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众所周知，在1977年以一篇《班主任》而声名鹊起的刘心武是作为新时期文学的拓荒者而被人们记取的，这一形象，经随后《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我爱每一片绿叶》、《这里有黄金》、《如意》、《钟鼓楼》等等作品的发表而进一步强化，他也由此确立了自己作为八十年代文学代表性作家的地位。在这之后，虽然刘心武的名字更多是和《红楼梦》关联在一起，作为“红学”特别是“秦学”的研究者而被提及，但他并没有离开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而是保持了持续的创作能力，1996年发表的《栖凤楼》、2004年结集的《站冰》、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飘窗》等都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在九十年代后期陆续发表的表现社会底层形象的“民工三部曲”，触及性心理的“北海三部曲”都显示了他对于新的社会现象的敏感。

但是，和刘心武持续的创作能力相比，文学评论界对他作品的研究整体来看呈现为一个逐渐退潮的趋势，近几年的研究论文更是少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但其中有一点或许可以确定，那就是刘心武关心社会热点问题，有介入现实问题的努力，其作品甚至被冠以“问题小说”的帽子，但是他始终没有摆脱在社会主调内部来书写乃至图解现实的创作模式。孟悦曾经用“传统知识分子”的概念来指称刘心武的形象，意思是刘心武既有意解释人的生存困境但又不自觉地充当主流文化的维护者的两难处境[1]。“传统知识分子”的用法是否严格可以再讨论，但是这种两难处境的确是刘心武创作的一个基本特点。跟随社会主调的书写在客观上有一种“现实性”，这是由社会主调和“现实”本身部分地重叠带来的。但是，这种“现实”毕竟是由“主调”所规定的，因此对这种“现实”的揭示和阐释，就总是不能突破“主调”的格局，也无法对“主调”本身形成反思的视野，从而这种对于“现实”的揭示总免不了一定程度的教条化和浅表化。也因此，面对刘心武的作品，我们似乎很难直接获取更新颖深刻的思想、情境、意象、叙事手法以及语汇，特别和80年代那些推崇现代主义叙事手法的作品相比，刘心武的小说似乎过多地被“现实”包裹从而显得有些“滞重”。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和现实相关，更准确地说是和现实政治相关的“滞重”，使得刘心武的小说，特别是在70、80年代之际所发表的那些作品，对今天的研究者具有另外一层意义，那就是作为“社会主调的记录者”、作为“群体心理的记录者”的意义。特别是当我们意识到七八十年代之际百废待兴、群体心理尚不能普遍抒发的历史状况，这种意义就更不容低估。这种意义显然不纯粹是属于“文学”的，但毫无疑问又和“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刘心武紧贴着时代主调的脉搏，记录了历史转折期的社会心理，对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做了堪称忠实的诠释，具有历史文献的意义[2]。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刘心武侧重从精神、思想的角度来把握社会现实，重视时代变动在人的精神和灵魂世界所造成的创伤与虚无，这对于思想史研究也极为重要；同时，又因为其“记录”的方式是“文学”，是“小说”，所以必然在叙事中容纳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在人物选择、情节构造等方面保留相当程度的个人性和独特性。本文也正是在上述综合的意义上来理解刘心武小说。借助这种近似于“叙事性的历史文献”的小说类型，我们不仅可以接近作为小说家的刘心武，而且可以由此摸索到时代的肌理。刘心武善于从“精神危机”的角度来把握自己的同时代，正提供了一个让我们借以了解1970年代末期普遍的精神和思想状况的契机。进一步说，聚焦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这些曾轰动一时的作品，也将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从“文革”到“改革”这一转折期的内在脉动，对于历史的断裂和延续形成更深刻的认识[3]。

一

从“精神危机”的角度来把握现实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文革”结束之后，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4]。在文学上将这种信仰、精神领域的危机状况描写出来，并由此开启书写“精神的内伤”之创作潮流的作家中，刘心武是有代表性的一位。

