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84年我大学毕业时刚刚20岁。本来我是分配到铁道部机关工作，8月去报到时，人事部门的一个阿姨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年轻人要到基层去锻炼，待在部里学不到什么。然后就给我开了一张派遣单，让我到保定一个职工中专去当教师锻炼一年。

1984年的保定还像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街景一样，整座城市就是灰墙土瓦土砖的巷子和土围子。有一个古老的直隶总督府象征着当年这个城市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军政地位。一个古莲花池公园和公园里一墙的碑刻，显示了这个城市曾经有过的文化氛围。

我教书的学校在五七路上。是两栋新建了没有几年的二层砖楼，一个红砖围起来的院子，院子四周种了一圈杨树。东边是一所铁路小学，再往东有一个百花市场，还有一个百花电影院。学校东边属于保定比较繁华的地方，学校西边就是荒地了。

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北京人，戴着黑框眼镜，人瘦得像用报纸糊出来的，轻飘飘的。校长说，漆老师啊，我看了你的简历，你是学校最年轻的老师，也是恢复高考后派到学校来的唯一一个大学毕业生，你给学校会带来新气象啊。我们这些学生不是一般的学生，都是铁道部工程局下面的工段长、青年突击队队长，挑上来的都是优秀骨干，你好好教他们。然后教导主任给我一本教学提纲，校长说，我们今天都去听听漆老师的课吧。

我跟着校长教导主任往教室走，顺手翻了一下提纲，类似高中学生的语文课内容。我要教的学生大概在二十五岁到四十几岁。我进教室就在黑板上写了《岳阳楼记》。从中学到现在，《岳阳楼记》我倒背如流，所以那天我的课应该是讲得特别好，下课时学生还给我鼓掌。校长过来握着我的手说，这么年轻，讲得这么好，有前途啊有前途。

学校给我配分了一间单独的宿舍，在办公楼的二层。我的宿舍旁边是其他几位老师的宿舍，都是那些年下放下乡到外地如今想回北京又回不去，暂时在这个学校教书的老师，校长也住在我们旁边。接下来我的生活就是教这些比我大的学生，一天三顿饭和这些老师学生一起在学校食堂吃。周末有时会回北京，去王府井的书店，朝内大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买几本自己喜欢读的文学书籍，然后又回到保定的学校。

我的课基本都是上午，讲课的时候围墙东边那所小学经常会上英语课。秋天教室里都开着窗户，常听见那个小学的英语老师用浓重的保定口音在领着孩子们大声念英语：this is pencil (盆搜儿，后面带着拐弯并上挑的腔调)。下了课，走出教室，我经常漫无目的地走出学校，不知道该去哪里、该干什么。

学校传达室看大门的曹师傅，看上去六十多岁，其实应该是五十七八岁吧。他的肩膀上总是坐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这个孩子明明可以走路走得很好了，但总是骑在曹师傅肩膀上。我问曹师傅，这是您孙子呀？曹师傅说，是我儿子。后来跟曹师傅熟悉了，他告诉我，他跟老伴结婚快三十年了也没有孩子，领养了一个儿子，都二十多岁了，就是在市医院的妇产科抱回家的。前几年老伴不舒服，整天吐，后来肚子也一天天大了，保定这边医院检查不出来是啥病，说长了瘤子，让到北京看去。我老伴跟我哭，就像去了北京就回不来了似的。到了北京一查，是怀孕了，说都六七个月了，回来就生了这个鳖犊子。

学校大门外面有烤红薯的、卖柿子的，还有一个小人书书摊，书摊边上支个小牌子，写着“一毛钱看两个小时”，书摊边上放了几个小马扎。我走过去坐下开始翻那些小人书。《鸡毛信》，这是我小时候看过的，我又认认真真地重新翻这本小人书，看那些羊画得那么生动，一个一个羊尾巴就那么一个线条就勾出来了。

