个老太太和一个老头。老头是国民党起义将军。一天在大院门口停辆大卡车,从车上跳下一群红卫兵、造反派,砸开黑漆大门,从高大宅子里搜出许多线装书,堆在院子里一把火烧了。又翻出一捆一捆上了轴、装裱好的画;那些山水画、人物画,对于喜欢画画的我,真想抱回家去,仔仔细细欣赏。

小将们展开一幅,画的是江南水乡,水墨浓淡,苍润至极。 一个造反派手持蘸满红色墨水的毛笔说:“这些封资修的玩意儿!”手一挥,在画上划个大大的叉,转手扔进火堆。大家围着火堆呼口号。十几幅画瞬间化为灰烬。

那天没有搜出金条、美元。搜出来要没收,还有了剥削劳动人民的铁证,定挨顿臭揍。

起义将军发配到监狱改造去了,就剩老太太一个人。小哥几个拿着“战刀”,——就是一根粗铁丝,仅在一边弯一个手握的刀柄。杀气腾腾来到隔壁的医院。医院里有一台大缸,密密麻麻装了几百只癞蛤蟆,是医院做生物研究用的;我们一个个掀开缸盖,把“战刀”头朝下,狠狠一戳,铁丝上像穿起一串糖葫芦,一串活着的癞蛤蟆被串起,疼得在铁丝上四脚乱踹;血,顺着铁丝往下流。

小哥几个手提“战刀”,呼啸着跑出医院,跑进大杂院,像骑兵手举“战刀”喊叫着进入里院。——那扇紧闭的门,抄家时往外搬古式家具,造反派嫌门碍事,把两扇木质门卸下来,铜合页也扔得不知去向。——从此进出里院畅通无阻了!

雄赳赳、气哼哼地站成一排,面对五间大瓦房,我喊一声“开火——”七八个小伙伴把“战刀”一抡,往前一甩,四五十只癞蛤蟆,像炮弹飞向那五间青砖瓦舍、,像雨点似的,玻璃上、台阶上、门上、房顶,都落满了沾满血的癞蛤蟆。

老太太尖叫一声,拉开门就追我们,口中不停地骂:“小兔崽子”、“小兔崽子”!我们撒丫子就跑,她紧撵着追上来。我们跑进院里的男厕所,以为老太太会望而止步;可是估计错了,她边往男厕所闯边唠叨说:“都这岁数了,我怕啥?”尽管我们不停地喊:“流氓!流氓!”还纷纷脱了裤子蹲在茅坑上,也不能阻止她的脚步。

“咚咚”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像坦克车滚动碾压而来;我们用手捂着脸,把头偏向一边,闭上眼睛,就等着挨打了。可迟迟没有拳头或耳光,呼啸着而来;竟不住偷偷瞟一眼,老太太双眼噙泪,捧着黑色户口本说:“我不是地主婆,我出身是小业主。不信,你们看。”她把户口本放在我面前。

我窥见到老太太的懦弱,就理直气壮地问:“你不是地主婆,家里怎么这么阔?”我曾随着进进出出的抄家人溜进了老太太大宅子,看见房子的两头,各有一个卫生间,有白瓷浴盆、抽水马桶。让十几岁的我,睁大好奇的眼睛,仿佛掀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四十多年过去,仍住在大杂院的儿时伙伴,我敢肯定还没有用上抽水马桶。

“画画!我靠画画挣钱!”

“画画?”我提上裤子,站起身:“那天烧的画是你画的?”

“当然。画画是劳动。我靠劳动赚钱嘛!”

一下子,老太太在我心中神秘起来、高大起来;拿着户口本的纤弱的手,竟能画出如仙如梦的仕女图,和青山绿水。

“我跟您学画好吗?”

这突兀的话使老太太那乞求的目光渐渐消失,恢复了正常人的眼神。她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下,平静地说:“想拜我为师,不那么容易。先把你们扔的癞蛤蟆给收拾干净了。”然后不等我回答,扭身就往回走。

我冲小伙伴招招手说:“走——呀!”