从“精神危机”“思想问题”等角度来把握和呈现现实，最基本的层面是体现在小说的内容上。精神层面受到戕害和扭曲、思想上贫乏和空虚，可以说是刘心武当时所描写的人物形象的最重要特征，也构成小说的基本内容。以《班主任》为例，这部作品是由多个层次的对立/对照构造起来的：作为“小流氓”的宋宝琦和谢惠敏的对立、班主任张老师和宋宝琦的对立、谢惠敏和张老师的对立，而尹老师和石红是处在谢惠敏和张老师对立的过渡地带的人物形象。对立的叙事构造显然有此前文学写作套路的影响，但在这里，对立不是发生在阶级之间，不是发生在敌我之间，而是发生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上。循着这个方向，则会发现，谢惠敏和宋宝琦不同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对立其实是虚假的：宋宝琦固然是一个“被污水泼得变了形的灵魂”，但身为团支部书记的谢惠敏迷信领袖思想、不读原著、不能独立思考，也同样是一个“不幸患上传染病的健壮孩子”而已，他们在认定“《牛虻》是一本黄书”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真实的对立只有一个，即张老师和石红作为一组，而宋宝琦、谢惠敏以及尹老师作为一组所所构成的对立，其对立的核心不在于经济状况、政治面貌、社会身份，而在于对“人类全部文明成果”学习和领悟的不同程度，在于思想和精神的丰盈与贫乏的对立。

不同人物之间的对立发生在精神和思想的层面上，同一个人物前后期的转变也经由思想和精神的通道来完成。《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中的邹宇平从心不在焉古里古怪只愿意在米黄色大衣这种东西上寻求精神寄托的消极状态，转变为一个在图书馆里伏案攻读“大开本的技术书”的形象，固然需要“用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惊雷和春风”来解释，但“却不能满足于此”，作者说：“我想深入到这样一个青年人的灵魂里去。究竟是通过怎样的内心历程，沉睡的激情才奔腾起来，心灵的眼睛才越过米黄色大衣的庸俗境域，看到了革命理想的摧残霞光？”[5] 《醒来吧，弟弟》中的弟弟看破“红尘”，对工厂里的事情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作为哥哥的“我”痛心疾首，希望弟弟尽快治愈那“受了伤的灵魂”，跟上四个现代化的步伐。然而，何以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呢？作者借“我”之口回答说：“是的，我们需要为弟弟这批青年创造更加有利的外在条件······可是，归根结底，却又有赖于弟弟他们自身的醒悟、决心和毅力。”[6]

不仅专门以学校生活、教师、学生、青年人的精神状态为对象的小说在内容上体现着用“精神”、“思想”来把握现实的倾向，即便是以工人、劳教犯、乃至以小市民生活为对象的作品也蕴含着上述倾向。因此，以“精神”和“思想”来把握和呈现现实实际上构成刘心武叙事艺术展开的一个基本视角。具体到小说写作来说，作者习惯于设置一个善于运用“思想”和“精神”来参与叙事过程的人物，他在叙事中扮演的多是积极的角色，能以公允、超然的价值立场来平衡乃至引导叙事的过程。很自然，善于运用“思想”或者敞开“精神世界”的人物多是知识者的形象。知识者，不，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知识”本身——它预设并且衍生了几乎一切关于精神、思想、灵魂的言说——统摄了刘心武在七八十年代之际的主要作品。1979年发表的《清晨，窗外飞过一队白鹤······》以造纸技术专业出身、在设计院工作且已经年过半百的“二哥”为主人公，讲述了二哥和设计院一个看不起自己的国家一心想出国的年轻人宁野光之间的冲突，凸显了二哥高尚的道德情操特别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故事本身无甚稀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笔下的二哥能具有那样高尚的道德情操，既不是来自于他的天性也不是来自他的政治思想水平更不是因为他接受过直接的爱国主义教育，而是来自于“知识”，并且是带有“洋味儿”的知识：惠特曼、贝多芬、肖邦、萨杜尔、李斯特、《老人与海》······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知识”，二哥才能以“洋溢、包孕的感情和思想”感化他人，把“党委书记老余”都做不好的思想工作做好。

读过书、有“知识”的人固然可以以丰富的“精神”和开阔的“思想”来纾解自我、感化他人乃至理解整个社会，在刘心武笔下，即便是那些没有怎么读过书的普通工人、普通市民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思考能力。可以说，刘心武在不断驱动着小说里的人物都变成有深度灵魂、对于精神世界充分理解的思考者形象。这在小说的行文上带来了一个特点，就是“谈话”、“谈心”构成刘心武小说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量的交谈中，有一种强烈地将现实里的所有矛盾都吸纳到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中来加以化解的冲动：

