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果向作家们发一次问卷：“什么是你写作中最兴奋的？”那答案肯定不止一个。有的人为结构熬白头发，有的人为字词拈断胡须，有的人为命运彻夜不眠，甚至有的人为写得更长、更像史诗得了肺结核。法国作家彼埃蕾特·弗勒蒂奥坚信她母亲的教诲：“要让人看懂，就要写短句。”于是句式成了她写作的鸦片。海明威为了不写废话，主张站着写，要是用他这种方式去写福克纳的小说，不患关节炎那才叫怪。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由于福克纳的句子过长就不是好作家，只不过是作家们的兴奋点不重合。

那么，写人物会不会是作家们一致的兴奋呢？一点儿也不敢肯定。有的作家为了表现物对人的占领，通篇没有一个人物。韩少功先生的近期短篇《八〇一室故事》，也始终没让主人公出场，而只写主人公住房里的用具。这种反人物的写法，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以塑造人物为己任的作家，洋洋几万言甚至几十万言，尽管把人物的资料凑得比人事档案的记录还齐，但读过作品之后，你就是记不住那个人物，既看不到心理动机，也不知道台词的来由，更别想在读者的心里留下擦痕。所以，写不写人物并不是评判一个作家优劣的唯一标准，但是作家只要把人物写好，那就准如给自己挂了一块金牌。

看看我们所推崇的文学大师，哪一个的笔下不站着一排人物？那是一些不朽的人物，他们比作家的寿命还长，影响更为深远，一般的读者甚至可以不知道鲁迅，却知道阿Q；不知道托尔斯泰，却知道安娜·卡列尼娜……我就曾在一篇文章里发现“约翰·克利斯朵夫”变成了作家，这个笔误可以说是对罗曼·罗兰最高的奖赏。前些年，有几个在文学教科书里被封为大师的作家去世了，我们在缅怀他们的同时，掰起指头数他们塑造的人物，凡是塑造了人物的我们就称之为真大师，凡是没有塑造人物的就被称之为伪大师。只要把作家放到人物这杆秤上一称，你就知道有多少作家被淘汰。可见，作家写人物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至少有被流传和不朽的可能。但是，回望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小说，却没有几个人物能让人记住。难道这些智力过人的作家们连写人物的常识都没有了吗？

好像不是。因为作家们有更紧迫的任务，比如要揭露，要控诉，要反思，要对中国文学进行形式上的启蒙；要宣泄、要反腐、要小资、要玩酷等，使塑造人物这一常识性问题被多数作家忽略。不可否认，这其中的部分作品曾给读者带来过巨大的惊喜和感动，许多评论家也为此欢呼。但是，当小说代替新闻的时代结束之后，当各种创作技巧都演示了一遍之后，作家们再向哪里去要好作品？写好人物无疑是一个最可行的办法，这就像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奢华之后回到朴素。

对塑造人物的忽视，不光是作家们的罪过，其中也有市场和文学杂志过剩的功劳。那么多的文学刊物，每天都需要填充版面的文字，写不写好人物绝不是当务之急，关键是能够打字。王朔当年说凡是女作家只要能写出字来就是作品，而一写出稍微像样的作品就是名著，这话现在完全可以延伸到男作家们的身上。我们的文学创作一直都是广种薄收，低成本运作，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版税，作家们难免以次充好，急着编故事，哪还有闲工夫琢磨人物。另外，这么些年来，也很少有评论家敢浪费笔墨，详细地分析某篇作品中的人物，他们宁可鼓励作品里的概念，鼓励作家的为人，宁可给作家们分门别类，也不愿意去鼓励作家们塑造人物。

事实上，每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都不会不写到人物，就是写故事也离不开人物去实现。问题是，作家们是以人物来构思故事呢，或是为了讲故事才涉及人物？如果把写好人物放在首位，那就不是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在说一个人物的是非、短长，有时甚至可以忽略时间和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加缪笔下的局外人能够打动读者的原因。哪怕像阿Q拿着偷来的萝卜跟尼姑狡辩：“这是你的？你能叫得它答你么？”这么短短的一句，也是作家深思熟虑之后的下笔，它足以塑造阿Q耍赖的性格。而今天，造成文学人物大面积缺失的原因，作家欠功力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作家们根本不以塑造人物为己任，而是以堆砌字数换稿费为目的，写出来的人物要么太符号、太扁平，要么就是太苍白，故事讲完了，人物却没立起来，只留下一个平庸的姓名。

但是，要写好一个人物多么不易。简单地写写忠、奸、善、恶，那不过是在重复古典或武侠小说里的伎俩。那些人物代表人类的基本情感，仿佛矿石的表层，每一个作家都有可能在上面捞到好处，却没有创新的喜悦，要靠这种类型化的人物，去打动见多识广的读者，难度不小。我们缺乏的不应该是这样的大路货，而是那些躲在心灵深处的，需要我们不断勘探和挖掘的人物，他们和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却生活在心灵的“秘密地带”，也许是心灵的一闪念，也许是神经末梢的震颤，就像鲁迅的阿Q和孔乙己，纳博科夫的亨伯特，陀思陀耶夫斯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托尔斯泰的聂赫留朵夫，卡夫卡的约瑟夫·K，加缪的默而索，凯尔泰斯的柯韦什……这些人物不是挂在墙上的画，供我们欣赏；不是窗口外面行走的某某，供我们观察；而是一面镜子，只要我们一看，自己就在里面。我的身上，既有阿Q和孔乙己的秉性，也有拉斯柯尔尼科夫寻找借口的能力；有聂赫留朵夫似的忏悔，也有约瑟夫·K的原罪；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我会有柯韦什的快乐；在悲伤的时刻，我也有默而索的走神。他们就像人的各个侧面，被放大了，让敏感的读者面红耳赤。

所以，文学作品中缺的不是人物，而是缺那些解剖我们生活和心灵的标本，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那一部分，如果达不到这一水准，那我们充其量也就是在对人物进行素描。许多作家以为自己塑造人物了，其实他只不过是在素描，津津乐道于主人公的服装、别墅、轿车，详尽人物出入的场所，喝的什么饮品，与什么似乎都有关系，就是跟我们的心灵没半点儿重合，这是塑造人物的天敌，必须引起足够的警觉。

而作家们真要写出几个好人物，拼的是眼功、脑功加坐功，拼的是时间和毅力，需要细心体会，感同身受，愿意把自己当一部生活的接收机、情感的试验器，这才是真正的身体写作！福克纳写一个人进入大宅不知道往哪儿走的时候，他这样写道：“好像他在跟踪自己。”而我们的写作其实就是跟踪人物，那个人物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心灵。

起码近几年，我会像彼埃蕾特·弗勒蒂奥把“要短句，亲爱的”挂在嘴边那样，会不时提醒自己：要人物，亲爱的。

以上节选自：《我们内心的尴尬》，东西著，河南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小说家的散文”系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