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简介

刘庆邦，男，1951年生于河南沈丘，当过农民和矿工。现为北京作协驻会作家。主要作品有《走窑汉》《鞋》《梅妞放羊》。发表于本刊1997年第1期的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当选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短篇小说

这是作家刘庆邦叔辈系列小说的第一篇，写的是当过国民党兵后来逃往台湾的大叔。海峡两岸隔绝三十余年，大叔一直杳无音讯。文革之后两岸关系回暖，大叔不仅来信，不久后还回乡探亲，让父母和亲人又惊又喜。大叔有生之年总共回大陆探亲三次，每次感觉都不一样，反差越来越大，为什么呢？

叶落桃园——叔辈的故事之一

文 / 刘庆邦

开篇的话

重凤昆启万，敦本庆家昌。这像是一句五言诗，我试图读出其中的诗意。可我读来读去，实在寻找不出诗意在哪里。我愿意承认，这每一个字都是好汉字，都像是挑粮食种子一样挑选出来的，粒粒结实饱满，掷地有声。可惜每个字都是孤立的，字与字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内在的联系，没有生发诗意。虽说每个字本身都有它的意思在，都可以单独阐释，但还是停留在说文解字意义上的意思，而不是诗歌的意思。还拿粮食作比，尽管每一粒粮食都是好粮食，如果没有融合，没有发酵，没有蒸煮，就不会变成酒浆。谁想从“粮食”中品出酒味儿，只能是徒劳。

那么，这些字是干什么用的呢？告诉朋友们吧，这是排列在我们《刘氏族谱》上的字，是我们刘氏家族的人起名字用的。一辈又一辈的人，都必须按照族谱规定的字严格执行，绝不允许有半点乱谱。除了我在开头写到过的十个字，后面以五言形式整整齐齐排列的还有不少字。我不知道这些字最早是谁挑选出来的、排列出来的。但我敢肯定，这些字的敲定，是有文化并对文字有深究的人干的。我还敢肯定，那个人就是我们刘家的先人。先人早已离我们而去，像仙人一样不可寻觅。但先人留下的这些字，不能不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心生敬畏，并有一些神圣感。

有心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了，我提到的十个字中，有一个庆字。对了，庆字是我名字中间的一个字，我属于庆字辈。从庆字辈往上数，就是本字辈、敦字辈、万字辈等。本字辈是我的父辈和叔叔辈，敦字辈是我的爷爷辈，万字辈就是我的太爷爷辈。在我的记忆里，我还很小的时候，村里万字辈的太爷爷已寥寥无几。仅存的几位，也是老态龙钟，朝不保夕。反正我从未见过我的亲太爷爷。敦字辈的虽说比万字辈的多一些，但也处于整体性的衰落期，行将退出村里的历史舞台。比如我爷爷弟兄四个，大爷和四爷早就死了，在我尚未出生时就死了。我爷爷呢，在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也死了。只剩下一个三爷。三爷也是满头白发，进入老境，只能做一些在生产队的场院里看场院的轻活儿。此时村里的中坚力量是本字辈的叔叔们。我粗略算了一下，属于刘姓本家的叔叔们大约有一百多位。在那个阶段，村里到处都是他们强壮的身影，粗喉咙大嗓的声音，还有旺盛的雄性气息。不仅犁地耙地、摇耧撒种、放磙扬场等一应庄稼活儿由他们承担，连生产队的大队长、小队长、会计、记工员，包括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等，都由叔叔辈包揽。如我之辈的庆字辈，还远远排不上队。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说法，我们庆字辈那时还没有形成波浪，对本字辈的叔叔们还起不到任何助澜作用，而叔叔们的波浪正在滚滚向前的浪头上，的确把他们敦字辈的前浪推得够呛。可以说，在当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旗帜下，在整个公社化、集体化时期，我的叔叔们在村里都是主导性的力量。如果说本是根本的话，那个时期我们刘楼村的历史根本上都是他们创造的。如果说本是一本书的话，书本里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都是那些叔叔们。

四十多年来，我已经写了不少小说，在小说中也刻画了众多人物。每个人的生命有限，经历有限，写作资源也有限。有时我觉得，自己的写作资源已经使用得差不多了，好像没什么可写的了。有一天蓦然回首，我竟然发现，那么多的叔叔，我一个都没有写过。真的，有的叔叔我可能在作品中偶尔提到过，但都是一些陪衬性的边边角角，从没有把写作的焦点对准其中任何一个叔叔，没有把其单独请出来，当成一个主要人物来写。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字辈的那一辈人中，我父亲是第一个出生，排在打头的位置。其后陆续出生的本字辈的人，都是我父亲的堂弟。也就是说，所有的本字辈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我的伯伯，统统是我的叔叔。为了把众多的叔叔相区别，在叫某个叔叔的时候，我往往要按他们的排行叫，或连他们的名字一起叫，比如本成叔、本生叔、本功叔等。