侯三犹犹豫豫说:“我不去。她是反动军阀的太太。”

我瞪起眼睛:“人家是小业主。户口本上白纸黑字我看得清清楚楚。谁不去,我不跟他玩了。”我是孩子中的头,我的外号——“大头”。我跟在老太太屁股后,小伙伴蔫蔫地跟着我,进了里院。

那天把甩在墙壁、窗户、门上的死癞蛤蟆清理干净后,在老太太讨好的微笑中,我们像大海退潮,走了。

抄家后,老太太家的水管被掐断了,她家里的抽水马桶,浴缸,就成了摆设。她像百姓一样,用一条扁担挑着两桶水,颤颤巍巍到外院自来水管打水。虽然打了半桶水,可她第一次挑水,掌握不好平衡,“啪”一声,两桶水倒在地上,摔个大马叉,水洒一地,扁担扔在一边。大家抿着嘴偷偷乐,谁也不敢上前帮忙。

老太太疼得直抹眼泪,水把衣服打湿了,冷得发抖。

她改成用大盆端。看着她躬着腰,端着水,吃力地往前走,似乎一阵风能把她吹倒。

我挑了满满两桶水,一只手夹着我的素描作品;肩上的扁担颤悠悠,向后院走去;进院后我就扯着嗓子喊起来:“奶奶,给您送水来了。”我那尖尖的、嫩嫩的嗓音,在院子里回荡。

老人高兴地迎出来。

“水放在哪里?有水缸吗?”

“没有,倒我家桶里吧。”老太太抚摸着我的脑壳说,“我正要打水去。在犯愁呢。我怵这打水呀!你这两桶水,够用好几天的。”

“您家的水,我包了!”

“那怎行,你还是个孩子呀!”

“可我是您的徒弟呀!”

老人拿过我的作品,翻看了几眼,沉下脸,灶王爷的模样,老师的神情说:“你是我第一个徒弟。既然想学,就一步一步来。”

她让我临字帖:“这是童子功。一个书法家,离画家就差半步之遥。”

她送我一摞《美术》杂志说:“要临摹名画。名家的笔墨和结构,是精心创作和构思的。要看、要读、用心去读。要达到默记或者烂熟于胸的程度。”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

老师赞许地点头说:“文学和美术是相通的。”

老太太让我回家练习,她作画时从不让我在旁边。她创作的那幅反映时代的《不爱红妆爱武装》,女民兵那乌黑的长发,是如何用墨、用笔才能表现出来的。老人对我留着几手。

自从关掉通向里院的进水阀门,有我隔三差五的挑水,可仍然没有以前方便。老太太对我念叨:“好多天没洗澡了!身上发酸、发臭。”

爸爸是自来水公司的造反派头头,我向爸爸提出来,他沉思片刻说:“我让工人打开阀门吧。不然,你常给送水,别人会说闲话的。”

老太太家的水通了,她为了酬谢我爸,特意煮了一锅饺子,晚上偷偷给我家送去;可爸坚决让她把饺子拿回去,连门都没有让她进;老人很伤心,抹着泪走了。

我跟着老人回了院子,进屋就说:“奶奶,我想吃饺子!”师父高兴地拿出碗筷,看着我一个一个把饺子放进嘴里,嚼着,咽下肚去。那是肉丸的饺子。是我第一次吃肉丸的饺子。

“奶奶!香——”

奶奶和蔼地笑了。

“奶奶,我想看您画画!”

老人点点头,赞许的目光似乎是说:“这小滑头。”

人事间许多事,就隔着薄薄的一层纸。我画干湿浓淡的头发,怎么在宣纸上也表现不出来。可站在老人旁边看她运笔,我茅塞顿开。不是亲眼所见,我是琢磨不出来的。

一年中隔三差五,我像小保镖,跟着老人到汲古阁。她挟着一个布包,里面藏着一幅画。每次去,都被请进客厅,坐在沙发上,把画交给经理。他看也不看就吩咐说:“让会计送钱来。”并侧过身子说:“您的画,日本人认,很抢手呀!”

