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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树分国槐与洋槐。国槐花籽可入药，能治风症。吾家曾养一猪，因去势而染破伤风，牙关紧咬，身体僵直，平躺在地，不能站立。兽医云，必死无疑。吾母曰：死猪当成活猪医吧。遂将槐米灸末，混以米汤，用兽用针管自嘴角灌之，半月后竟愈。之后此猪狂吃疯长，邻人曰，其报恩也。

数十年后，我爬上北海公园白塔所在之小山，下山时，见山路两侧，全是粗大的国槐，槐花半谢，槐米累累。一老人正在采摘槐米，曰：半花半米，正是最佳采摘时。吾问老人采此何用，老人曰：晒干，炙粉，蘸煮鸡蛋，日食两枚，可轻身健体。

 

这篇题为《槐米》的闪小说，是《上海文学》2019年第1期发表的12篇《一斗阁笔记》中的一篇，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新作。

所谓“闪小说”，源于英文的Flash Fiction，以古希腊的伊索为宗，限定在600字以内，文体形式灵活。但严格来说，此篇更近中国传统的笔记小说，而非闪小说。

莫言创作有两个源头，其一先锋小说，其二是传统笔记小说。只是人们更多关注前者，较少关注后者。以《槐米》为例，上半偏魔幻，下半写实，彼此对应，含有强烈的反讽意味。这种以猪喻人的“恶毒”写法，莫言在长篇中也经常采用，却一再被误读为“粗俗”。

上世纪90年代初，莫言曾参加《北京晚报》“一分钟小说”大赛，仅得三等奖，低于许多业余作家。可见，莫言作为传统笔记小说继承者这一身份，尚未得到读者们的认可。从《一斗阁笔记》中，可读出一个更全面的莫言。

“笔记小说”本是一个误会

笔记小说始于魏晋，其定义为“一种笔记式的短篇故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故事不等于小说，小说是由情节构成的。故事与情节的区别在于：故事是框架，情节是具体的发展变化过程。

爱·摩·福斯坦在《小说艺术面面观》中，有一个精彩的比喻：如“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去”，便是故事，而“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伤心而死”，则是情节。

区分故事与情节的价值在于，故事是有限的，万变不离其宗，而情节是无限的，可以不断出新。作家的才华体现在情节上，而不是故事上。

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笔记小说往往只有故事，却为何被称作小说？

笔记小说是近代才产生的概念。据袁文春先生辨析，1903年9月，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上首开“笔记小说”专栏；1912年，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笔记小说大观》丛书，使“笔记小说”这一概念被大众接受。

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

可见，将“笔记”与“小说”强行联合起来，本是一个误会，是用西方语境硬套中国传统。其尴尬在于：《梦溪笔谈》《容斋随笔》《日知录》《二十二史箚记》等，也被算成笔记小说。事实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反情节”倾向。即使是在那些有情节的古代笔记小说中，作家也在千方百计表明，并无虚构成分。

如《聊斋志异》，蒲松龄常以“异氏史”的面目现身，实为模仿《史记》中的“太史公”，表明所写皆为纪实。即使如此，仍遭纪晓岚批评。据盛时彦在《姑妄听之》跋语中转述纪晓岚的话：“《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今燕昵之词，媒押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

莫言自认为是“讲故事的”

笔记小说定义模糊，却意外地为“新笔记小说”降生提供了空间。

最早的“新笔记小说”应属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它融入了西方小说的技巧，非常重视情节，但它的精神依然是笔记式的。

其一，真正出彩的是细节，而非主题。如“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乃至嫦娥大声抱怨“又是乌鸦肉的炸酱面，又是乌鸦肉的炸酱面！你去问问去，谁家是一年到头只吃乌鸦肉的炸酱面的”，均体现出传统文学重“写意”的风格。

其二，结构松散，任性而为。为讽刺顾颉刚，在《理水》中特意添入“鸟头先生”，说他一着急便鼻头发红，这与鲁迅在日记、私信中称顾为“鼻”“红鼻”“鼻公”，乃至“朱山根”，实为同调。受霍邱帮影响，鲁迅对高长虹产生误会，便在《奔月》中加入许多嘲讽的话。

鲁迅开启“新笔记小说”，因他意识到：现代小说是舶来的传统，难与当时的中国文化融合。

现代小说离不开现代都市，可在上世纪上半叶，绝大多数国人并无现代都市的生活体验，他们更习惯于“故事思维”，而非“情节思维”。恪守小说创作原则，将难以发挥其“匕首与投枪”的作用，不得不向传统妥协。

“新笔记小说”在美学上可贯通中西，但也出现了“油滑”的问题，所以鲁迅先生很快便脱离了《故事新编》式写作，但“新笔记小说”却从此发扬光大。孙犁的《芸斋小说》、汪曾祺的《故乡人》、贾平凹的《太白山记》、林斤澜的《矮凳桥小品》、阿城的《遍地风流》等，均属佳作。