“

“算了，算了。蔚兰，你这么思考下去，是很危险的······”

“任何时候，严肃的思考也不应当为思考者带来危险，相反，不思考才是危险的······”

“不要空谈”，蔚兰。张志新的思考难道不严肃、不深刻、不正确吗？可思考给她带来的是杀身之祸！“

“在中国，这种杀害思考者的事难道还会再出现吗？难道还能允许再出现吗？杀害思考者，就是杀死民族本身！”

“蔚兰，你成哲学家了······这思考多让你痛苦啊，看你额上的皱纹、脸上的泪痕！”

“是痛苦，可也幸福······”[7]

”

这是1980年完成的小说《银河》中的一段对话。春风电视机厂的插件工骆蔚兰在忏悔自己在文革中参与批斗的往事。在这里，参与批斗的最根本原因不是上层政治人物的鼓动而是骆蔚兰们在运动之前“已经具备了某种容易被他们挑动的质素”，这就是“不思考”。“不思考”导向的就是整个民族的自我戕害。这就把思考，把精神世界的充实和完善，把人的深度灵魂的开掘作为根源性的问题来加以理解了。

毋庸讳言，侧重从精神、思想的角度来把握现实并借以结构出整个作品，为了突出某种特定的思想倾向甚至不惜把人物变成思想的传声筒[8]，这对叙事节奏的破坏是很明显的。在有些作品中，当情节本身不能充分凸显“精神”“思想”之地位时，作者甚至自己现身说法，突然跳入小说大发议论，明确指出“思考”的重要性。譬如对《钟鼓楼》中的潘秀娅这个人物的描写。作者批判潘秀娅站柜台敷衍了事的态度，不是让叙事自动呈现这种态度的不妥，而是直接插话，认为潘秀娅之所以对待工作马虎，就是因为没有“对自身，对社会，没有进入哲理状态的深入思考”，不能由“浅思维”进入“深思维”[9]。应该说，这样的描写甚至不能归之于作品视角的原因了，而根本就是作者本人的一种偏好。但是，即便如此，本文仍然认为，把现实问题把握为“精神”和“思想”问题这种近似于“唯心论”的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于作为主体的“人”之自我更新的期待，这里既有对此前历史的抵抗和拒绝，又有对此前历史内部某种逻辑的继承。对照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新写实小说中那种被世俗生活播弄的人物形象，作者对于精神充实、“自省式的人”的期待更显得弥足珍贵。

二

“精神危机”底下的三种人物形象及其内涵

侧重从精神、思想特别是处在危机状态中的、创伤性的精神和思想的角度来观察现实、刻画人物，是刘心武小说在20世纪70、80年代之际的重要特点。为了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还需要进入到“精神危机”的内部，分析其表现形态，考察造成这一危机的原因。本文接下来将从不同人物形象的分析入手，具象化地来呈现“精神危机”的光谱与内涵。

在精神世界中呈现出最衰败的境况，是作者最痛恨也认为最不可救药的一类人，可以概括称为“革命的投机者形象”。《母校留念》中的“孙师傅”、《一个晚期癌症患者的自白》中的“我”、《他要爆炸》中的“他”、《如意》中的“蒜苔”等等都是这一类别的代表性人物，《这里有黄金》中的干部子弟田欢也属于这个系列，只是程度没那么深。所有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毫无操守，在政治上习惯于告密、投机、钻营。携《班主任》重新登上文坛的刘心武以对“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控诉为自己的逻辑起点。在逻辑上说，作为“四人帮”和“极左路线”之文学对应物的当然也就是上述群像。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些人物之所以是“丑类”，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思想路线，而是他们个人的道德。《一个晚期癌症患者的自白》的主人公“我”以遗言的形式交代自己一生的行迹，他这样说：“我为什么招人们讨厌？人们对我的种种非议，就我直接听到、间接打探到的而言，无非是说我‘左得出奇’、‘善于钻营’、‘专门整人’云云。其实这都是皮毛之见。”[10] 那么，这个“我”最大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呢？是嫉妒。强烈的嫉妒使得这个“我”“恨一切比我强大的人”，因此会不断打小报告、投机、争名夺利。《如意》中的“蒜苔”也同样是一个善于钻营、告密、投机的形象，他比“我”的身段更灵活，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也更能如鱼得水。

