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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版本之疑

来源:中华读书报 | 顾农  2019年02月18日07:5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有云:“《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三卷分十七章,今所见小说之分章回者始此;每章必有诗,故曰诗话。”这是很平实的介绍,不料后来还是引起了争议。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旧本收藏者、日本人德富苏峰很快就在东京的《国民新闻》(1926年11月14日)上发表短文,指出日本所藏二本绝对为宋版无疑,根据之一,是二本的纸质、墨色、字体都表明“其为宋椠,决不容疑”;根据之二,是“敬”字缺末笔避宋讳(按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父名敬,详见陈垣《宋讳例》,《史讳举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页)。德富氏还批评鲁迅竟然未读旧本影印本的罗振玉跋文,所以他要出来说明事实真相;文末写道:“即使世间多不可思议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旧本在日本有两部,其一原藏京都高山寺,后归德富苏峰成篑堂文库;另一部小本的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原来也是高山寺的藏品,后亦散出。这两种本子,罗振玉影印皆曾经影印,小本的《取经诗话》先印,版本更好的《取经记》影印于1917年,在《吉石庵丛书》中。鲁迅曾经看到过影印本《取经诗话》。《鲁迅日记》1918年1月14日有“二弟往富晋书庄,购得《殷墟书契考释》一册,《殷墟书契待问编》一册,《唐三藏取经诗话》一册,共泉券十一元”,该年书帐中亦有相应的记载。这巾箱本《唐三藏取经诗话》,罗振玉1916年影印,该本有王国维(1877~1927)、罗振玉跋,均指为宋本,王跋特别指出该本卷末题“中瓦子张家”为临安张官人经史子集文籍铺。稍后影印的《取经记》鲁迅似未购得(遍查其书账未见),可能正因为如此,他借了一本加以钞录,以便研究。

鲁迅这份钞本的手迹现存,已影印收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四函第五册;可惜该函说明将此件与《唐宋传奇集》手稿等统统称为“鲁迅辑录、校订之稿”,措辞含混不确,事实上这里的《取经记》只是一个钞件,钞自罗振玉影印本《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并非鲁迅自行辑录、校订之稿。鲁迅严格按原件影钞,凡缺失之字,依原样留下空白;钞件之末将罗氏为影印本所写的跋文也一并录下(原无标点,系本文作者顾农拟加):

日本三浦将军所藏《唐三藏取经诗话》巾箱本,予既命工影写,颇惜其有佚叶。闻德富氏成篑堂文库中尚有别本,乃移书求观。书往不逾旬,苏峰翁果寄所藏本至。亟取以校巾箱本,称名虽异而实是一书。唯巾箱本分卷为上中下,此刻则署一二三为不同耳。且皆为高山寺旧藏,而此刊刻为精。书中“驚”字作“驚”(顾农按这里要把反文的最后一笔去掉,需新造一个字),“敬”字缺末笔,则此亦宋椠也。巾箱本佚三页,此则卷一佚少半,卷三全佚,不能取以补巾箱本,而巾箱本之讹脱可取此本补正之。因与巾箱本同付印,以广两君之惠于艺林。丙辰十月,永丰乡人罗振玉书于海东寓舍。

鲁迅钞录的时间估计在1918~1919年。他怀疑巾箱本《取经诗话》与成篑堂钞本《取经记》有可能都是元椠本,而结论是“未可知矣”。

等到德富苏峰的批评出来以后,鲁迅将该文译为中文并作出答辩。鲁迅在这篇题为《关于〈三藏取经记〉等》(后收入《华盖集续编》)的文章中写道,苏峰氏论定此二本为宋椠的理由,无非是三条:一、纸墨字体是宋,二、宋讳缺笔,三、罗振玉氏说是宋。鲁迅答复说,自己写《中国小说史略》时所用之书多通行之本,易得之书,“但《三藏法师取经记》及《诗话》两种,所见的却是罗氏影印本,纸墨虽新,而字体和缺笔是看得出的。那后面就有罗跋……我所谓‘世因以为宋刊’,即指罗跋而言。”鲁迅指出,缺笔避讳作为考订版本的一条线索固然不错,但不可绝对化,因为“前朝的缺笔字,因为故意或习惯,也可以沿至后一朝”,民国时期的遗老往往仍讳清讳,所以“不能据缺笔字便确定为某朝刻,尤其是当时视为无足重轻的小说和戏曲之类。”任何通例都有例外,一般原则一旦绝对化便可能产生很大的流弊,在学术研究中也是如此。

鲁迅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说自己仅仅是对该书的撰写和刊刻年代有所“疑”而已,并未作出什么论断,因此——

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证明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事:鲁迅疑是元刻,为元人作;今确是宋椠,故为宋人作。无论如何,苏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这滑稽剧,是未必能够开演的。

到三十年代初,鲁迅又作《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一文(后收入《二心集》),针对郑振铎(1898~1958)对自己不点名的批评,重申旧疑,同时提出考证古籍版本的三原则:不专以缺笔定时代,不专以地名定时代,也不仅仅依据文章的华朴巧拙来定时代。总之,“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他又补充一条线索说,曾经认为《取经诗话》是宋刊本的王国维,后来在《两浙古刊本考》中修正旧说,重订《诗话》为元椠本。

鲁迅关于《取经记》《取经诗话》的版本的旧疑究竟如何解决,至今似乎也还是一个问题——近人大抵认为确是宋椠,其文本写作的年代可能更早,有人甚至上推至晚唐五代。此事尚待进一步研讨——即使鲁迅对该书版本年代的怀疑可以注销,他讲的这几条原则,还是通达有道理的,对研究古代文史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而读他楷法工整的手钞本《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则又能深刻感受到他治学态度之严谨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