这时我看到墙根边上有一个老头，他在给人钉鞋跟儿。他应该是六十多岁，戴着套袖，腿上盖着一块帆布，身边是钉鞋的那种机器，锤子什么的。老头捧着一只鞋正在用刀割钉在鞋跟上的胶皮。那个年代我们穿的皮鞋都要把鞋跟儿钉一个胶皮垫儿，就是把废轮胎胶皮钉在鞋跟上，再用刀子把胶皮割得跟鞋跟一样大小。有时鞋跟坏了还可以重新换个跟。

“大爷，钉个胶皮垫多少钱？”我问他。

“钉胶皮垫女鞋五毛男鞋一块钱，换鞋跟两块五毛钱，换鞋底就看情况了。”

我也把鞋脱下来，让他给我钉一副胶皮垫，大爷说：“你的鞋跟都不一样高了，要削掉一截，找齐了，钉一副厚的胶皮了，五毛钱不够。”

我那时的工资是46元，那个时候很多的消费都是以分和毛算的，保定的雪花梨是五分钱一斤。“大爷，您就五毛钱吧，我没有发工资呢，没有钱。”“好吧，这次给你五毛钱算，下次不兴跟我讲价了。这要用一块厚皮子呢。”

鞋子钉好了。穿起来是感觉稳多了，很舒服呢。我高高兴兴地回学校食堂打饭。那天中午食堂吃的是饺子。我端着饭盒又走出校园来到小人书摊上坐下。

钉鞋的老头也在吃东西。他腿上的帆布上面又盖了一块花布，花布上面放了摊开的几个小草纸包，一包五香花生米，一包里面有几块保定那种驴肉焖子，还有一小包白糖。我很奇怪为什么还带白糖，跟花生米怎么吃呢？老头一只手捏着一粒葡萄，一只手拿了一个小扁平的白酒，只见老头用葡萄蘸一下白糖，用嘴嘬一口，咂摸一下嘴，喝一口白酒，葡萄还是那粒葡萄，没有什么变化，然后老头吃一粒花生米。这么重复着吃着喝着，那粒葡萄还是在他手里捏着，花生米下去十几粒吧，驴肉焖子没有动。

“大爷您白糖下酒啊？这是什么吃法呢？”我忍不住问他。

“我自己的吃法。白糖甜啊，酒不是辣嘛。”

“那您喝完酒吃啥饭呢？”

“烙饼。”老头又掏出一个纸包，里面是一块三角形的烙饼。保定的街上，到处都在烙饼，几乎所有的小饭馆卖的主食就是烩饼焖饼和炒饼，我也分不清这三种饼做法有什么区别。

“大爷，饼这么干，您不吃菜啊？”

“菜不好带，我吃焖子卷饼，好吃。”

“您怎么不回家吃饭啊？”我看着老头瞪着眼睛嚼着烙饼。

“回家也是我自个儿，家里没人，我自个儿。回家也是吃烙饼。”

“大爷，您吃几个饺子吧，我们食堂师傅自己包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我饭盒里的饺子往老头腿上的纸包里拨了一半。“饺子是热的，您吃几个饺子吧。”

老头很吃惊地望着我，连忙用手捂着饺子怕它们掉地上，嘴里连连说：“不要不要，我有吃的。”“大爷您吃吧，我们食堂里还有，不够吃我再去打点，没事的。您今天给我钉鞋还少要我两毛钱呢。”

老头用手捏着一个饺子举到嘴边，还是没有吃，仍然看着我。“吃吧大爷，咱俩一起吃。”我们俩开始吃饺子，老头把他纸包里的焖子给我一块：“这家卖的焖子最好吃，你尝尝。”

我就这样跟补鞋的大爷认识了。下了课只要没有什么活动，我经常会到那个小人书摊去翻翻小人书，或者自己带一本书坐在那里读。老头补他的鞋，他的客人也不少。到了中午，他还是一粒葡萄蘸白糖，喝着他的小酒，吃着花生米。我们学校食堂给的饭菜量都很大，我就端到老头那里去，分给他一半。老头后来就带了一个花碗，我把菜倒在他的碗里，他也热气腾腾地吃着菜就烙饼。