将政治问题道德化的写作套路是一个值得分析的现象，新时期初期很多作品都可以发现这一套路。孟悦曾经说：“新时期初年的小说告诉我们，造成‘伤痕’的是极左思潮，但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一极左思潮不过是更普遍的‘症候’，而造成这一更普遍‘症候’的病理原因，则在我们小说的无意识中安然无恙地继续存留着。”[11] 孟悦的观察有其深刻性，但是当我们意识到上述人物在小说当中的在形态，则可以发现不必说“极左思潮”的病理原因，即使“极左思潮”本身在新时期初年的小说中也并不真正在场，它被提及但又迅速湮没在一整套的道德批判当中。从一个相反的方向来看，在这里又隐约显示了作者实际上是置身于“政治”内部、置身于“革命”内部来认识“政治”和“革命”的，体现了他对于“政治”和“革命”内部不同脉络的区隔和一种无法被明确化的维护的冲动。在这里，同样显示了历史运行的复杂性。然而，无论如何，“政治”和“革命”并没有被正面处理，这或许算是刘心武的叙事策略。在这种叙事当中，历史并没有真正现身，或者说作者根本就无力面对真实的“极左路线”，无力面对真实的政治。《一个晚期癌症患者的自白》中的“我”最终如题所示成为癌症患者而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一细节的设计一方面发泄了作者对于“极左路线”的痛恨，一方面也可以说表现了作者的无奈。

同样是置身“革命”内部，更准确地说置身在“极左路线”式的“革命”内部的还有一类人物，也被作者视为在精神和思想上处于危机性、创伤性状态当中，但同时又寄予相当的同情意识。这类人物可以概括为“革命的盲从者形象”。《班主任》中的谢惠敏、《大眼猫》中的钢华、《银河》中的骆蔚兰、《母校留念》中的李荷香等等都属于这个类别。和“革命的投机者形象”不同，这些人物对于革命，包括“极左路线”式的“革命”有真诚的信仰，有热烈的向往，她们的问题在于狭隘、偏执和盲目，因此在合适的条件下存在康复和转化的可能。在《班主任》中，谢惠敏的盲目表现在“凡不是书店出售、图书馆外借的书，全是黑书、黄书”，“单纯地崇信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来的东西。”[12] 相对于谢惠敏，《大眼猫》中的钢华在精神上所遭受的创伤就更加严重。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钢华也是和谢惠敏一样对于“革命”，对于“文革”抱着真诚的信仰，在自己的父亲被打倒的情况下，甚至在自己也被贴了大字报的情况下，还是认为要正确认识自己，相信“我这种从校门到校门的干部，应当多经受点群众运动急风暴雨的考验！”[13] 这种真诚在作者笔下也恰是一种“盲从”。但钢华的精神创伤不只表现为盲从，更表现为因为父亲、母亲、弟弟都死于文革的批斗当中，钢华自己的信仰世界瞬间垮塌，最终变得倦态、麻木、玩世不恭：“我已经麻木，我老想怪笑······力量！朝哪个方向运动的力量？！”[14]

和前面一类人相比，谢惠敏、钢华、骆蔚兰、李荷香等等都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坏人，作者意图展现的是这些人物身上的“政治品格”、她们和极左路线的亲密关系。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政治”在这里还是透露出一种不在场的讯息，至少“政治”还是没有被聚焦。为了凸显谢惠敏深受极左路线的毒害，作者在这个人物一出场的时候，就把她描述为一个平庸的人：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几乎没有任何业余爱好，在同学的眼里，是个“太过分”的“死心眼”。钢华也是如此，不仅名字奇怪，而且其貌不扬：圆圆的、黑黝黝的脸庞上，架着副近视镜，鼻梁比较扁，身材比较粗，臀部特别大。所有这些描写，都在暗示读者从负面来理解这两个人物，也就是说，在她们还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政治立场、没有表现出自己和“极左路线”亲密关系的时候，作者就已经在暗暗排斥她们。最终，对于这类人物的政治立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已经被置换为一种个性的批判乃至美学的批判。