莫言一直看重“新笔记小说”写作。据学者喻晓薇钩沉，早在1984年，莫言便发表了《金翅鲤鱼》，1985—1986年，莫言因先锋小说一举成名，但同时也推出了《五个饽饽》《大风》《草鞋窨子》等“新笔记小说”，此后又有《地道》《辫子》《飞鸟》《井台》等。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莫言认为蒲松龄对自己的影响大于福克纳、马尔克斯等。甚至在身份认同上，莫言也曾多次强调，他只是“讲故事”的。

在先锋性与传统性之间舞蹈

“新笔记小说”接续了涉笔成趣、言简意赅、意在言外的传统。

在现代小说评价体系中，传统意义上的“文笔好”已难成立，远不如情节控制能力、深入能力、节奏感等重要。如以后者为标准，则韩寒的小说很难及格，而《平凡的世界》等亦存“硬伤”，但相关作品因触及时代的真问题，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那么，该如何评判当代小说的优劣呢？

“新笔记小说”接纳了“文笔好”这一传统评判标准，最大化地消解了这种对立。

尤为重要的是，随着生活日渐多元化，“文学共和国”正在崩溃，“情节为王”已成过去。在今天，世界各国的小说读者都在从“读情节”转向“读故事”，则“新笔记小说”也为小说突围提供了机会。

在《一斗阁笔记》中，莫言仍保持了先锋性的一面。

比如《真牛》，一头牛因身材魁梧，被赞为“牛中伟丈夫”，可买回去后却拒绝劳动，生产队只好转卖，到集市后，收税员笑称：“伙计，您又来了呵。”牛说：“伙计，不该说的莫说，拜托了呵。”

再如《葱管》，兄弟二人发现一甜水井，哥哥下井，用葱管取水给弟弟喝，最后哥哥在井中畅游，摸到一把古刀，上刻“葱管”二字。兄弟愕然，多年后始悟：这把刀曾为一名叫管葱的人所有，未必是上天预知葱管送水。

这种“半魔幻”的写法藏在“志怪”传统背后，颇有平易近人之感。

在文本实验之外，《一斗阁笔记》也不乏传统笔记小说中志人、记言的特色。

如《踩鱼》，讲述了孤儿皮囤的故事，他饱受悍嫂欺凌，因在斗殴中救了后者，使其被感化。皮囤工于踩鱼，曾一中午踩获80条，他的诀窍无非是：“左脚撵了右脚踩，右脚撵了左脚踩。”

再如《虎疤》，一人面上有疤，自称被虎所伤。公社时代，常怀不满，称：“老子堂堂打虎英雄，竟然落魄到如此地步啊……”公社解体后，此人转卖虎骨酒、虎鞭酒，有人质疑，他必指脸为证。

《深巷》则讲述了友人在县城开咖啡馆，莫言为之题字，一日前去，发现堂中悬挂署名莫言的大幅书法作品，写得极好。莫言问是怎么回事，对方回答说：“替你扬名呢！”

这些小说接续了汉语的传统思维方式，通过内敛、节制、含蓄的叙事，传达出启蒙、反省与理性的现代内容，表达了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

“新笔记小说”能成为未来趋势吗

“新笔记小说”更具民族特色、更贴近读者，但读者提起莫言时，很少会想到他的相关创作。在当代经典中，亦难见“新笔记小说”的影子。这说明：“新笔记小说”很难成为文学发展的趋势。

一方面，“新笔记小说”体例过于松散，无法传达更精致的思考。

另一方面，“新笔记小说”堂庑偏小，只能围绕“趣味”展开，而趣味本是表达维艰时代的避难所，相延成为传统，不论如何精致，终不免“油滑”的魔咒。

“新笔记小说”努力接续传统，以为这样就能迎合读者，可现代社会构成毕竟不同，它刺激人们产生了新的需要。在今天，“传统一下”这样低级的解决方案未必有效。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指出：人从自身中创造出语言，并通过同一种行为，把自己舒服在语言中。换言之，语言就是世界观，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创造怎样的语言。

汉语经过漫长的历史积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优势，但无需讳言，它在严谨性、准确性上存有短板，而这些短板会给思想以误导，养成缺乏科学精神、不重视实证、缺乏逻辑、论人与论事不分等不良习惯。

“新笔记小说”尚无法在根本上弥补传统汉语造成的思想误区，且目前的相关创作只能归于“伪笔记小说”，毕竟当代作家的传统文化修养、文字能力等远不及前人，勉强为之，不免“拿着肉麻当有趣”“虚张声势”之弊，这或者也是“新笔记小说”难成气候的一个原因。

无需忽略“新笔记小说”，也无需太重视它。万事皆有其季节，不如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