叶生叶落，月圆月缺；四季更迭，生命更替。在我们看来也就是一转眼的工夫，叔叔们开始走下坡路，一个接一个走到地平线下面去了。我几乎每年都会听到村里的堂弟们向我报告，说哪个叔叔走了，哪个叔叔也走了。他们走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从村里走到村外，最终走到坟地里去了。地上鼓起一个个圆圆的坟包，上面安着一个圆锥形的坟头，坟包代表着他们的身，坟头代表着他们的头，每个叔叔都成了一成不变的“胖叔叔”。

不用说，我们村的时代，目前进入了由庆字辈的哥哥和弟弟们当家主事的时代。庆字辈的弟兄们表现得不是很好，除了少数人在村里留守，大多数都选择了逃离。不要说别人，我自己就是较早的逃离者之一。不过，只有脱离了村庄，我才有了故乡的概念，成了有故乡的人。同时，离开故乡我才知道，故乡是我们的根，人虽离开了故乡，根还留在那里。一如每个人都不能擅自改变自己的梦境，故乡还是最让我梦绕魂牵的地方。因此，每年清明节前夕，我都要回老家看一看。在墓园里扫墓烧纸的时候，大姐、二姐会把周边隆起的新坟指给我看，说东边的那座坟里埋的是哪位叔叔，西边的那座坟里埋的又是哪位叔叔。不管大姐、二姐指给我看哪个叔叔的坟，我都会马上想起那个叔叔生前的样子。恍惚之中，我似乎看见有的叔叔在坟中站起身来，在跟我打招呼。我还仿佛听见有的叔叔在对我说：听说你这孩子不是会写点东西嘛，你怎么不写写我们呢？

好吧好吧，我现在就着手写你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本书，都值得书写。可村里那么多叔叔，我不可能把每个叔叔都写到。我要挑故事比较多、有代表性的叔叔写，或者说挑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叔叔写。我所写到的叔叔，难免会有一些对逝者怀念的意思，但我不打算为任何一位叔叔立传，更不会为任何一位叔叔歌功颂德。我想通过叔叔们，写出人生的苦辣酸甜，写出人性的丰富和复杂，写出个体生命起伏跌宕的轨迹，写出艰难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命运感，并写出时代打在他们心灵上的深深的烙印。有写得不好、不对和对叔叔有冒犯的地方，请叔叔们不要生气，一定要谅解你们的侄子啊！

有评论家朋友知道了我要写关于叔叔们的系列小说故事，说我的小说写到这个份儿上，胡写都可以。这话让我吃惊不小，胡写？什么叫胡写？怎么才算胡写？这个我得想想，我得好好想想。我想，所谓胡写，是不是希望我放开想象，打破小说原有的规矩，突破小说原有的界限，写得新颖一些，给读者一些陌生感呢？我还想，朋友的话后面也许还有话，话后面的话，是不是嫌我以前的小说写得过于保守，过于老实，过于循规蹈矩，写的小说太像小说呢？我怎么办？要不咱也玩一把玄的，弄一把疯魔，胡写一下试试？我想来想去，不行呀，那一套咱不会呀，玩不来呀！我的体会是，每个人的写作，是跟这个人的天性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由天性决定的，怎么写，不怎么写，一出手就决定了，想改变是很难的。勉强改变，有可能会失去天性，同时失去自我。算了，饶了我吧，我真的不会胡写，请允许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写吧！

加上我这次写的对象都是我的叔叔、我的长辈、我们同宗同族，血脉相连，我对他们是尊重的。我写了他们，已经过世的，有可能会在天上注视着我；尚未过世的，会在人间关注着我，我应该写得小心翼翼，更加严谨，更加诚实，怎么敢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呢？

好了，开篇的话已经说得不少了，下面开始讲第一位叔叔的故事。

这个叔叔，我叫他大叔，他是我三爷的大儿子。

从小到大，直到十九岁外出到煤矿参加工作，我从没有见过这位大叔。别说见了，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好像这位大叔压根儿就不存在。三爷有三个儿子，我只见过他的二儿子和三儿子。我目睹过三爷的二儿子娶新媳妇儿，也目睹过三爷的三儿子娶新媳妇儿。他们娶的新媳妇儿脸上都搽了粉，都穿了新衣服和绣花鞋，的确很新的样子。他们结婚后，仍和我们家住在同一个大院子里。三爷、三奶奶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两房儿媳妇住在坐东朝西的四间草顶房子里，我站在我们家坐北朝南的堂屋门口，就可以看到他们的门口。有时关起门来，我都能听见叔叔和婶子吵架的声音。在那段不算短的时间里，我误以为三爷只有两个儿子，我擅自把他的两个儿子的排位上移，把老二排到了老大的位置，把老三排到了老二的位置。记得有时我把二叔喊成了大叔，把三叔喊成了二叔，他们并没有纠正我。三爷和三奶奶还有一个大儿子，作为父母，他们肯定不会忘记，但他们表面上像是忘记了，因为我从未听到过他们提起大儿子的事。我母亲记忆力极好，她应该记得三爷还有一个大儿子，在对我们讲过去的事情时，母亲像是故意回避着什么，也只字不提三爷家大儿子的事。