会计送来五摞钱。那时十元就是大票了。一千元一摞。老太太数也不数,把钱装进布包里。

乖乖!五千元。是我老爹90个月的工资。那时不兴出租车。老人之所以让我跟着,是怕挤公交车时,遭贼抢。有我这么一个半大小子在身边,心里会踏实些。

经理指指我问:“是您徒弟?”

老人笑而不语,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两年过去,渐渐街坊四邻的闲话多了:小小年纪,贼有心眼,惦记老太太家那大宅子。老太老头无儿无女,一死,他是老太干儿子。那宅子,就成他的了。

当革委会主任的老爸扛不住了。我大伯在部队当团长,走后门送我当了海军。

那一年我仅仅15岁。

我穿着刚发的绿军装,向老人辞行。她问:“到哪里?”

“先到厦门,培训后再分配到哪,就不知道了。”

老人知道厦门和北京隔着千山万水,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

我哽咽着说:“我会常回来看您的。”

老人拉起我的手说:“你的画,练到今天不易。可别断了啊!”

我含泪点点头。

老人站起身,铺开一张宣纸,放在案头,拿笔蘸墨说:“咱俩师徒一场,你喜欢老师的画,就送你一幅吧。”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一幅五千元,是一笔巨款呀!

老师挥毫泼墨,笔尖上下舞动,画了一个身背二胡的女军人;明目红唇,人物高妙传神。散发一种超群脱俗、明澄得像水珠。盖上一个叫伊默的印章后,她把画放在屋子大理石地面,悠悠然欣赏起来。喃喃说:“我画了那么多作品,这幅画最满意。再让我画,没有今天环境、气氛、感情,真画不出来了。画画的境界是浑然天成,不可重复。你收好!也是个念想。”

“咣——”一声,门开了。进来一个胡子拉渣的老头。是老人的丈夫回来了。两人僵持了一会。她激动地问:“回来了!”

老头点点头。

老太太冲我说:“送给你的。拿走吧。”

我弯腰刚要取,老头冲过来说:“这孩子我认识。批斗那天,他还用弹弓打我的脸。多亏是纸叠的子弹,那打在脸上也疼。不能送他这么贵的东西。”

说着上前一步,朝那幅作品吐了一口浓浓的痰;不偏不斜,正吐在女文艺兵的胸口上。

她嗔怪地说:“怎么能这样!改不了你这当兵的匪性。孩子别生气,奶奶再给你画一张。”

我的确用纸叠的子弹打过老头。那时把他当成反动军阀了。我心中有愧,耷拉脑袋,蔫蔫说:“不用了。这画送给我的,我收下了。”我低头拾起画,拎着,推开门走了出去。我没有走远,站在门口听。

“你呀,野蛮!不问青红皂白。多亏这孩子,不然我早见了阎王。你也见不到我了。”

“咋讲?”

“你一走,我一个人生活,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就不想活了。我站在椅子上,把上吊的绳套进脖子;刚要用脚蹬开椅子,这个叫‘大头’孩子,带一群坏小子往咱家扔癞蛤蟆;我气不打一处来,拿起桌上以备死了证明清白的户口本追出去。这孩子知道我会画画,就拜我为师。我想,啥师不师的,先利用一下这娃。他爸是造反派头头,让人把掐断的水管接通了。没有让我像其他地、富、反、坏一样扫厕所。这娃帮我扫地、打水、做饭。我教他画画,也是教他点皮毛。”

我给老师家干活,是为了跟她学画画的本领;而老人收我这个徒弟,是想利用我和我爸爸,在“文革”中不至于再遭批斗。我们不过是在互相利用着。

一种羞辱感弥漫全身。

我想把画撕吧撕吧扔掉。一想到上面粘着老头的浓痰就恶心。但我想到画中女军人灿烂的笑脸,和构图简约却流露着幽静、旷远,出神入化的笔墨,我没舍得。

我把画挟在一个信封中,去了遥远的南方。

在新兵连,我画了一幅商鞅的水墨人物,参加全军画展,获了奖。

几百个新兵分到沿海炮兵阵地,一天到晚扛着百十斤的炮弹,在战壕里跑上跑下,装填炮弹;唯独我,分到舰队政治部,画宣传画。

我给远在北京的小伙伴写信,告诉在新兵连的生活,唯独没有给老太太写。我们天各一方,她失去了利用价值。和国民党军官老婆通信,对我影响不好。我在积极要求入团!