以上两种人物类型都是“极左路线”的直接受害者——“革命的投机者”虽然争名夺利，但灵魂扭曲、道德沦丧、精神世界一贫如洗，在刘心武小说的脉络中，应该说这是更深的伤害。但还有更多的人物，也就是社会上的普通人，尤其是普通的年轻人，也处在“精神危机”当中。他们不是党的政工干部，也不是各种政治运动的积极响应者，他们或者幻灭、虚无，或者冷酷自私、贪图享受，或者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跌落在社会底层，处境各异，但都生活在1970年代那波谲云诡的巨大变动当中，这些普通人是“极左路线的间接受害者”。《班主任》中的宋宝琦、《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中的邹宇平、《醒来吧，弟弟》中的弟弟、《爱情的位置》中的亚梅、《我爱每一片绿叶》中的魏锦星、《没功夫叹息》中的冯福润、《清晨，窗外飞过一队白鹤······》中的宁野光、《立体交叉桥》中的侯勇、《钟鼓楼》中的姚向东和卢宝桑等等都属于这个人物序列。和钢华这样“革命的盲从者”最终对革命幻灭而陷入“精神危机”的形象不同，这些人物中的大多数从一开始就对“革命”、对大时代的变动没有太多兴趣。有不少研究曾经指出，早在文革结束之前，疏离、隔膜和怀疑的情绪，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的思想状态就呈现出逐渐蔓延的趋势。[15] 对于他们来说，“精神危机”主要还不是表现为精神世界的混乱和扭曲，而是表现为精神生活的无内容的匮乏，表现为对于任何与精神、思想、灵魂等内在领域相关的话题都无法激起他们兴趣的那种颓废心理。他们所孜孜以求的是拥有自己的生活世界，特别是一个物质富足的生活世界，就如即将走入婚姻的亚梅用“大立柜、沙发、一头沉的书桌和照相机”来勾画的那样。这个生活世界在积极的意义上表现为对个性抒发和自由的渴望，如魏锦星，更多的时候是在消极的意义上表现为一种自私，如侯勇，他们对于变动频仍但依然压抑的社会感觉苦闷，对于自己没有生活的出路而感觉彷徨，比较极端的如宁野光这样的人甚至表现为：“体系性怀疑，精神危机，爽性不想当中国人了，一心一意要找条路子‘出去’！”[16]

正如上面的分析所显示的，对“革命的投机者”与“革命的盲从者”的勾画，其实并没有真正切中这两类人的精神和思想世界，对“极左路线”及其代言人的批判——这一本应在人的内在精神构造和思想理路层面的挖掘和批判，不断滑动到道德批判、个性批判乃至美学批判的场域。只有在对“极左路线的间接受害者”即1970年代末期普通青年的描写上，精神和思想领域所遭受的创伤才隐约可辨。应该说，这种把所有的错误都归之于“极左路线”，但对“极左路线”、对实际发生的政治没有正面分析而采用道德批判或者美学批判的叙事手法，不仅表现在刘心武的小说中，也实际构成新时期初期小说的普遍写作倾向。[17] 然而，无论有没有正面分析，抑或分析的程度如何，以“极左路线”为代表的政治革命成了1970年代末期各类人群“精神危机”之根本原因这一点是被确定了的。因此，对于1970年代末期“精神危机”的反思，必然在逻辑上通向对于“极左路线”的政治革命的否定和反思。于是，“精神危机”就这样暗暗地被“政治危机”所替代，也就是说，本应在人的精神领域、对人的内在世界进行深刻探索的新时期文学，轻易地从政策文件那里领受了关于“政治危机”的权威判定，让渡了自己的责任，最终对同时代的“精神危机”只做了浅尝辄止的触及，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三

克服“精神危机”的方式及其射程

要完整把握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这一过渡时期的精神图景和思想状况，仅仅梳理“精神”所遭遇的危机和创伤是不够的，因为那只指出了这种图景的负面，我们还需要继续摸索，去把握当时又是调动了哪些思想资源来克服“精神危机”的。对于置身于“四人帮被打倒”这种新的历史时刻中的刘心武来说，不满于只是控诉“极左路线”，积极调动各种思想资源也正是其努力以赴的事情，这既需要从历史中打捞，又需要对未来进行展望。概括来看，作者所致力调动的是如下四种思想资源：革命话语、爱国主义话语、新的知识图景、人道主义话语。[18]