这是为什么呢？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原来大叔十九岁外出当兵，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上了一个小军官。淮海战役之后，他在死人无数的战场上捡回一条命，跟随溃逃的国民党军队，跑到台湾岛上去了。他一到台湾，就与家人中断了联系，一中断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对大叔来说是漫长的，他时常隔着大海，向着大陆家乡的方向眺望。但天茫茫，海茫茫，他什么都看不到。他和家里亲人的隔断，像是生死之隔，阴阳之隔。要打通隔离，恐怕像打通生死和阴阳一样难。

按我们村大多数人的估计，大叔凶多吉少，十有八九是死在战场上了。乱飞的枪子儿又不长眼，谁碰上枪子儿都得死。既然大叔当的是国民党的兵，既然国民党是战败方，大叔死了就算了，别提他了。除了大叔，我们村还有一个姓范的年轻人，他也是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兵，也是大战之后生死不明，音信全无。三十多年后，大叔总算和家里亲人联系上了，总算又回到了故乡，可那个姓范的年轻人至今如灰飞烟灭，一点儿信息都没有。

我们老家离淮海战役的战场不是很远，我三爷就当过淮海战役的支前民工。他推着一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前线为解放军送过粮食。事情就是这样有意思，三爷明知他的大儿子是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服役，也明知解放军打的是他的大儿子所在的部队，他却心甘情愿地去给解放军的部队送粮食。国民党的军队之所以失败、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之所以胜利，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小小的原因。你想啊，连当爹的都不向着儿子了，儿子哪有不失败的道理呢！三爷知道，国民党的军队战败后，在战场上的雪地里丢下很多尸体，根本来不及收拾就跑了。直到第二年的春天雪化、尸化时，哪里有腐化的尸体，哪里的麦苗就长得旺一些、高一些。三爷难免联想起他的儿子，他估计自己儿子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但他还抱有侥幸心理和一线希望，暗想自己的儿子也许还活着，也许跑到台湾去了。在这方面，三奶奶堪称一个有执念的人，她坚定地认为，她的大儿子还活着。她的理由很简单，人在世上行走，只要没得到具体的、确切的、不好的消息，就说明她的大儿子还在人世上活着，她不会掉泪，不会放弃对大儿子的思念。

老两口对大儿子的思念和念叨，只能在家里，或在夜间，都是在私下里进行，白天当着别人的面，他们守口如瓶，从来不提大儿子。哪怕三奶奶是在私下里念叨大儿子，三爷也顿时有所警惕，好像怕隔墙有耳的耳听去似的。解放后，三爷家被划成贫农成分，三爷当上了贫协会的成员。在斗地主、分田地的时候，三爷表现得相当积极。听我母亲讲过，在批斗一个刘姓万字辈的地主时，因地主个子高，三爷个子低，三爷跳起脚来才能抽到地主的嘴巴子。三爷当然清楚，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阶级敌人除了地主富农，后来还增加了反坏右。反是反动分子，或反革命分子；坏是坏蛋分子；右是右派分子。按上面划定的标准衡量，如果三爷的大儿子还活着，而且是在台湾，当是黑五类之一的反动分子。而三爷家呢，当是反动分子的家属，简称反属。天哪，那可不行，万万不行！那不是从革命的骨干变成革命的对象了嘛！三爷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两个字，不提。五年不提，十年不提，二十年不提，在人前关于大儿子的事半个字都不提。世上人来人去，如果一个人老不被人提及，时间一长，这个人就被淡忘了、遗忘了，跟消失了差不多，跟从来没存在过差不多。应该说三爷的不提取得了应有的效果。拿我来说，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大叔的存在。我母亲跟三爷的想法是一样的，她也是害怕家庭社会关系中多出一个反动分子来。在类似的事情上，我们的母亲已饱受折磨，变得格外敏感。这是因为，我父亲就在冯玉祥部下当过国民党的军官。虽说我父亲在抗战胜利之后就退伍还乡，并在1960年去世，但他还是被人说成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以致使他的子女受到株连，受到歧视。我初中毕业后，曾两次积极报名要求参军。体检是合格了，一政审就把我刷了下来。

