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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有云：“《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三卷分十七章，今所见小说之分章回者始此；每章必有诗，故曰诗话。”这是很平实的介绍，不料后来还是引起了争议。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旧本收藏者、日本人德富苏峰很快就在东京的《国民新闻》（1926年11月14日）上发表短文，指出日本所藏二本绝对为宋版无疑，根据之一，是二本的纸质、墨色、字体都表明“其为宋椠，决不容疑”；根据之二，是“敬”字缺末笔避宋讳（按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父名敬，详见陈垣《宋讳例》，《史讳举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页）。德富氏还批评鲁迅竟然未读旧本影印本的罗振玉跋文，所以他要出来说明事实真相；文末写道：“即使世间多不可思议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旧本在日本有两部，其一原藏京都高山寺，后归德富苏峰成篑堂文库；另一部小本的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原来也是高山寺的藏品，后亦散出。这两种本子，罗振玉影印皆曾经影印，小本的《取经诗话》先印，版本更好的《取经记》影印于1917年，在《吉石庵丛书》中。鲁迅曾经看到过影印本《取经诗话》。《鲁迅日记》1918年1月14日有“二弟往富晋书庄，购得《殷墟书契考释》一册，《殷墟书契待问编》一册，《唐三藏取经诗话》一册，共泉券十一元”，该年书帐中亦有相应的记载。这巾箱本《唐三藏取经诗话》，罗振玉1916年影印，该本有王国维（1877～1927）、罗振玉跋，均指为宋本，王跋特别指出该本卷末题“中瓦子张家”为临安张官人经史子集文籍铺。稍后影印的《取经记》鲁迅似未购得（遍查其书账未见），可能正因为如此，他借了一本加以钞录，以便研究。

鲁迅这份钞本的手迹现存，已影印收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四函第五册；可惜该函说明将此件与《唐宋传奇集》手稿等统统称为“鲁迅辑录、校订之稿”，措辞含混不确，事实上这里的《取经记》只是一个钞件，钞自罗振玉影印本《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并非鲁迅自行辑录、校订之稿。鲁迅严格按原件影钞，凡缺失之字，依原样留下空白；钞件之末将罗氏为影印本所写的跋文也一并录下（原无标点，系本文作者顾农拟加）：

日本三浦将军所藏《唐三藏取经诗话》巾箱本，予既命工影写，颇惜其有佚叶。闻德富氏成篑堂文库中尚有别本，乃移书求观。书往不逾旬，苏峰翁果寄所藏本至。亟取以校巾箱本，称名虽异而实是一书。唯巾箱本分卷为上中下，此刻则署一二三为不同耳。且皆为高山寺旧藏，而此刊刻为精。书中“驚”字作“驚”（顾农按这里要把反文的最后一笔去掉，需新造一个字），“敬”字缺末笔，则此亦宋椠也。巾箱本佚三页，此则卷一佚少半，卷三全佚，不能取以补巾箱本，而巾箱本之讹脱可取此本补正之。因与巾箱本同付印，以广两君之惠于艺林。丙辰十月，永丰乡人罗振玉书于海东寓舍。

鲁迅钞录的时间估计在1918～1919年。他怀疑巾箱本《取经诗话》与成篑堂钞本《取经记》有可能都是元椠本，而结论是“未可知矣”。

等到德富苏峰的批评出来以后，鲁迅将该文译为中文并作出答辩。鲁迅在这篇题为《关于〈三藏取经记〉等》（后收入《华盖集续编》）的文章中写道，苏峰氏论定此二本为宋椠的理由，无非是三条：一、纸墨字体是宋，二、宋讳缺笔，三、罗振玉氏说是宋。鲁迅答复说，自己写《中国小说史略》时所用之书多通行之本，易得之书，“但《三藏法师取经记》及《诗话》两种，所见的却是罗氏影印本，纸墨虽新，而字体和缺笔是看得出的。那后面就有罗跋……我所谓‘世因以为宋刊’，即指罗跋而言。”鲁迅指出，缺笔避讳作为考订版本的一条线索固然不错，但不可绝对化，因为“前朝的缺笔字，因为故意或习惯，也可以沿至后一朝”，民国时期的遗老往往仍讳清讳，所以“不能据缺笔字便确定为某朝刻，尤其是当时视为无足重轻的小说和戏曲之类。”任何通例都有例外，一般原则一旦绝对化便可能产生很大的流弊，在学术研究中也是如此。

鲁迅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说自己仅仅是对该书的撰写和刊刻年代有所“疑”而已，并未作出什么论断，因此——

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证明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事：鲁迅疑是元刻，为元人作；今确是宋椠，故为宋人作。无论如何，苏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这滑稽剧，是未必能够开演的。

到三十年代初，鲁迅又作《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一文（后收入《二心集》），针对郑振铎（1898～1958）对自己不点名的批评，重申旧疑，同时提出考证古籍版本的三原则：不专以缺笔定时代，不专以地名定时代，也不仅仅依据文章的华朴巧拙来定时代。总之，“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他又补充一条线索说，曾经认为《取经诗话》是宋刊本的王国维，后来在《两浙古刊本考》中修正旧说，重订《诗话》为元椠本。

鲁迅关于《取经记》《取经诗话》的版本的旧疑究竟如何解决，至今似乎也还是一个问题——近人大抵认为确是宋椠，其文本写作的年代可能更早，有人甚至上推至晚唐五代。此事尚待进一步研讨——即使鲁迅对该书版本年代的怀疑可以注销，他讲的这几条原则，还是通达有道理的，对研究古代文史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而读他楷法工整的手钞本《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则又能深刻感受到他治学态度之严谨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