老爸也尊尊告诫,为了我的政治前途,和老太太关系一定要断。

“文革”结束,考艺术院校。先是文化考试,后是交一幅自己创作的作品。作品是模仿老师送我的那幅画——文艺兵。只不过把肩上的二胡,换成了手中的速写夹子。

我进入了复试。凭的是美术系主任从一堆作品中,捡出了我的那幅画说:“这家伙有点意思。”

面试时系主任说:“你文化考试是最糟糕的一个,作品又是画得最好的一个。你一定有高人指点。老师是谁?”

我为难地搔搔头。老太太从不介绍自己,怕招惹是非。猛然间,我想起赠我的那幅画,有尹默的铭章,就犹犹豫豫地说:“好像叫尹默······”

“老师都不知姓甚名谁。还好像?是她吗?”主任举起一本杂志,是一本美术杂志。封面是黑白头像。我一看,正是老太太。忙不迭地说:“是她——是她——”

主任和左右评委对视了一下说:“你的老师是当代美术大师。‘文革’后期仙逝了。她没有来得急培养能够继承她画风的弟子。她临咽气说有半个弟子,在东海舰队。天天扛炮弹。——看来此人就是你了。”

我被录取。是沾了尹老师的光,大学期间,我处处以尹默的弟子自居,逐渐尝到了甜头。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纷纷邀请我去办画展,报纸媒体宣传时,我告诉记者,我是尹默唯一的弟子。尹默的大名,给我带来的是名气,还有财源滚滚。

送客回到画室,站在画案旁,左边是老师的画像,右边是那幅留有一口浓痰的老师遗作。白白的胸口经过装裱,留有一块带着血丝的灰了吧唧的色彩。像一块白玉有了瑕疵,像一曲优美歌声,掺杂了尖厉的不和谐的嗓音。

这画形象地昭示并不太纯洁的友谊。

“铃铃铃”手机响了,是侯三的声音:“大头——,还是叫你大头顺口。”

“叫吧。我爱听!”

“哥几个都看出来了,墙上挂的是尹奶奶。你不提我们也不好当着你面戳穿。可出了你家们,大家委托我告诉你,你当兵走不久,尹奶奶老公死了。我们哥几个常去尹奶奶家串门。尹奶奶给你写过好多信,可都石沉大海,没有音信。我们后来发现,是你老爸提供的地址是错的。你明明在舰队政治部,可地址是东海鸡鸣岛。奶奶患脑溢血,是哥几个轮流背着她去医院抢救。她睁开眼第一句话是想见徒儿大头。她说‘我有好多画画的技巧还没有来得急教大头徒儿呢。我不能把传了几辈的绘画独家门技在我这断了呀!’”

我额头开始冒汗,忙伸出袖子去擦。我不无责怪地问:“你们为啥不通知我。我可以请假回来的!”

侯三叹口气说:“我们找你老爸,你老爸怕沾包,死活不给发电报通知你。奶奶在医院整整熬了两个多星期。我们知道她在等你。老人家是念着你大头的名字,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病房虚掩的门,盼望你能够出现。瞪得很大的绝望的眼睛,哥几个一直记得。”

沉默。死一般的沉默。许久候三说“尹奶奶临咽气,断断续续说:‘上帝在催我上路呢。看来我没有机会教大头徒儿了!’”

顿感到尹奶奶对我是真诚的。我偷听到的话,是出于当时历史情况,她巧妙地和火冒三丈的丈夫周旋,而我却把那些话当真。可见我是多么自私,心间多么狭隘。都半个世纪了,功成名就的我,当着发小的面,竟不敢承认,没有尹奶奶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脚下一股寒风掠过,双腿在抖,站立不稳;“扑通——”一声跪在恩师的遗像前,泪水哗哗地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