在1977、1978年的作品当中，刘心武保留了相当多对于“革命”的讨论，这背后显然有深刻的历史印痕，也显示出在时代主调内部写作的刘心武的敏感。《面对着祖国大地》中那个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以革命者自居，而到头来却自己也弄不清革命不革命之标准何在的洪莉茹的一段心理活动很能代表作者当时的想法：“李抗早就说要和她聊聊，并且已经几次透露给她，要谈的题目是‘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左派？’真的，真应该好好想想这一切了。”[19] “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左派”这个问题实际也构成刘心武在当时构思作品的一个主轴，或者说，在“革命”内部，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内部肯定哪种“革命”，选择哪个时段，是刘心武在最初用以批判“极左路线”的基本思考方式。在最早发表的《班主任》中，刘心武甚至对“文革”都采取了一种颇为平和的叙述方式：

“石红的爸爸是区上的一个干部，妈妈是个小学教师，两口子都是在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里入党的。从入党前后起，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习惯，就是坚持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20]

当然，这种叙述方式很快结束，随着形势的变动，刘心武首先予以正面肯定的“革命”是“十七年的路线”。在《没有讲完的课》中，“十七年”意味着突出的科研成果和强烈的求知欲；在《母校留念》中，意味着珍惜时间、尊师重教，而不把这看成是“儒家的旧道德”。除此之外，在《爱情的位置》中，作者通过重述“一二·九”的革命历史，用“冯姨”在“一二·九”运动中的爱情故事来为1977年的“爱情”辩护；在《去做一个公民》中，刘心武则通过重述“五·四运动”，用“程奶奶”在“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参与来鼓励“程京桃”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这些小说尽管在情节上显得简单，而且也过多地投射了时代主调的影响，但是这里面包含的历史讯息对于今天的研究来说是颇有意味的。

以重述历史的方式来重新定义“革命”有效但也有限，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历史”，都能通过征用“历史”来为自己的行动进行辩护，这也是作者在叙事上总是要通过一个外来的讲述者比如“冯姨”或者“程奶奶”来迂回地传递讯息的原因。更直接更普遍的思想资源应该从当下的时空中来获取。“爱国主义话语”因此就成了“革命话语”的一个有效补充。“爱国主义话语”具有一种高度的普遍性，它能弥合各种裂痕，不仅包括阶级、敌我、光明黑暗这种空间性的裂痕，也包括“十七年”、“文革时期”、“新时期”等等在时间维度上的裂痕。《醒来吧，弟弟》中的卢书记在经历了“挂黑牌子、住监狱、挨毒打”之后，仍然以带病之躯投身工厂的改革投身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之中，在精神上依靠的就是“爱国主义”：“我爱咱们祖国。我要她繁荣富强。我相信咱们的党。”[21]“爱国主义”是一个思想上的制高点，它可以将一切矛盾都化解在内部，从这个制高点上望出去，所有的危机和创伤都显得微不足道：“经历过林彪、‘四人帮’对我们灵魂的浩劫，有些青年人对一切都丧失了信任、兴趣和信心。······啊，真该把这样的同代人都引到山顶上来看看，不仅要引到这自然的峰顶，更要引到历史的峰顶，心灵的峰顶。看吧，尽管林彪、‘四人帮’荼毒破坏，这祖国的大地上，毕竟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印迹。”[22]

在革命史内部，重新调动革命资源，重新定义“革命”，主要目的在于回击“四人帮”的“伪革命”，爱国主义则可以在建设的意义上帮助经受了“灵魂浩劫”的年轻人重新树立奋斗目标。也就是说，爱国主义是作为价值重建之起点而被确立的，这也是当时唯一可以得到社会各方共识的政治价值。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国家当然要爱，“生活里有阴暗面，街上有讨饭的，有许多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的国家更需要爱。在《清晨，窗外飞过一队白鹤······》中的“二哥”的眼里，后者才是更基本的现实。因此，要爱这样的国家，必须学习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去建设她，要爱这个灵魂受到重创的民族，就必须学习“人类文明史上一切有益的知识和美好的艺术结晶”[23]。