学校老师每天在办公室聊的都是他们的焦虑和烦恼，北京户口没有着落，两地分居何时了，等等。他们也在悄悄说着校长的事，我们校长被打成“反革命”，那么多年，终于平反回来了，妻子却无法忍受他肠癌手术后的生活，在跟他闹离婚，所以校长周末也不回北京。只有物理老师最近开心，她和丈夫曾经在牡丹江铁路局下面一个小车站干了二十年，丈夫后来考到北方交通大学读研究生，公派到美国留学，现在丈夫那边让她带孩子去美国陪读。记忆最深刻的是，她拎着两把菜刀来到办公室，说她丈夫嘱咐她务必带两把菜刀到美国去。

我那时对他们的话题毫无兴趣，我没有那么具体现实的目标和愿望，总觉得我的人生理想和目标在遥远的地方：“我一定要到海上去，去往那孤独的大海寂寞的天，而我想要的，只是一艘高高的船，一颗星星，引着它向前……”我被一种文学梦想迷惑着。

秋天过去了，天气开始冷起来。保定的街道上树木很少，风刮起一阵阵的黄土。我坐在那个马扎上读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的小说《啊，拓荒者》和《我的安东尼娅》，身心完全沉浸在书中。

“闺女，你这么坐久了要感冒的，起来动动。”补鞋的大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叫我“闺女”了。我站起来看着他熟练地在换一个鞋跟。

“大爷你手艺这么好啊，怎么学的呀？”

“这算什么，以前我家里有个皮鞋店，卖的皮鞋都是我自己做的。”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哎，不能提，解放前了。那会儿保定府，好多人找我做皮鞋呢。”

“那你解放后都干啥？”

“干啥？后来穿皮鞋的少了，我就上班去了，上了些年，就自己回家不干了，补鞋呗，啥鞋子都补，也给人做鞋。”

“那你怎么没有结婚成家呢？”

“哎，不能提，成过家，散了。”

转眼快到寒假了。我跟补鞋大爷说寒假我要回家看父母去。“大爷，天这么冷了，您别出来干活了。中午没有人给您带吃的，您不能老吃那个凉烙饼啊。”大爷抹了一下眼睛，说：“闺女，你回家吧，没事，我都是这么吃的，没事。自个儿待家里没意思。你几时回来呀？”“过了春节就回来了。”

第二天上午刚下课，传达室曹师傅就喊我：“漆老师，漆老师，过来，有你的东西！”我跑到传达室一看，一个大袋子，里面装了五只油纸包着的烧鸡，两大块熟驴肉，还有一口袋五香花生米。“谁给我的呀？”“门口那个补鞋的老头。”

我连忙跑出去，补鞋的大爷还在那里埋头钉鞋跟。“大爷，您买这么多东西给我干吗？我吃不了，花这么多钱，您要钉多少双鞋呀！”“拿回家给你爹妈吃去。马家老鸡铺烧鸡可好吃了。拿回家你爹妈过年尝尝。”“大爷，我去给您打饭，您等着啊。”“今天不打了，我吃驴肉火烧。回去吧，快回去收拾收拾回家啊。”

毕业后的第一个冬天回家探亲，我背着五只保定马家老鸡铺的烧鸡，两大块徐水驴肉和一口袋五香花生米，从保定到北京，从北京到哈尔滨，又辗转到家，那真是一次沉重的旅行。

过了春节学校开学后不久，校长叫我到他办公室。“漆老师啊，我听曹师傅说，你经常跟学校门口那个补鞋的老头来往，还打饭给他吃，曹师傅不放心让我提醒你一下。保定这些年还是乱，你一个女孩子又没有亲人在这里，交往人要小心啊。曹师傅说那个老头以前是四类分子。”我愣了一会儿，问校长什么是四类分子。校长说，地、富、反、坏、右吧。我说那不是五类吗？校长笑了，说我以前也是这五类里面的呢。我跟校长说，那个大爷没有家没有儿女，解放以前做皮鞋，现在补鞋，每天都在学校门口补鞋，我是看他天天吃烙饼，没有菜吃，就分点菜给他，没有什么交往。校长听了沉默一会儿说，去吧，没事了。

