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欧美大学“作家驻校写作计划”、“爱荷华国际写作工作坊”以及“创意写作课程”模式的影响，驻校作家制在中国也悄然兴起。为了沟通文学写作与专业教育、连接作家资源与大学课堂，复旦大学文学院邀请王安忆驻校开设了MFA创意写作课程，作家葛红兵则在上海大学成立创意写作中心。2002年，王蒙出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在该校建立正式而完善的“驻校作家”制度，十余年间先后聘请了毕淑敏、余华、迟子建、张炜、郑愁予、贾平凹等10名当代著名作家、诗人为驻校作家。201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际写作中心”聘请知名作家阎连科、刘震云、诗人王家新担任驻校作家，开设“创造性写作”课程并招收“创造性写作”研究生。此外，莫言接受北京师范大学邀请，担任长期驻校作家的同时组建成立了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2013年3月，南京大学特聘毕飞宇为专职教授，开设文学类讲座与课程并成立了“毕飞宇文学工作室”。众多知名作家纷纷以特聘教师的身份入驻校园，这不仅成为一种文学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也业已成为一个值得思考和总结的文化现象。

一

就最直观的层面而言，驻校作家制现被众多知名高校接纳和引入，与其说是一种高校教育改革的新路径与新策略，毋宁说是对新中国成立以前“现代作家”驻校传统的“继承”与“接续”。

事实上，聘请作家进入大学任教的传统可以追溯至五四时期。1916年底，蔡元培赴任北京大学校长，力推“思想自由”、“学术平等”、“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大胆启用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任教北大，直接推动了以北京大学与《新青年》杂志为阵营的“文学革命”的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大批现代作家，诸如朱光潜、林语堂、冰心、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徐志摩、钱钟书等文学巨匠都曾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武汉大学等知名高校执掌教鞭，弘文励教。作为国内第一所建立完备驻校作家制的中国海洋大学，其前身为始建于1924年的私立青岛大学。老舍、王统照、梁实秋、冯沅君等著名作家亦曾任教于此。正因为有这样一批身兼作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现代知识分子投身教育、言传身教，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学才华与志趣的青年后继者，新文学的发展才得以如此生机勃勃。较早在国内创设国际写作中心的中国人民大学亦是对其前身延安鲁艺时期丁玲、艾青、何其芳等作家任教传统的接续。

据笔者统计，当前国内高校作家驻校制的实施方式大致有三种，一种是人事编制纳入高校，作家作为专职人员在大学开展写作与教研活动，比如复旦、人大、南大等；第二种是聘请专业作家作为兼职教师或客座教授，作家作为编外人员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内参与校园教研活动，比如北师大、中国海洋大学等；第三种是以短期的“驻校写作计划”或“作家讲学计划”为载体，邀请作家进校园举办讲座、会谈与研讨活动，比如首师大、华中科技大学等。由此可见，作家驻校作为一种沟通文学界与高教界建立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与新模式，仍处于摸索与建设之中。

高校设立驻校作家制最直接的目的与初衷，是要推动文学教育的深化和普及，并藉此对中文学科的教育理念进行结构性调整。正如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学者张清华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驻校作家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走形式，更不是让驻校作家为高校脸上贴金，而是要推动原有教育理念的变革、推动教育要素的结构性变化。使写作技能的培养成为一种习惯和机制，以此推动教育本身的变革。”[1]实践证明，驻校机制带给作家、学校与学生的实际影响也始终是双向交互的，最终形成的也是互助双赢的局面。一方面，作家的品格、学养、文学观念、创作技法甚至思维方式，会对在校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反过来学校的学术氛围、学生的文学热情、对文本的理解视角也会激发驻校作家新的创作灵感与思路。作家入驻大学校园亦可通过校园文化、地域风情、与师生的交流研讨而使他们更冷静地直面自己的作品，更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创作的优劣不足，从而明确作品甚至自身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种以作家为中介的驻校制度，连接了作家的创作实践、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以及大学校园的专业学习，实现了课堂内外的联合、理论与实践的沟通。不仅给日趋单一化的学院教学体系带来丰富的人文气息，更为大学校园培养一种写作氛围，生成一种文学场域，最终形成一种教室内外的“文学共同体”。