科学、知识、艺术，这是学习的对象，但对于这些报章宣传式的大词还需要再做分析[24]。如上面所说，刘心武把学习的对象称之为“人类文明史上一切有益的知识”。的确，就文学阅读来说，《牛虻》、《青春之歌》、《茅盾文集》、《盖达尔选集》、《欧也妮·葛朗台》、《唐诗三百首》、《表》、《契诃夫短篇小说选》等等都在小说中出现过，但综合来看，作者偏爱的多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文明成果”，是“资产阶级上升期的价值”。（《班主任》）[25] 凡是论及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艺术创造，作者都是出之以肯定和赞美的语气，对这些艺术创造的接触，成为一个积极的人物形象的基本特征。《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中“我”兴味盎然地读着“英文原版的《大卫·科波菲尔》”，《清晨，窗外飞过一队白鹤······》中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二哥”和外国的工程师用英语交流对《草叶集》的看法。不仅阅读以外国文学为主，在音乐方面，二哥偏爱的也是外国的贝多芬、李斯特、肖邦，用宁野光的话说，“要说洋味儿，你二哥可真盖了帽了”。就是这样一个“洋味儿”十足的“二哥”成了小说中最正面的角色。实际上，和外国人打交道、到国外出差、学习，学外语、当外交官······这些和“外国”，准确地说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系的事情是刘心武这一时期小说中的常见情节。

对于刘心武来说，学习以“资产阶级上升期的价值与文明成果”为核心的“知识”是帮助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克服精神危机最重要的方法。宋宝琦之所以成为“小流氓”，正是因为没有“知识”，特别是没有“资产阶级上升期的知识”，如“自由”、“平等”、“知识即力量”等等；谢惠敏之所以在灵魂上中了“四人帮”的流毒，也恰是因为她眼界狭窄，只读“帮文”，连《牛虻》都不了解。综合来看，可以说革命话语和爱国主义话语固然真诚，但在客观上多有适应和图解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透露出一种时代的惯性，而对于“资产阶级上升期之价值”的接受，则是包含了更多新时代的气息。

从大概1980年开始，人性和人道主义话语成了新的用来克服“精神危机”的资源。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1980年完成的《神秘的姑娘》和《如意》。在《神秘的姑娘》中，虽然作者提及了五十年代巴人关于人性论的论述，但是并没有展开，实际上也没有对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正面展示，毋宁说作者是从反面，即作为阶级斗争的对立面来认识人道主义的。相对于那种极端的要把人“斗倒、斗臭、斗瘦、斗烂，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所谓“革命”来说，相对于那种认为“时时、处处、事事有阶级斗争”的认识方式来说，作为反面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是在一种极为朴素的意义上来理解的，那就是尊重别人的生命、不能致人于死地、吃根冰棍并不就是贪图享受、读《安娜·卡列尼娜》也并不就是思想变质的开始，等等。由此，也可以说，在刘心武笔下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实际构成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基本伦理，带有相当的世俗性，是符合一般常识的人情物理。这一点在《如意》当中更充分地体现着。作为人道主义化身的石义海在什么意义上成为人道主义的化身了呢？无非是在忆苦思甜的时候忠于自己的感受把好神甫和坏神甫加以区分、给被批斗致死的资本家身上盖上一块塑料布、当着批斗者的面卸下被批斗者老曹脖子上挂着的铁饼、给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送绿豆汤解暑、守着和一个失势的格格的婚约并至死不渝。所有这些，当然是英雄性的举动，但这里面贯穿的善良、同情、和受难者与弱者站在一起、守信、忠诚等等品质不也就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伦理准则吗？总之，以“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来界定的这些作品，其实更多是着落在中国传统的天理、人心这种日用常道之上。这是和八十年代在“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争中的人道主义不同的脉络。