保定的春天来了，记忆中的五七路上，看不到花红也看不到柳绿，只有校园里那一圈杨树在慢慢发芽。

“闺女，你喜欢保定吗？”有天中午补鞋大爷问我。这个季节葡萄没有了，大爷就用一截儿大葱白蘸白糖嘬，这又是新吃法。

“不喜欢。”那几天我正好遇到了伤心的事。

“保定挺好的。买个房子，找个女婿，你就在保定安家过日子。当老师教书多好的活啊。”

“再过几个月，这学期结束，我就回北京啦，不回来了。”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告诉补鞋大爷，我要回北京去。大爷钉鞋跟儿的锤子举在空中半天没有落下去，他的吃惊和难过一下子涨红在脸上。

“你不回来啦？”

“不回来了，我只在保定工作一年，七月份我就回北京了。”

“还以为你就在这个学校一直教书……”

“不是的，大爷，我的户口在北京，我回去就不当老师了。”

“呜——”的一声，大爷扔下手里的鞋子和锤子，就哭了。我被他吓了一跳：“你怎么了？怎么了？”“你不回来了！”他哭得像孩子一样。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出校门，怕遇到补鞋大爷。有几次我还是惦记他，打饭过去给他吃，他都是拿碗盛了慢慢低头吃。没有什么话。

六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我在宿舍里，一个学生跑过来说，漆老师你快去看看吧，传达室那里在吵架呢，有个老头要进来找你，曹师傅不让他进来。我跑到大门口一看，正是补鞋的大爷，他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自行车后轮两边各挂着一个大筐子，他补鞋的工具都在里面，他推着车子使劲要进门。

“大爷，你找我吗？”

“闺女我找你说点事，你跟他说说，让我进去。”

“曹师傅，您让他进来吧，他是找我的。”

曹师傅还在那里嚷嚷：“怎么能让不三不四的人随便进来呢？他是什么单位的呢？”这时候校长过来说，曹师傅，让他进来吧，他是找漆老师的。

大爷推着他的车子进到学校，我让他把车子放在楼下，跟我到我的宿舍。

“闺女啊，我今天找你是跟你说说，你看啊，你要走了，就不回来了，呜——”大爷在我宿舍里哭开了。门口围着我的学生还有几个老师。校长过来说，都散了吧，没啥事。把我的门关上了。

大爷开始在怀里摸索，然后掏出几个存折。“闺女，这是我存的钱，八万多块钱，你拿去，你拿去！”他使劲往我手里塞，我吃惊得目瞪口呆。

“八……万！”我的天哪，我一个月挣46块钱，到了八月我的工资就涨到56块钱了，我最近还在想以后每个月多出来的10块钱该怎么花。八万是多少啊！小时候我们连里，有个孩子的爸爸，因为偷了连里发工资和春耕用的一万三千块钱，他的爸爸就被抓走了，后来被枪毙了，连里的孩子见到那个孩子就喊他一万三！八万，我的天啊！

“大爷，你怎么有这么多钱？钱是哪里来的？”我使劲把存折往补鞋大爷手上推。

“闺女，别怕，钱是我挣的，我做皮鞋、补鞋子，做了四十几年啊，我没有花过钱，都存着了，是我自己的钱呢！”大爷把存折又使劲塞在我手上。

“大爷，你要干什么！”我把存折使劲摔在地上。

“闺女啊，我跟你说，我想了好久了，你要是不嫌弃我，就认我当个干爹吧，我认你当个闺女吧。你把这钱带回北京去，买个院子，找个女婿，成个家，你给我养个老，说个话，吃口热饭……”大爷蹲下捡存折，顺势就跪在地上了，摊着两只手看着我。