大叔第一次从台湾往家里写信是1979年，从他1949年离开大陆，时间整整过去了三十年。如果他离开大陆时还是一个青年的话，三十年后他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三十年的一万多个日日夜夜，大叔不会忘记他的家乡，不会忘记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也不会忘记对大陆动态的关注。大叔定是从台湾的新闻报道中注意到了，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陆把地主富农的帽子都摘掉了，每个人都是国家公民，处在平等的位置。大陆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调子上开始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并向台湾同胞发出召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叔试探性地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后来大叔回忆说，为了写这第一封信，他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眼泪不知打湿了多少信纸。算起来，他的父亲母亲都七十多岁了，他不知父母还是不是在世。一般来说，农村人的岁数能超过七十就算不错，能活过八十岁的不是很多。他担心这一辈子恐怕不一定能见到父母了。一想到这里，他就禁不住流下泪来。当时台湾和大陆还不通邮，大叔把信寄给在香港九龙的朋友，由朋友转寄到大陆的河南省沈丘县刘庄店镇南面三里的刘楼村。在信封上，收信人大叔没写三爷的名字，写的是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刘本德。我们村还有一个叫刘本德的，他是刚刚摘帽的地主家的儿子。队长从大队里把信捎回后，就交给了村里的刘本德。村里的刘本德确有一个舅舅在香港居住，他以为是舅舅给他寄的信。他拆开信，找识字的人把信念来念去，信上的话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于是，他把信退还给了队长。既然信已经拆开了，队长就把信交给一个在村里教小学的老师，让老师在吃饭场里把信念一念，看看这封信跟村里人到底有没有关系。老师念信时，三爷也在饭场里吃饭。三爷对这封信并没有很注意听，他不会想到会有人给他写信。但是，当他无意中听到写信人自我介绍说：我的大名叫刘本德，我的小名叫天增。天增？三爷听到天增二字，如在晴天里听到天边传过来的一声雷，他一下子愣住了。同时他的手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手里的饭碗差点儿掉在地上。他对念信的老师说：你再念一遍，他是说他叫天增吗？老师把那段话又念了一遍，确认写信人的小名是叫天增，老师说，天是天地的天，增是增加的增。三爷的眼圈儿顿时有些发红，说话也有些喃喃，他说：天增是我的大儿子啊！又说：天增你这孩子，你真的还活着吗？

快，快把信念给他娘听听！三爷让老师拿着信跟他一块儿回家去了。

三奶奶生了病，正在床上躺着。听老师念了信，特别是听大叔在信里写道：娘啊，儿不能在娘跟前尽孝，都是儿的不孝啊！三奶奶一下子哭了起来。她还像儿子小时候叫儿子的小名一样，说：增儿啊，增儿啊，你真是小增儿吗？

老师是本字辈，他劝三奶奶说：三大娘，大哥有信儿了，这是天大的喜事，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三奶奶不哭了，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她说：我早就知道，俺大儿不会死。他娘还没死呢，他怎么能死！他不回来，我就不死！

大叔的信，在村里产生的效应是轰动性的，一时间，全村的家家户户都在谈论这件事。要是搁前几年，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出这样的事情可不得了，一定会被村干部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把大叔视为阶级敌人、反动分子，并把大叔的来信与蒋介石反攻大陆联系起来看待。说不定村干部还会把这件事向公社革命委员会汇报，还说不定革命委员会要派人对信件和三爷三奶奶进行审查。然而，山不转水转，三十年河东转河西，随着风向的转变，人们的看法像被新风荡涤过一样，很快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村里人没有再如临大敌，只是有些惊奇，原来村里还有这么一个本字辈的人，三十年没有一点信儿，现在终于有了信儿。村里年轻人说，以前没听三爷三奶奶说过他们还有一个大儿子呀，两个老人的嘴可真够严的。村里人估计，名字叫刘本德的大叔既然还活着，一定是在台湾做了官，发了财，混出了人样儿。当时生产队还没有解散，土地还没有分田到户，打工的潮流还没有兴起，人们还都在村里待着。听到大叔来信的消息后，人们纷纷到三爷三奶奶家里去了，好像大叔已经从台湾回来了一样，他们要看看大叔长什么样。来到三爷三奶奶家里，他们要求看信，要求把信的内容听一听。看到了大叔的信，他们像是看到了大叔一样。喜事让三奶奶的精神好了不少，她不在床上躺着了，要求吃饭，要求吃药，说一定要等到他的大儿子回来，跟他的大儿子见上一面。接着，三爷三奶奶就把已经分开家的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开始商量给大叔写回信的事。商量的结果，一是告诉大叔，他的爹娘都还活着，全家人都很好。二是希望大叔能赶快回来与家人团聚。三爷的二儿子也是读过初中的人，这封回信本应由他来写，但他不敢写，他说他现在是提笔忘字，写不成句儿。他又说，台湾使用的是繁体字，他不会写繁体字。家书抵万金，给大叔回信的事事关重大，没办法，三爷只好请那位念信的老师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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