二

驻校作家制所构建起来的“文学共同体”除了可以给校园课堂带来与作家之间的“互动感”之外，还能重新塑造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在场感”。

在传统的文学专业教育中，占据知识谱系核心地位的是文学史的研究。它的对象是历史上已经发生的文学事件对当下文学造成的影响，而相对处于边缘化的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则主要是当下刚刚发生和正在进行中的文学事件、文学现象。从文学事件的时态而言，前者为指向过去的完成式，后者为指向当下的进行式。从研究方法而言，前者为追溯历史的考据式，注重严谨科学；而后者则为描述当下的评点式，注重感知体悟。专业的文学教师更多的是将文学当作知识来解说和传授，而驻校作家则会更多的“把文学当作艺术，对学生进行更加直感的教育，使学生更加近距离地体味创作的甘苦、品咂文学的肌理”[2]，在课堂上为学生创造和提供一种进行时态中的文学“现场”。

2017年毕飞宇“新作”《小说课》的大获成功即是眼下驻校作家“课堂讲授式”批评获得一致肯定的典型代表。《小说课》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江苏明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推出的“大家谈大家”丛书第一辑的首部作品。该书辑录的文章大部分是毕飞宇以专职教师的身份在南京大学与学生谈论古今中外经典小说的课堂讲义与讲座讲稿。这些文字曾以专栏的形式陆续在《钟山》《文艺报》等报刊杂志上连载。发表过的文字再次以单行本的形式结集问世，再度印证了毕飞宇批评文字本身的魅力与影响力。而以“小说课”来对这一系列文章总体冠名，也表明作者对其在创作时的多元身份与在编选时的目的指向有着明确的思考：“作为一个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可能没那么清晰，他要混沌得多。可是，作为一个教师，你必须得清晰，清晰到每一个同学都知道你在说什么。”[3]和传统的“从观念到文字”的创作谈与文学笔记相比，“文学课堂”式的批评因其增加一个“有声”的“讲授”环节，故而往往呈现出因“课”而“作”，“讲”后成“文”的新形态。王安忆先后结集出版的《小说家的十三堂课》及其“续集”《小说家的第十四堂课》，则是驻校作家课堂讲义结束完“第一现场”的使命之后作为“衍生产品”进入出版媒介和批评界的典型代表。

由此观之，作家的身份及其对文坛的整体把握，在课堂中均成为可供分析和分享的经验来源。站在学生角度而言，作家驻校讲学的教育模式能为他们带来一种近距离接触与亲近文学的“在场”感。而对作家而言，正如王安忆的“自白”所言，驻校讲授一整套完整的专业课程，可以使作家们把自己的创作与同时代作家的创作以及各个时代的文学经典，以一种同等对待的方式对象化，以个体经验出发进行整体性的观照与平行性的比较。然后，以文学性的表达与科学化的方式，在课堂上通过口头“讲述”的方式进行一种文学感觉的重述。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现场讲述”的过程本身即可视为作家在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中共同完成的文学批评“现场”。

教师与作家双重身份的遇合，使得文学教育摆脱学理性的桎梏而被赋予了实践性。这种可操作的“文学现场”，始于阅读，根于经验，融于写作，终于交流。在“创”与“评”、“教”与“学”的互动中，回归“文学”最本真的交流和对话。

 

注释：

[1]舒晋瑜：《驻校作家制度能否推动大学教育变革》，《中华读书报》2017年5月10日。

[2]靳晓燕：《作家“入驻”校园文学教育的冲击波》，《光明日报》，2012年12月17日。

[3]魏沛娜：《专访知名作家毕飞宇：写小说是可以教的》，《深圳商报》2017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