我的天！我又惊呆了。

我的未来过什么生活想都没有想呢，买院子过日子，而我的脑子里全都是诗呢。

“大爷，不行啊，我还不想过日子呢。”

“哪有不过日子的？我年轻那会儿就是不好好过日子才打单一辈子。要过日子啊闺女。”

“我还有父母呢，我还要养他们。”

“你拿着这些钱回去买院子，把你爹妈都接来，一起过。我能干活，有手艺，到了北京补鞋也能挣钱，你爹妈啥也不用干，咱们养着他们。”

我的天呢！

大爷又开始在怀里摸索，然后掏出两个金晃晃的东西。“闺女，戴上，戴上，”他开始拉我的胳膊，“我给你打的金镏子，戴上。”我睁了睁眼，看出那是一对金手镯。我使劲把胳膊甩开：“别拉我，我不要！把你的存折你的金、金镏子拿走！我不要！”

大爷举着两只金手镯呆呆地看着我。

“大爷，我不能认你，我回北京以后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也许我还要离开北京去大西北、去海南岛、去国外，我不知道。”说着我就哭开了。

补鞋大爷慢慢把存折捡起来，把金手镯也放回怀里了，在地上坐了一会儿，突然，他靠近我，脱了我的鞋，拿起我的脚。我吓得叫起来：“你要干吗？要干吗？”大爷从兜里掏出一个皮尺，拿着尺子量我的脚。“你干吗？”我发抖着问。大爷把我两只脚都量了，然后站起来说：“闺女，咱俩没有父女命，认不认都是命。闺女你别哭了，我回去了。”

补鞋大爷走了，皮尺一头攥在他手里，一头拖在地上。

过了两个星期，学期结束了。还有一天学校就放假了。那天早上，校长派了学校唯一的那辆吉普车，拉上我的行李送我去火车站。出了学校大门，五七路上还静悄悄的。吉普车开过百花影院，穿过百花桥的桥洞就到保定火车站了。托运了行李，我独自上了保定火车站的站台。

几个月前，在这个站台上，我曾经抱着站台的柱子伤心痛哭，看着火车载着那个也痛哭的男孩离去（从此过去了三十三年，我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联系过）。这次离开保定，以后我再也不会到保定，再也不想路过这个站台了。

我擦了一把泪水，准备上车。

“闺女！闺女啊！”突然传来熟悉的喊声，我回头看去，补鞋的大爷在站台上奔跑。

“闺女！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补鞋大爷一把拉着我的胳膊。我怔怔地看着他，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

“给你！”他塞给我一个布包袱。这又是什么？

“闺女，我给你做了一双皮鞋，你带回去穿吧。大爷没什么送给你了，鞋你收下吧。记着点大爷啊，有空回保定看看大爷啊。”

我抱着那双皮鞋哭成了泪人。

那是一双黑色牛皮方口扣带儿、鞋底上了明线的皮鞋，鞋跟儿是粗厚的牛筋底。鞋里面也是薄薄软软的皮子，我穿进去不大不小非常合脚。穿着这双鞋，我从保定回到北京，开始了人生新的生活。

两年后我调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做记者。有一次去府右街一个四合院采访作家刘绍棠。他跟我说，他现在这个七间房子的四合院，是八零年用政府平反补偿给他的稿费和工资，花五千元买下的房子。我那时才知道，补鞋大爷要给我的八万块钱是个什么概念。

保定，我一直没有回去，每次火车路过保定停在保定站台，我都会忍不住向外张望。

作者简介 漆剑荣，女，1963年12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宝清县八五三农场，祖籍四川。1980年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大学毕业后在铁道部工作，1987年后在中国青年杂志社从事编辑记者工作。2003年至今从事环保工作。