在1970年末的精神和思想图景中，这四种话语体系有相当的重叠性，但其中也隐约有逐渐替换的连贯性的轨迹。革命、爱国、共产主义这些大词在后期，乃至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作品中还保留着，但无疑变得越来越空洞了，政治性话语逐渐让位给了看上去中立的知识话语，而来自西方的异质性的知识话语又逐渐让位给了更适合普通大众之伦理性的人道主义话语。这种逐渐替换的轨迹既反映了刘心武在创作上题材越来越开阔、越来越伸向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倾向，也提示了整个时代的转向。对照来看，无论是革命话语、爱国主义话语，还是以“资产阶级上升期的价值”为核心的“知识”，都具有作为“思想资源”的自主性，它们和作为日常生活的“现实”之间是一种外部性的关系，而以恻隐之心、同情之心为主要内容的人性和人道主义话语则有一种从“思想资源”的位置上脱落下来沉入现实生活本身的倾向。这种倾向因其日常性和经验性而具有一个格外熨帖的品格，但这同时也带来了“思想”被“现实”逐渐覆盖和湮没的可能。也就是说，曾经被被以“思想”、“精神”，或者说以“心”的形式被把握的“现实危机”最终被“现实”本身、被“日常生活”、被“物”所覆盖和吸纳。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话语在这里和“现实”逐渐合一。“思想”和“现实”的距离感消失了，似乎一切都交付给了“现实”本身的运行逻辑。一种对于“现实”本身的信仰、对于现实本身就具有“未来”的信仰隐约浮现。《神秘的姑娘》中的“姑娘”宣称：“我们不认为一切回复到一九六六年以前就算正常，我们要求中国朝前走。”[26]的确，中国应该向前走，但是，告别了以“极左路线”的政治革命所带来的创伤状况，是不是就不会有新的创伤了呢？假如有新的创伤，那么仅仅依靠和世俗性生活熨帖为一的人性和人道主义话语是否有足够疗救的能量呢？

余论

当我们继续考察刘心武在1980年以后的作品，会发现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答，或者说，它们干脆是被搁置了。以1980年10月发表的《交叉立交桥》为标志，以住房、以柴米油盐为主要内容的世俗生活成了刘心武写作的重心。在《神秘的姑娘》、《如意》等作品中以“吃根冰棍、看看《安娜·卡列尼娜》、持守一段爱情”为内容的日常生活在这里发生了一个质变，即世俗生活的难题性开始加重了，不再是吃不吃冰棍那样的选择，也不是要不要在批斗中置人于死地那样的极端情况，而是一种更平常更弥散开但也更棘手的有没有钱、有没有住房、能不能出嫁的严肃问题，是因为物质的匮乏、金钱的短缺而导致的伦理破坏、人际关系紧张的问题，一句话，是生活是否能够继续下去的难题。也就是说，曾经作为克服“政治创伤”之积极力量的“日常生活”，慢慢地变成了难题本身。在这个具体的难题上，以恻隐、同情、忠实等为内容的人性和人道主义话语变得捉襟见肘。《交叉立交桥》最终让妹妹侯莹从“一扇壮实可靠的脊背，一颗平平常常然而可亲可近的热烈跳动的心”那里来获取活下去的勇气并体验到幸福。但是，我们很难承认这种以心灵复归来化解现实性生活艰难的做法也会被她的母亲以及两个哥哥分享。然而，作者似乎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小说以“交叉立交桥”总要建设旧房总要搬迁因此一定会有新房的确信把这一切矛盾都暗暗化解。

再往后，1983年的《登丽美》则不仅搁置了以人性和人道主义话语来抚慰现实难题以及和现实难题同步产生的精神危机问题的可能与否这个问题，而且将现实生活的难题性和伴随而来的精神危机问题干脆取消了。作者借小说人物“登丽美”之口宣称：“我们上头的一茬，宣告他们是‘思考的一代’，那么我可以想你宣告，我们这一茬人，是‘议论的一代’，是‘行动的一代’，或者把言、行两方面合起来，称为‘改革的一代’！”[27]这“改革的一代”所要求的不是“穷困的君子国”，而是“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强国”中，个人幸福、个人的福利待遇将逐步得到满足。似乎这是一定会实现的，就如在服装剪裁领域，“登丽美”的剪裁法一定会取代“原形裁剪”，因为前者“更先进”。

“更先进”的“改革”将解决所有的难题，包括此前曾长久困扰着作者的那弥散在几乎整个人群中的“精神危机”——在这种昂扬的宣告中，我们听到了时代裂变的轰鸣之声。“更先进的改革”到底是否能解决所有的难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围。然而，至少在刘心武所代搭建的文学世界中，把“精神危机”交付给“改革”的车轮，无可讳言地显示了以“精神”和“思想”的方式来把握时代危机的乏力，显示了对于“自省式的人”之期待的落空，显示了“心”的缺席。从这里开始，一个新的、可以用“物”来命名的时代悄然敞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